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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她笑了,笑容里闪动着让人留恋的东西。我心里酸酸的,想哭。安航揉着眼睛渐渐远去了。

  火车上的气氛并没有想象中的压抑,隔壁座位的一家三口在火车还没有启动的时候便开始吃喝起来,塞满食物的嘴里含糊不清的嬉笑着说着什么自认为有趣的事。同整个车厢的静寂和白色的口罩相比之下,他们显得格格不入,但更像旅游的轻松心情使我们难耐的压抑心情也缓解了几分。

  车开了两个小时后,他们吃完了东西,车厢里安静下来。越来越闷热的空气使得有人摘下了口罩,但始终没有人打破这沉静。直到检查体温的乘务医生到来,气氛才缓和下来,她的大方幽默使我们放松了紧绷得神经,从开始有人跃跃欲试的和旁边的人搭讪,发展到整个车厢沸腾起来仅仅用了几分钟而已。才知道大家都已经耐不住寂寞了,只是无人敢先出头罢了,没办法谁叫咱都是中国人呐。

  夜深了,车厢里的人都昏昏欲睡,歪歪斜斜地靠在座位上。大多数人仍旧捂着闷热的口罩,偶有几个胖子的口罩挂在一只耳朵上随火车的轻微颤动摇摆着。我给安航发着短信,把手机调到了震动,生怕吵了大家的好梦。

  正当我也朦朦胧胧的时候,忽然车厢里乱作一团,嘈杂声使我顿时清醒,才发现整个车厢的人都站了起来,向着车厢一头张望。我成了这场突变中反应最慢的人,连忙问身边的人出了什么事,他声音很轻但很有威慑力--咱车厢发现一个非典!我只听到"嗡"的一声,耳朵变失聪了,然后大脑像被海浪冲洗过的沙滩,干干净净,一片灰白。

  我环顾身边的乘友,脸上都写着两个字--惊慌!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整个车厢的人都要被隔离。

  乘务员走了进来,提高嗓音喊到:"大家别慌!不是非典!是心脏病!"

  如同狂热的球迷,在屏住呼吸,看着敌人前锋带球冲进我方禁区,起脚射门,却被我方守门员扑住。众人长吁一口气,轻松愉快的纷纷坐回去,在虚惊一场后继续胆战心惊的观看比赛。我后悔当初为何要买这张门票,痛苦的和时间挣扎。我甚至听到有人在小声祈祷,我没有像往常的不屑与窃笑,而是有了种莫名的感激。

  凌晨,零下十五度。

  我到达了哈尔滨,原本答应要来接我的朋友,一个都没有出现,陆续打电话告诉我一个理由:封校了,出不来。其实我从车站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可以看出这里并没有疫情,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戴口罩。

  我到了长途汽车站准备换车回家,原本热情拉客的司机和乘务员见我都显出了冷漠和避让,瞬间的迷惑使我马上意识到是口罩暴露了我的身份。我走到一个挂着通往我家牌子的车旁边,问什么时候发车,乘务员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眼睛定格在我手里的口罩上,问道:"从哪来啊?"

  "北京。"

  "北京的不拉!"干脆的口气,接着向我挥挥手,要我走开点。我刚想说他不能拒载时,他已经从我眼前蒸发了。我忍下火,发火不是聪明之举,对待这群家伙要有点手段才好。

  于是我把口罩摘下来塞进口袋里,向另一辆车走去,乘务员从车上下来,依旧的上下打量一番,然后问道:"从哪来啊?"

  "沈阳。"

  "上车吧。"

  "什么时候发车啊?"

  "马上就开了。"我上车等了一个小时后,车才启动。我对这种车的时间概念早已习惯,无论什么时候乘客询问发车时间,回答一律是:马上!

  路上经过了无数次的停车检查,我为了避免麻烦,就在体检表上的出发地一栏统统填的是:沈阳。

  安全到家,父母对我的归来很是惊喜。母亲把我身上的衣服换下来马上拿去洗了。我与父母聊了会儿天,便补充睡眠去了。本以为回家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结果刚刚睡着就被叫醒,是小区的特派卫生员和人民医院的一个大夫,来为我检查身体,并给我一张体检卡,让我每天要打电话汇报体温。

  我问电话费谁给报销?俩人没理我便匆匆离开了。

  我为医院的动作迅速感到惊诧,想起一句话:不论多么先进的通讯设备,也比不上某些民族的口头传递速度快。深刻体会到了它的现实意义,绝无夸张成分。

  航航,你还好吗?我怎么这么快就开始想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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