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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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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呸!就算你爸妈有退休工资,不指望他们寄钱养活,但作为儿女他们尽过什么职责呀!这些年你爸妈可都是我们在照应,他们从没管过倒还有脸皮回来刮地皮。偏你那老糊涂的爸妈,我们一起住着照应了他们那么久没给过我们一分钱,到头来却给了老大一家五万。” “这不是我哥要买房嘛!他说北京的房价越来越高,再不买就更买不起了。不只是哥跟爸妈张了嘴,嫂子还找她娘家要了三万呢。否则他们的积蓄不够首付款。” “哈,哈哈,”玉兰冷笑,“买不起房就别买呀。我说今年他们一家怎么不远万里巴巴地跑回家过年,敢情是要钱来了。你哥他们两口子以前在我面前多傲气呀,摆一付名牌大学毕业生的谱,嫌我书读得少没文化,跟我说话都不带正眼瞧人的。他们倒是有文化,怎么文化得回来榨父母的棺材本?有本事自己挣去。对了,那时你哥考上大学后不是说他会在北京努力发展,将来混好了就接父母过去享福嘛!父母享着他啥福了?到头来供他读完书不算还得掏钱帮他买房,他也好意思开这个口,我要是他我早买块豆腐一头撞死了。” 这场吵闹终结了李家春节期的喜庆气氛,玉兰大闹一场后收拾东西气咻咻回了娘家。并甩下话说年后她也准备去市里买套房子,长机这个乡下地方她早受够了。希望公婆一碗水端平,既然能为大儿子的房子问题贡献五万块,那么她这儿也不能少一分。否则就你不仁我不义,往后别怨她不管他们。 李伯伯两口子为此愁眉深锁,他们哪里还拿得出五万块钱呀!当了半辈子工人才从牙缝里省下了那么一点积蓄,想着大儿子有急用就义不容辞地给了。其中确实也有偏心的成分,毕竟大儿子一直是他们李家的骄傲。对小儿子是考虑得不多,小儿媳一发作,他们也实在无言以对。 一家子骨肉至亲,原本是难得聚了一个团圆年,谁知年后竟会闹得家不成家。到底是谁的错呢?秦昭昭起初觉得玉兰太不应该了,李伯伯他们自己的钱他们拥有全部支配权,想给谁就给谁,她有什么可闹的?闹得这个家都要散了。 女儿单纯的想法秦妈妈不由好笑:“你不懂事,知道什么呀!玉兰生气也是情有可原,两个老的一碗水没端平,就知道偏向北京的大儿子。换了你也得生气。” “我才不生气呢,不给我就算了。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痛,如果你还有一个姐姐或妹妹,我和你爸都更喜欢她,有什么好东西都留着给她不给你,你心里头能舒坦?” 这么换位思考一下,秦昭昭倒也有些理解玉兰的感受了,于是又开始觉得李剑两口子不对。 “李剑哥哥也在北京工作那么久了,怎么连买套房的首付都没存下来?还要回家找爸妈要钱,他们俩口子过日子一定很大手大脚。” “你小孩子知道什么呀!李剑在北京也就一个工薪族,过日子还能大手大脚。他女儿今年准备送幼儿园,听说一个月的托儿费最少也得七八百,我们这的托儿所最便宜的才一百块。你说这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多高。” 虽然在上海读大学的秦昭昭课余也常去打工赚钱,但她吃住都在学校,花钱的地方很少,所以对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了解并不多。听妈妈这么一说才知道北京居大不易。纵然李剑俩口子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在家乡人眼中都是有出息的孩子,却只光鲜在表面,他们混在北京其实很不容易。 如此说来,只能怪李伯伯两口子一碗水没端平了。但李伯伯他们又何其无辜?家里好不容易飞出一只金凤凰,飞去天子脚下的北京城落了地,却迟迟生不了根。在那座大城市,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才算是有了根。他们做父母的都送了儿子九十九程了,总不能最后一程不送了吧? 说来说去,这件事竟说不好到底是谁的错。秦昭昭觉得李家的人都有他们的难处,没有谁是存了心想让这个家散掉的坏人。如果实在要怪,只能怪一个“钱”字,都是钱闹的。 谭晓燕今年好不容易买到了火车票回家过年,是买的黄牛票。所谓的“手续费”竟比票价还贵二十块,翻了一倍都不止,让人哭笑不得。但她还是咬牙买了,只要能回家就行。 春节前夕的广州火车站一派兵荒马乱,仿佛战争时期的难民营。谭晓燕事先估计到了车站人山人海的场面,担心到时挤不上车,特意请了公司的两个男同事帮忙送她。果然,火车每节车厢进口处都挤得水泼不进,人人都想抢先上车,也不知抢这个先干吗?她好不容易才被两个同事推上了车,找到座位坐下后,过道上有个年轻姑娘焦急之极地挤过来找乘务员,说她的钱包刚才挤上车后不见了,里面有两千块钱还有身份证,能不能帮忙找找?。 乘务员一脸好笑:“这上哪找去?你自己也不小心一点。” 年轻姑娘嘤嘤地哭了。谭晓燕不胜同情地看着她。后来和秦昭昭说起这件事时,她也说那姑娘太不小心了,像她随身带的钱收得多小心啊。才不用钱包那样扎眼的东西,揣在身上很容易被人看出来。她穿一条背带牛仔裤,胸前有个大口袋,钱就全部塞在里面。胸前的口袋小偷是不好下手的,比放在裤兜里要安全得多。 谭晓燕买的是一趟加班车的票,开得慢极了,停停开开,开开停停,总要给正式班车让路。晚点晚了好几个钟头,到小城都已经后半夜了。一出站就有出租车司机来揽生意。离开故乡整整两年,她听到熟悉的乡音只觉亲切不已,刚要点头答应一位司机坐他的车。却听到更加熟悉的乡音在唤她:“晓燕,晓燕。” 一扭头,她就看见了她爸爸妈妈,又惊又喜。她明明叫他们别来接站的,因为一早就知道加班车肯定晚点,到站时间没个准点何苦让他们过来白等。 但她叮嘱归叮嘱,谭氏夫妇还是忍不住跑来了火车站。火车晚点就一直在外面等着,天寒地冻里等了几个钟头。女儿一走就是两年,做父母的心里不知多挂念。今年终于能回家过年,他们都希望早一点见到女儿。毕竟她在家的时间也不久,春节一过就得回深圳上班。早一分钟见到,就多一分钟相聚的时间。 “爸,妈——” 扔下行李箱,谭晓燕张开双臂朝着父母跑过去,一家三口兴高采烈地抱成一团。冬天的寒冷仿佛也悄悄褪去了。 谭晓燕在家里只住了几天,初六就得走。春节期间绝大多数单位放假都是初一到初七,初八恢复正常上班。所以初五初六的火车最是客流量高峰期,买票都得求爷爷告奶奶地托关系。她人还没到家时,谭妈妈就已经四处找人帮忙买火车票了,但春运的车票实在太紧俏,关系不硬根本买不到。最后找一个在火车站当保安的熟人领她进了站台,有去广州的火车靠站后,教她跑去卧铺车厢门前朝把守车门的乘务员手里塞一百块钱:“师傅您帮帮忙,让我上车再补票。” 乘务员飞快地把那一百块揣进口袋,让她上了车。 2002年春节,谭晓燕来回双程的火车票都多花了冤枉钱。黄牛票贩是明宰,乘务员是暗收。这是为了回家过上团圆年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2002年春运结束后,3月份谭晓燕看到《人民日报》的报道:今年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共发送旅客1.28亿人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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