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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慢慢用,都是我自己车的,不要钱。”

  刘全以前是一个小城市的车工,十八岁技校一毕业就进了工厂,已经有四年工龄了。他说多年后,计算他工龄的时候,也将只有四年,因为从现在起,他要在北京做一名鼓手。刘全的鼓龄已经十五年了,当初学鼓,是因为他比同龄人高一大截,胖好几圈,只有他能背起低音鼓,便被选入学校的鼓号队。开始刘全还不乐意,他觉得不能因为自己发育得好就得担负比同龄人重得多的担子,如果非要在学校里干点儿和音乐沾边的事儿,他宁愿参加民乐队,因为那样能轻省许多,书包里背把笛子就行了。音乐老师来做他的工作,说利益有两种,一种是个人利益,一种是集体利益,当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前者要服从于后者,只有这样才是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将来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还承诺为此将多给刘全三朵小红花。那时的刘全是个单纯的孩子,痛快地答应了老师,每天早出晚归,跟着鼓号队排练,承担起市长、外宾来学校视察时的迎宾工作,一敲就是四年。到了六年级,别的孩子开始长个儿了,刘全还那么高,也瘦了,成了同龄人中最瘦小的孩子,他问老师,这回该找别人背低音鼓了吧,但他的打鼓水平无人能及,老师说,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黄继光、董存瑞能为祖国牺牲,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母校背鼓?听到这里,刘全说,老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他瘦小的身影继续出现在鼓号队的最前排。后来,刘全上了初中,音乐老师是个摇滚迷,组织学生成立了一个乐队,让刘全打鼓,并教给刘全一些架子鼓技巧,初中毕业,乐队散了,刘全喜欢上摇滚。因为把别人看书的时间用来打鼓了,刘全的文化课全耽误了,中考完进了技校,继续学打鼓,三年后成为了一名车工,刘全仍不忘打鼓。很多人不知道厂长是谁,但都知道刘全,一说起他就是:噢,就是那个头发挺长、鼓打得不错的小车工。后来刘全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鼓手——全市会打鼓的也没几个人。可工厂里一年也用不上刘全打一次鼓,工友们觉得刘全在这儿无用武之地,就撺掇他去北京:到那儿你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恰好刘全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于是辞了职。当然,在离开车间前,刘全找了点儿木料,偷偷给自己车了一百副鼓槌,背着它们来了北京。刘全说,用坏了这些鼓槌,如果还在北京混不出来,他就回老家,做一个属于那里的人。

  认识刘全没过多久,刘全带来一个主唱,叫安威,南方人,刘全碰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地下通道抱着一把吉他,面前摆了一个纸箱,里面盛着零钱。刘全听他唱得不错,就上前攀谈,聊得很投机。最后,刘全说,你来给我们当主唱吧,安威说,没问题,你们那儿能睡觉吗,我今天刚到北京。

  安威打小就爱唱歌,六岁的时候进了当地的童声合唱团,大一点儿的时候又进了少年合唱团,邻居叔叔阿姨对他的评价是:这孩子唱歌真好听!这句话夸赞了他也限制了他,让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不能再干别的了,就得唱歌,初中毕业后考上本省艺校,连续两年在省里的歌唱比赛中拿了第一名。第三年,安威没有参加,他觉得继续比下去,依然会是第一名,但这样没有任何意义,他要去北京,那里才是真正唱歌的地方。父亲劝他说,宁当兵头,不当将尾,唱歌好的都在北京呢!安威不服,你们怎么知道我去了北京就只能当将尾啊,我要当将头,正因为唱得好的都在北京,所以我更得去。于是安威从小镇出发了,先坐了一段汽车,又换火车,最后到了北京。下了火车,安威看着北京站前穿梭的人流和车流,感慨起来:北京的人真多啊!可是这么多人,谁愿意听我唱歌呢?安威下定决心,忘记自己是省里的第一名,在这里,他要从零开始。

  以前演出的时候,都是何小兵和严宽轮流唱,两人虽然不跑调,但听不出来唱得有多好。如果他俩参加安威那个省的比赛的话,第一名肯定还是安威,他俩能不能入围都是个事儿。所以,当只听了安威唱了半首歌后,两人便热烈欢迎安威的加入。

  安威这时候也进门了,他是南方人,受不了北方村子的土气和习气,自己在村外租了一间学生公寓。公寓楼下是一条河,每天早上,安威都站在河边,冲着对岸“咿呀嘿吽”地喊上半个小时,据说有一天下雨,安威没喊,很多人忘了起床,上班都迟到了。

  安威以比职业歌手还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咸的,只吃辣椒。别人说你要是那么爱惜嗓子,辣椒也别吃了,安威说辣椒从小吃惯了,戒不掉。

  人齐了,开始排练。先排练晚上要演的歌,都是罗大佑、李宗盛、许巍等人专辑里的歌,去酒吧的客人,大部分爱听这种歌。排练这些歌无需投入太多激情,只要演奏的时候不出错就行了。然后又练了几首乐队的原创歌,没有哪个乐队不愿意唱自己的歌。但没有几个酒吧愿意让不出名的乐队成天唱他们自己的歌,所以要唱这些歌,得抓时机,气氛到了,有人要求,就唱,到不了,就拉倒。

  排练自己的歌,都热情高涨,屋里密不透风,四个人光着膀子,一身汗,后背亮晶晶的,严宽脱得只剩一条内裤,但脚上还穿着两只提得巨高的袜子。

  这个时刻,是四个人最快乐的时候,他们沉浸在音乐中,忘了兜里的钱快撑不到下个月了,意识不到自己的生存环境是艰难的,音乐一响,他们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排练完,四个人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带上设备,前往演出的酒吧。坐公交能节省五十块钱,但为了演出效果,还是打了一辆车。有一次演出,他们拎着琴和效果器,倒了三趟车,到了演出地点的时候,胳膊都没劲儿了,手直抖,和弦都按不动了,所以宁可多花点儿钱,也要保证演出状态。

  到了酒吧,试了音,何小兵他们第二个出场。这个酒吧新开业,为了招揽生意,找了三个风格迥异的乐队。

  天黑下来了,酒吧开始上人了。顾莉莉来了,一身性感打扮,在吧台前坐下。

  “这个你先拿着。”何小兵把装钱的信封给了顾莉莉,“这两年帮了我大忙了!”

  顾莉莉把信封放进包里:“用的时候你再说话。”

  “喝什么?”何小兵说,“怎么着我也得请你喝顿酒。”

  “你挣的那点儿演出费够吗?”顾莉莉看着桌上的价位牌笑着说。

  “那我也得请你,一码归一码。”何小兵说,“啤酒还是洋酒?”

  “就科罗娜吧!”

  何小兵叫服务员拿来半打儿科罗娜,跟顾莉莉碰了瓶,喝了一口:“我爸知道我退学的事儿了。”

  “那你怎么办?”顾莉莉说。

  “我妈今天要来北京,我关机了。”何小兵说,“估计她这会儿已经到了。”

  “你可够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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