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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我跟进屋,问:“不伤感了?”

  万紫气鼓鼓地说:“伤感个头啊?酝酿半天,被你一搅和,什么情绪都没有。”

  酝酿?大半夜的在露台上酿眼泪,真拿自己当绛珠仙草转世啊。

  这一趟怪诞的旅行把我体内的记者细胞激活过度,一猛子达到了娱乐记者的活跃程度。一回到莫斯科,我迅速上MSN找到韦铭,迫不及待地与他分享这两日的奇遇。我的叙述方式就像一个街头小报的碎嘴编辑。

  韦铭听完我绘声绘色的描述,说:“太像了,她可能真的是我们要找的人。我有七成把握。我看事情应该是这样,他的父亲原本是公务员,或许犯了事,全家逃到俄罗斯,为了逃避追捕,他父亲独自过起了隐形生活,这样他的妻女就能在阳光下正常生活。一家之主在隐居,她家靠谁挣钱?她出手还那么阔绰,一定有经济问题。对了,她是什么国籍?”

  我说:“俄罗斯籍,火车上检票时我见过她的护照。”

  韦铭兴奋起来:“连国籍都换了,更能说明问题了。”

  我说:“我不能认定她父亲是外逃贪官,但我看她家的故事也够热闹的,写不成新闻,写个小说倒不错。”

  韦铭:“作为市长家的公子,你怎么一点也不关心政治,满脑子风花雪月。”

  事实上,作为市长家的儿子,我爸从来不希望我关心政治。他说年轻人不关心政治挺好,搞好自己的事业、生活和爱情就够了,政治是政客们的事情。如果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个人利益不受威胁,谁愿意操心政府的房价政策、医改政策、打黑行动呢? “老百姓不关心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

  韦铭听完,对我父亲肃然起敬,却又叹息道:“什么时候才能感觉不到政治呢?现阶段,每个人都不得不关心政治。”

  我说:“等它足够纯净透明,我们就可以视而不见了。”

  韦铭说:“我越发觉得调查外逃贪官的意义重大,把渣子过滤出来,有益于净化政治家队伍。”

  我说:“谈严肃话题时,你能不插播广告吗?”

  正聊着,电话响了,我接起来,顿时被一个失控的女高音震伤鼓膜,我妈厉声道:“倒霉孩子,跑哪儿野去了?打宿舍电话两天没人接,手机也不通。”

  我嘿嘿赔笑:“去彼得堡了,手机没电,忘带充电器。”

  我妈问:“去彼得堡干什么?”

  我又一次绘声绘色地描述我的彼得堡之行,并告知我正在调查外逃贪污犯。我妈这种痴迷韩剧的中老年妇女,最害怕听到这种悬疑片的情节,何况还发生在她儿子身上,她担忧地问:“调查这个干什么?”

  我说:“这是我的专业啊,调查、采访、写报道。”

  我妈:“你以前发的那些稿件不是挺好吗?报道下使馆组织的活动,采访下优秀留学人员。”

  我说:“那算什么报道?我腻了。我想做个调查型记者,像安娜一样。”

  我想给她讲讲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传奇,比起大道理,女人更容易听懂故事。我妈完全不理会那些大女人的传奇,只是不停絮叨着小女人的忧虑:“儿子,别调查这个,沾上这些事很危险的,我们在这个圈子里见得多了,还有记者因此被捕的。”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怪现象,记者才要更加努力啊。”我辩解着,这时电话里出现了我爸威严的声音:“你妈说得对,你是毕业班的学生,多花点精力在学习上。”他语气生硬,像是在给下级部门下达命令,你必须无条件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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