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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


  女人爱在电话里哭,男人爱在电话里叹气。我握着听筒,把脚搭在办公桌上,在没有人没开灯的办公室里扮演无事可做的游魂野鬼。更多的时候我在他们的倾诉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然后哭得比他们还要伤心,他们反过来安慰我,我一边擦鼻涕一边说“谢谢”。挂上电话多是凌晨两点左右,我收拾东西出门,等电梯的时候戴上头盔,电梯来的那一刻才决定打开安全门跑下楼梯。有时我在幻想,幻想“9·11事件”可以在这幢28层大厦上重演。夜晚,只有我一个人时,我多想这巨大的恐慌突然来袭,让我给它做陪葬,省去自杀时消耗的勇气。

  深冬的夜,骨头都结上了冰。我趴在摩托车上,感觉自己是一只风筝。风刮走了伤悲,吹来了疲惫。时速只要超过80公里,就能感觉头盔贴在了脸上。用不了几分钟我就感觉不出冷了,身体已经不是我的,她可以属于任何人或者物,却唯独不属于我。我多想发生什么不测让我车毁人亡,可我健康得如同一只大河马,坚韧不拔。灯光洒在我的背上像蜂蜜,月光洒在我的背上像盐巴,我在城市的这一头与那一端游荡,偶尔会忘了要去的方向。没有人打来电话,或者太清醒的夜晚,我会跑到经常去的那间酒吧,站在吧台前喝上三杯Tequila。酒保建议我买一瓶存起来,可以慢慢喝,还比较节省。我摇头,微笑,喝酒。有个老外用没熨过的舌头跟我讲中国话:“漂亮的小姐,你真美丽!”我说:“一边呆着去,操你妈!”

  有一次我在酒吧门口碰到了等着送客人回家的James,他理了一个小平头看起来更像一个孩子。他告诉我果果今天搬家,一会儿她也会过来。我问他,怎么,你们现在还在联系?他惊讶地反问我,我们只是不住在一起了,又不是分手,为什么没有联系?我觉得有点头晕,一定是听力出了问题。我跟他告别,打算换一家酒吧醉死在那里,晃晃悠悠地却回到了报社。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的电话一直在响。我终于醒了,听出是办公室的电话在响。迷迷糊糊地坐起来,摸着墙按下日光灯开关,该死的电话却不响了。我站起来,眯着眼睛往前走,打算拿下听筒继续睡,却被办公桌上的两个人吓了一跳。同样,他们也受惊不小。坐在办公桌上的人是米拉,她的裤子搭在隔板上。立在她跟前的人是主编,除了脸,他的身体都被米拉和隔板挡上了。

  等我意识到我看到了什么时,我发现我比他们还要尴尬。我为什么要回报社睡觉呢?他们为什么不去主编办公室,偏要来工作大厅干呢?电话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响呢?主编和米拉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没动,他们也没动。我向自己的位子走去,米拉赶紧拿下自己的裤子套上,我用余光看到主编也把裤子提上了。我把头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小格子里,直到脚步声消失在楼道里才呼出一口气。表面上的正人君子,实际上一肚子男盗女娼,主编比米拉还要让我恶心。我燃上一支烟,奢侈地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白天没有这种机会,被人看到要罚款100块钱。办公室奸情被我很不走运地看到,据我所知米拉已经是“一托三”了,真难为她了,一定得注意个人卫生才行。我打定主意决不把这件事告诉第三个人,那样做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撕破脸之后索性公开化,我是唯一倒霉的那一个。

  有人站在我跟前,我睁开眼睛,是米拉。她的脸红红的,不知是因为刚才的兴奋还是羞愧。

  “南北,刚才的事……”

  “刚才什么事?你也来加班吗?”

  我的回答让她觉得意外,她很感激地看着我。我想的却是,冷乾的要求终于有着落了!

  我众望所归地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拿到了五千元奖金。这些钱我要全部花掉,以弥补这些年我对自己和妈妈的亏欠。同时,我将在春节过后作为《漯城晚报》乃至整个漯城报业的代表,参加“十大杰出青年”的角逐。我甚至打算接受张小京的建议,把那些倾诉者的情感故事整理成书,这样也算给自己的竞争增加一个砝码。我并没有入选的把握,但体育精神不就是重在参与嘛!这些事情叙述起来有点好笑,我妈妈听到以后说是祖坟上烧高香了,说我有出息,最后竟泣不成声。

  我忽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钱虽然没有了,但我还有自己的事业(这话说出来连我自己都有一点不好意思)。当我离开了左岸,我才知道自己其实还可以站在右岸。我准备在过年回家的时候正式告诉妈妈我和杰斯的变故,虽然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可幸亏我没和他结婚,幸亏他在关键时刻把我甩掉了,否则我的下场会更惨。一切就到此为止吧,我不再妄想他回到我身边,我也不稀罕,让这该死的一切就此打住吧!想起自己苦苦哀求他的那一幕幕,想起自己尊严尽失为他所做的一切,想起这一段无望的生活,我为自己感到羞愧!还是果果当初说得对,我又不是没见过男人,怎么连这样的王八蛋也当成宝贝呢?车子、房子、钱,我全都不要了,所有的一切一笔勾销吧!纠缠下去,痛苦的只有我自己。自此以后我们就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感谢上帝,我终于明白了!

  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我妈妈没有给我寄来那张汇款单,也许我的日子会好过许多,写满阳光。可我妈妈偏偏给我寄来了那个烫手的玩意儿,七万多块。我看着那些数字,想体验一下晕倒的滋味。

  我妈在电话里说,她把房子给卖了。反正我也要结婚了,她就索性搬来和女儿女婿一起过。她的口气无比轻松,我握着电话无话可说。如果这是在BBS上的回帖,那将是一个省略号,六个小小的黑点。可是现在,没有那些“如果”,面对妈妈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只能把这笔账算在杰斯头上。

  12月19日,我在火车站迎来了我亲爱的妈妈。她才50岁,可是和这里同样年纪的女人比起来她显得老很多,衣着穿戴发型,从头到脚都像一个“大娘”了。唯一让人欣慰的是,她至今没有染过发,仍旧那么乌黑亮丽。她是我的妈妈,这个世界上活着的唯一的亲人,我可以在人潮涌动的火车站一眼就认出她。可我却有说不出的陌生,仿佛是一个第三人,看着一个事不关己的“她”。

  妈妈带了很多行李,不能卖掉的全都带来了,甚至包括一只高压锅、三个新脸盆、二十几个晾衣架、一打早先单位发的没舍得用的毛巾,上面还有“毛巾二厂”的字样……她自己拖着这些庞大的行李艰难地走着,我后悔没有进站台接她。她在出站口极力搜索我,看到了我冲我高兴地挥手,还生怕脸盆摔在地上,磕掉搪瓷。我上前几步接过她的行李包,她却躲开了,把最轻的一样递给我。

  “杰斯没跟你一块来?”妈妈找了一圈没看见人,这才问我。

  “他去外地办事了。”我早就想好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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