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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的夏天(2)


  北京在众多申办奥运会的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主办权。顿时,北京乃至全国成了快乐的海洋,群众纷纷拥上街头,自发组织起各种庆祝活动。翌日,电视台大量报道人们欢庆的场面:

  某农村,一个头裹白布的青年,摇头摆尾鼓足腮帮子猛吹一个锈迹斑斑的唢呐,吐沫星子顺喇叭口四处飞溅,其中一滴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喷射到摄像机镜头上,吓得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一个趔趄险些摔倒;一个女大学生面对镜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我太高兴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随后她发表了如何高兴的长篇大论),最后,她又说:“我现在真想大喊!啊——啊——啊!”说时迟,那时快,她真就面对镜头张开了血盆大口,露出鲜红的舌苔和三十二颗牙齿(粗估,至少也有二十八颗),我发现她的后槽牙需要补一补,以免吃东西塞牙,滥用牙签,浪费木材,从现在起就该为环保尽自己的一份力了;全连官兵整齐有序地观看投票全过程,当萨马兰奇宣布结果的时候,他们像把原子弹弄上了天一样欢呼起来,看到这个场面我有些担忧,在阶级矛盾并没有完全消灭的今天,军人们放松了警惕,这要让那些企图颠覆祖国和平统一的一小撮敌对分子钻了空子,后果将不堪设想,总不能让奥运会举办在殖民地半殖民国家或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吧;还有一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女孩说了这样的话:“我爱祖国,爱北京,爱五星红旗。”她可真是缺乏社会经验,怎么能随便就把“爱”说出口呢,知道要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吗,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些东西是你随便说爱就爱的吗?

  投票结果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学校保安提前半天就将男生宿舍事先准备用来庆祝的空酒瓶甚至还剩一点儿才用完的花露水瓶收走,在经历了楼下自行车棚因中国足球兵败金州而一夜之间千疮百孔后,每逢涉及国家利益、民族荣誉的重大活动,学校都格外谨慎,但是,人们说话的权利是无法剥夺的,那晚街头出现最频繁的语句,“呕,赢了!”、“中国伟大!”、“北京,万岁!”,所包含的意义,均不如从男生宿舍传出的那个低沉的声音意义深远——牛逼!

  听说第二天啤酒厂派了两辆车才把那些瓶子拉走,否则它们用在为北京申奥成功的庆祝上,一定噼里啪啦,火光四溅,热闹非凡。

  申奥胜利导致人们的情绪空前高涨,和两年前大使馆被炸一样心潮澎湃。人们沉浸在意犹未尽的喜悦中,并开始为自己构想一个美好前程。

  我想,那时候我该二十八岁了,如果不出意外,大学早已毕业,混迹于社会多年。我可以成为黄牛党的一分子,每天起早贪黑与和我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同志们排起长队,垄断所有比赛项目的门票,全世界的观众无论你来自美利坚还是大不列颠或是埃塞俄比亚,都要被我们宰上一刀才有幸进入比赛现场,这就叫君子报仇,一百年不晚——让你们八国联军烧我圆明园!

  实习这几日的傍晚,我和同学都是在露天大排档度过的,要些麻辣烫和羊肉串,每人一瓶啤酒。吃完该打牌的打牌,该睡觉的睡觉,不会打牌睡不着觉的就去图书馆找书看,逮着什么看什么,只要是中国字,看什么不是看,经典和垃圾又有什么区别。

  一天天就这么过去。

  夜里,总是有人难以入睡,因为各种心理和生理的原因。一天,我闷热难当,拿着脸盆去水房冲凉,见两个同学正坐在楼道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其中一个背单词,对另一个正看小说的说:“我郁闷!”另一个用手抠了两下脚丫然后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摇摇头,惆怅地说:“我也郁闷!”

  我进了水房,接了一盆凉水从头倾斜而下:“我浑身郁闷!”

  这时一个青春痘长了一脸甚至发展到后背上的哥们,拿着自己心爱的小镜子,走进水房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看我脸上的这些包,是不是郁闷所致。”我捧着他的脸强忍着恶心端详了半天,语重心长地说:“哥们,我们谁也没有你郁闷。”

  郁闷,没有尽头的郁闷,我们是郁闷的一代。

  都是青春惹的祸!

  随着实习的进行,我陷入苦闷中愈加难以自拔,难以理解其他同学的谈笑风生从何而来。

  后来发现,聊天是消磨在工厂实习这段无聊时间的最有效方式,于是我敞开心扉,同每一个我喜欢的不喜欢的老师、同学、师傅进行对话。

  一次,我与一个喜爱足球的女生谈及前一天的甲A联赛,车间的噪音使得我们为了让对方听清自己在说什么不得不趴在对方耳朵上大喊大叫,为了不被别人误会,我们出了车间,坐在门口的水泥台上继续前面的话题。关于足球的讨论没有进行太久,话锋一转,到了生活上。

  “你将来想找份什么样的工作?” 她问。

  “不知道,你呢?”我问。

  “挣钱多,干活不累。”她说。和所有人的目标一样。

  “没想过找个大款?”我问。

  “早就想过,可是始终没有遇见,你有资源吗?给介绍两个。”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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