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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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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情以前也在我身上发生过。和潘娜好的时候,我每天都早早起床,去她家马路对 面的早点铺,边吃边等她。自行车铃一响,就代表她来了,听到清脆的响声,我一抬头,便看到她向我招手,于是把剩下的两个包子塞进嘴里,抹一把嘴跑出去,和她一同骑车上学。 有些时候不知道谁那么讨厌,好像知道车铃是我们的暗号似的,打这儿经过就按两下,我抬头一看,不是,就低头继续吃,刚吃上一口,车铃又响了,我又抬头一看,还不是,便又低下头喝粥,才把勺拿起来,又听见车铃响了,再抬头一看,依然不是,于是我就不再理会,只顾低头吃自己的,任车铃响遍大街小巷,直到粥足饭饱,才仰起脑袋,看见潘娜背着书包站我面前,怒不可遏:“吃吃吃,就知道吃,我车铃都按坏了!” 还有时候我去的早,而潘娜又磨磨蹭蹭,我吃完了她却迟迟不来,服务员开始撤餐具,边收拾边说:学生,吃完了就走吧,早点儿去学校看看书,别跟这儿耗着,我们这里不宽敞,那边还站俩老头等着呢。遇到这种情况,我只好一咬牙:再来一碗馄饨! 有一次潘娜生病,没来上学,可是我并不知道,左等右等她不来,服务员已经撤了我两遍餐具,但为了能坐着等,我还是叫服务员再上一屉包子,服务员瞪大了眼说:你再吃可就三屉了!我说:您这儿的包子太好吃了,一会我可能还吃第四屉。 吃完这屉包子,我彻底坐不下了,挺着肚子去找潘娜,当得知她发烧后叫苦不迭——三屉包子,一共三十个,还有两碗粥,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这晚回到家后,看见妈为我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我就直翻白眼,妈以为我病了,得了厌食症,找出山楂丸给我吃,我说我想吃酵母,妈说看来真病了,发烧不轻。 等雷蕾就更辛苦了,不要说边吃边等,连坐的地儿都没有,一次我实在是站累了,就打算坐地上歇会儿,还没等蹲下,就过来一个保安说:要饭一边儿要去,出门左拐,那儿有地下通道。我一听就不高兴了:我哪点儿像要饭的,要饭的有我这样的吗!我指着身上的名牌衣服说。保安说:名牌怎么了,要饭的就不能穿吗?看来责任不在保安,在要饭的身上,你们穿的越来越好,一点儿职业特点都没了,太伤我们自尊了。 东方广场门口倒是有咖啡馆,里面也卖早餐,但不是我消费的地儿,假若我天天泡在这里的话,工资连保证我每天早上吃饱都不够。我可能吃了,特别是早点,通常是一碗豆腐脑,两个茶鸡蛋,三张糖油饼,如果是油条就得六根,这都是潘娜培养出来的。 等了几天,我突然感觉自己很荒唐,有一点足以让我放弃这种做法:如果那天雷蕾仅仅是路过此处呢? 于是,我每天多了二十分钟的睡眠,不再去东单坐地铁上班,改从家直接走了。 湖北某地自清末明初就是贫困县,每年靠国家救济度日,今年又逢百年不遇的暴雨,水灾严重,国家救济显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当地政府想出一计,请来北京媒体,对该情况加以报道,以得首都乃至全国人民的援助。 因为公司刚给当地一家企业拍过广告,赚了一些钱,这次人家打来电话,请我们过去,一切费用对方负责,老板说那就去吧,做人要讲良心,于是我受命扛着摄像机去了机场。 这次行动老板给我指派了一个公司的摄像,我没要,他根本不是摄像的料。上次拍《三国演义》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女嘉宾,前卫作家,穿了一件薄若蝉翼的衣服,他为了看得更清楚,就把特写镜头推至人家胸口处,倒是真能看清里面胸罩的花边,可是画面没法用,看不见脸,只有一个随呼吸起伏的胸部,白白浪费了两盘带子,他却说没关系,回头卖给哪个三级片导演用。 我上了飞机一看,全是脸熟的北京记者,摄像机、照相机,长枪短炮,当地政府真挺下本儿。 下了飞机,欢迎队伍分列两旁,我们踩着泛黒的红地毯,走上大巴,前面警车开路,后面人群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坐了近四个小时的汽车,终于抵达贫困县,一路颠簸,人困马乏。我们被带进县政府宾馆,酒席早已摆好,没看出贫困在哪里。 众人就坐,县长举起酒杯,抑扬顿挫说:“欢迎大家来我县视察工作,鄙县穷山恶水,生活艰难,为表谢意,特备酒席一桌,菜陋饭简,不成敬意,我代表县人民政府、人大常委,敬大家一杯,祝各位身体健康,合家欢乐,事业有成!”然后一仰头,把酒喝了,我也不得不干掉杯中酒,因为刚才县长的义正言辞让人感觉,如果不喝,就是跟政府作对,就是人民的公敌,天理不容,就地正法。 随后,县长边给众人倒五粮液,边倾诉苦衷,山珍海味络绎不绝地端上来,在这里,我吃到许多平生第一次吃的东西。 这哪儿是扶贫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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