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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老马的书包里除了有剧本、钢笔和香烟,还有一瓶“非常可乐”,我问他为何不买“可
口可乐”或“百事可乐”,老马振振有辞道:“中国人要喝自己的可乐。”但我未曾见到老马的瓶中装有饮料,他却视此空瓶为珍宝,从不丢弃。我亲眼所见才知,原来老马自己的可乐就是将“非常可乐”的瓶子灌满凉水,随身携带。

  老马在北京的日子过得失魂落魄。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公司,经老板介绍。为了增进交流,我把手机号给了老马,却不见老马留他的电话,只得索要,老马说:“等我给你打电话吧,我没有手机。”

  我见老马腰间别着一个呼机,就说:“呼机也行。”

  老马摘下呼机说:“早停了,现在当表用。”当日后我与老马日渐熟悉时,老马告诉我他的窘境——房租、抽烟、坐公共汽车、给女朋友买卫生巾等开销已让他招架不住,所以,至今没有一块手表,只得找出四年前买的呼机,给自己个时间观念,他对当初没10块钱把它卖掉暗自庆幸。

  我说:“呼机电池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呀。”

  老马说:“早就考虑到了,我用的是充电电池。”

  为了去“天意”买块25块钱的欧米茄,老马已节衣缩食多日,他说:“买块假表,居然还要25元。”显然力不从心。

  正如某人所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而编剧却是被人踩在脚下的苦差事,不仅要绞尽脑汁地同制作方明争暗斗,还要受导演虐待,一会儿让你把活得好好的人写进阴间,一会儿又让你把马上进棺材的人写得身体倍儿棒吃嘛都香,完全不拿编剧当回事儿,无异于强奸,而修改剧本就是被强奸后提上裤子的过程,同时做好再次被奸的准备。

  导演则不一样,剧组里的寄生虫,却风光无限,工作方式以逸待劳,名导演更是守株待
兔。只要有一个好剧本撑腰,再滥的导演拍出的戏也不会肾亏,好像只要会喊“开始、停”,能多对他人提意见的人都可以当导演,摄影架好机位,美工布了景,灯光打开,演员开始表演,导演则只需要冬天批件军大衣,夏天啃块西瓜,往监视器后面的椅子上一躺,悠闲自得,命令剧组人员干这干那就可以了。

  据说电影学院某高层人士的子弟面临高中毕业,成绩不佳,为了能有个学上,央求他老子给安排一下,高层问儿子会表演吗,儿子说见了生人就脸红,高层说那当不成演员了,又问儿子画画怎么样,儿子说色弱,到了十字路口就不知所措,高层说那干不了摄影,又问儿子作文如何,儿子说经常搞混主谓宾,高层说那做不了编剧,没事儿,儿子,学导演,是个人就能干。

  和老板说好的价钱,一集八千,可写出一集后老板除了在交稿子的时候给我点了一根烟,再没有更多表示,不禁让我心生怀疑:是不是空手套白狼?

  我旁敲侧击打探投资是否到位,老板说钱的问题你不用操心,把心搁肚子里好好写剧本吧,我信以为真。


  老板每天都打来电话询问我剧本写得怎么样,可突然有一天我没有接到电话,便心里打起鼓来,不会被涮吧,于是打他电话,接听者居然是王大鹏,他告诉我电话主人已被拘留,我问因为什么,王大鹏说因为此人以某著名电视台的名义诈骗某企业人民币三十万。我问这种事儿一般判几年,王大鹏说不会太长的,但也短不了,我说他是我老板,还欠着我剧本钱呢。王大鹏说他就是为了发钱给你们才再次诈骗落入法网。听后我还有点儿感动,老板真是个好人呀。幸亏我没拿到钱,否则还不被当作赃款收缴,虽然结果都是没落着钱,但钱没过兜就没了和从兜里往外掏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

  最后我叮嘱王大鹏,老家伙把我涮了,回头你替我踢丫两脚,轻点儿,太狠了我过意不去。王大鹏说,我已经电他了,要不然丫还不招。

  我算明白了,凡是说钱不是问题的老板,在钱的方面肯定存在问题。

  老板入狱后,我和老马只得各自散去。师父被擒,还取什么经。

  剧本这东西只有投资商关注,而投资者的眼光各不相同,给一个人写的剧本再拿给另一个人看,后者多数不会感兴趣。一人一个想法,有人认为可拿去奥斯卡评奖的剧本,会被另一些人评论:这样的东西也能拍!所以,老板被抓走了,留给我的只是一堆融入了希望和劳动的废纸,但我由此而被点燃的金钱梦并为就此破灭,甚至被火上交了油。

  写剧本让我和老马成了笔友,他也好舞文弄字,却从不有感而发,只是以此为谋生手段,有活儿才写。

  老马知道我写小说,曾建议,你应该给书起个好听的名字,譬如说《菊花香》,又如《薰衣草》。我说,我没有韩国人的凄美、台湾人的浪漫,想不出那样好听的名字,我毕竟不是园丁,对花花草草的不甚了解,我只是北京待业青年中的一员,能想到的只有《乌烟瘴气
》、《躁动的我们》、《荷尔蒙一大堆》这类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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