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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我的第一根毛究竟长自何年何月何日我也说不好,有一段时间我还天天脱了裤子弯腰观察,并未发现破土而出的迹象,时间久了就烦了,便不看了,就像接一班不知道几点才进站的火车,等待太折磨人了。


  直到有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先撒完尿的王大鹏瞟了我下身一眼,然后用还粘着尿的手在我肩膀上拍了拍说,也是爷们儿了。这时我才注意到自己下身那几根扎眼的黑色。那时王大鹏是我们班老大,打架比谁都牛逼,学习谁都比他牛逼,但就是这样的人,长大后往往能成为人物。能够得到他的嘉奖,是我们的光荣。

  王大鹏初一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原因是,他爸在路边摆了个修车摊,生意一向冷清,于是想出一计,每次出摊前,在方圆两公里内撒些图钉玻璃茬儿等尖锐物。生意果然因此起色不少,补车的人络绎不绝。他爸识得,车带上扎的都是他撒的,头天晚上刚喝的二锅头瓶茬儿,取下来回收再利用,明天接着撒。

  王大鹏他妈的工作是扫大街,原来负责清理另一条街道,但后来被调到他爸修车摊那一片儿,每次都把他爸刚撒的图钉和碎玻璃茬儿扫走。他爸说,别扫,扫了我没生意做。他妈说,必须扫,不扫就扣我工资。他爸说,那别扫太干净,给我留点儿。他妈说,扫不干净就没有奖金,拿什么养家!

  两人都想给家里挣钱,结果吵了起来,不亦乐乎,还大打出手,见面就掐,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的唯一选择就是离婚,两人彻底脱离关系,划清界线。

  就这样,王大鹏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一三五和他爸住,二四六和他妈住,隔周的星期天去奶奶或姥姥家。

  王大鹏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会夜不归宿的,一三五他跟他爸说去他妈那儿了,二四六再跟他妈说去他爸那儿了,此时他爸他妈已不相往来,根本不知道其实王大鹏谁那儿都没去。

  王大鹏也没去别的地方,就是跟几个比他大点儿的孩子瞎转悠,开开别人的自行车,或者拿板砖拍白天没让他们偷窃成功的商店的玻璃门窗。

  那个时候我们对金钱还没有什么概念,兴趣只停留在谁谁谁上课又给某某某传条儿了,王大鹏却已在这个时候尝到了有钱花的甜头。当时北京的马路上刚出现“皇冠”出租车,没几个人消费得起,连打面的都犹豫不决,王大鹏却可以大摇大摆地坐进去,无论是偶尔来上一趟学还是课上到一半就出去玩。他说:不就是两个车架子的事儿嘛。

  王大鹏很聪明,弄来的车不直接而是拆开卖掉,一辆完整的自行车顶多卖到三五十,拆开就不一样,车座、车圈、内外带,都能卖钱,辐条卸下来卖给烤羊肉串的也是钱。

  我们许多同学自行车上的部件都是找王大鹏配的,要个前轱辘,换个后车架,上个挡泥板,安个车铃,什么都能让他搞到。王大鹏绝对够意思,甭管国产还是进口件,不要我们一分钱,他常说,举手之劳嘛。可见其技艺之深厚,也算子承父业,继承了一手好功夫。

  后来我们一致推选王大鹏作为劳技课代表。那学期劳技课上的是学修自行车。

  那时王大鹏不只对钱感兴趣,对异性也着迷,每天放学都在学校门口等一个比我们小一届的女生,说想和人家好,要勾肩搭背地上下学,但女孩不理他,一句话不说地往家走,王大鹏说就喜欢这样的女生,有味儿。

  一次王大鹏扬言要亲这个女生,并留下吻痕,我们不信,就跟在后面看,结果看到王大鹏拿出一个嘴唇形状的印章,在女孩脸上深深地按下去——他不敢真亲。


  女孩擦去印油,冷冷地说,有劲吗,王大鹏欢蹦乱跳地说有,女孩藐视地说你是坏孩子,我不和你好,然后匆匆走开,留下王大鹏一人孤零零地站在街边。

  从这以后,王大鹏改过自新,发愤图强,考上了警校的中专,学的是经侦,即经济侦察。毕业那年不知用了什么手腕,极其幸运地进了公安局的经济处,负责处理经济案件。他接手最大的活儿就是盘查刘大庆的公司,有段时间北京的报纸连载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谁把刘大庆送进监牢,用的是疑问句,好像面向社会征集答案似的。我当时真想给报社写封信,告诉他们,是我的同学王大鹏。

  王大鹏做的是经济警察,用不着真刀真枪地打打杀杀,但他看着警校的同学拿着真家伙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不免手痒,于是借查抄网吧之机,撵走了老板,让同事在网吧外面贴了封条,自己关在里面打CS,两天两夜后他有气无力、两眼昏花地出来,可过足了瘾。

  很快,王大鹏就加入了我们(老歪、刘子及我们的大学同学)的行列,开始他穿警服打牌的时候没几个人敢玩,后来看王大鹏把警帽仰着壳放,大家就放心了,他点炮三家都敢胡。

  又一个无聊的一天即将过去。傍晚,我给雷蕾发短信,说我要死了,让她看着办。她回短信:别以为这样我就能理你。这是我发了百余条短信后雷蕾第一次回复,我的目的达到了。于是,我得寸进尺,又拨了她的电话,她居然接了,电话里一片嘈杂。

  “是我。”我说。


  “知道。”蕾蕾说。

  “哪儿呢?”

  “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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