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教材背后隐藏的价值观探究
作者：马 蓓
一、从对《青蛙与蛇》的结尾处理看现存的教材观
《辞海》对教材给出的解释是：“根据教学大纲编选的供教学用和要求掌握的基本材料。有文字材料，如教科
书、讲义、讲授提纲等；视听材料如挂图、投影（幻灯）片、音带、录像等多种形式。”也有人定义为实施课程的媒介。笔者理解的教材是教师为了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在教育教学中利用的一切素材。而所谓教材观，就是对教材性质、教材价值以及教材处理基本规律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而鄂教版的结尾设计明显融入了编者的价值观，而且在课后习题中明确的提出“小蛇和小青蛙为什么不能在一起玩？”这样的问题。这就已经给学生硬性传达了小蛇和小青蛙不能在一起玩的观点，而没有给学生留下想象的空间，扼杀了孩子天生宝贵的想象力。没有让学生在文本的解读中自得自悟，进而表达自己对文本的独到见解。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的源泉。”教育是一项培养人才的活动，况且当前我们要培养的是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这样，培养学生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就更显重要了。从这点上说，我们的处理后的教材对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无疑是失败的。以人教版教材为例，纵观小学、初中以及高中的语文课本，笔者发现在教材的选编上或多或少都体现出了价值的单一。比如在古诗词的选择上，李白、杜甫等人的诗篇占主导地位，而看不到诸如张九龄（《望月怀古》的作者）、戴叔伦（《塞上曲》的作者）等人的作品。在国外作品的选择中，《麦琪的礼物》（欧亨利）、《我的叔叔于勒》（莫泊桑）、《变色龙》（契诃夫）等作品都是19世纪所创作的，当今一些作家的作品却不多见。我们的课本在内容选择上与时俱进的速度偏慢。另外和古诗词的选择一样，国外作品的选取也同样出现了选择面偏窄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几个主流人物上，如欧亨利、莫泊桑等。
通过上述发现我们可以对现存的语文教材观略知一二：在选择教材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性，而不是作品本身的文学性。这种强调思想性的要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甚至发展为对革命性的要求，由此使得我们的语文教材文学性不足。就在今年年初，西安市委党校历史学教授胡觉照给教育部教材司写了一封建议信，认为应将诸葛亮的《出师表》撤出中学语文课本。胡觉照认为，诸葛亮《出师表》发动北伐战争的原因是要报恩于刘禅，表现出的是一种愚忠。因此，《出师表》对没有完全形成辨别能力的初中生来讲，容易形成“愚忠”思想，不利于形成科学的军事观，甚至不利于形成“止战息兵”的观念。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是兼具文学性和思想性的。但是，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在价值表现上一般是不变的，那些历久不衰的不朽之作，大都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的，然而，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在价值表现上则极容易体现出一种时代性。也许在某一时代被奉为珍宝的思想，在另一时代则可能被视为糟粕。所以，语文教材的选择应该以文学性为主，思想性次之。何况，语文教学的首要目的是要让学生们懂得如何使用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教材的选择应该把文学性放在第一位，在选择教材的时候要注意价值的多元化，而不是过分突出思想性而导致了价值的单一。
二、课程观里包含的价值意识对教材观的影响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教材观而不是那样的教材观？在这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无疑是课程观。笔者把课程观理解为关
于课程“是什么”的观念。不同的课程观往往体现不同的课程价值取向，并形成不同的具体课程形态。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的课程观往往隐含着不同的课程思维方式，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们对那些重要的实质性课程问题的思考和解答。现在我国正进行着新一轮的课程改革，《纲要》指出：“我国基础教育总体水平不高，原有的基础教育课程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为了改变课程体系中的“难、繁、偏、旧”的局面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确立符合时代精神的新课程，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势在必行。”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转变教育功能；突破学科中心，加强学科整合并设置综合课程；强调课程目标，增大学校和教师在课程执行中的自主权；强调学习方式的改善。在当前，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课程观如何影响课程目标的确定、教学设计、师生关系等方面，探讨的最多的是教学过程里的原则、方法。旨在最后如何成功的把知识传递给学生，却没有意识到课程观里所包含的价值意识对教材选择的潜意默化的影响。最后我们的学生得到的知识却只是受编者主观价值意识影响而筛选出来的知识。“其实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中，已经予以了知识一定的价值取向、使命及方法、标准，从而使知识具有了教育性的特点。”这种课程观对教材处理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语文教材，在历史教材中有着更明显的体现。不仅体现在我国的教材中，在国外的教材中也能感受到课程观对其教材选择以及处理的影响。有什么样的课程观就有什么样的教材观，教材的选编、审查都是依据课程指导纲要开展的。认识到课程观里隐含的价值意识对教材选择的影响对我们设计真正有意义的课程内容非常有帮助，因为学生正是通过学习到的课程内容认识客观世界和建构完满的人格。
三、提倡教材选择过程中体现价值多元化
基于课程观对教材选择的重大影响，而学生的整体素质的发展又是直接依托于教材的选择以及课程内容的设计。笔者在此提倡选择教材时体现一种价值多元精神，“课程是一种‘文化资本’形式的教育中介。教育中的文化，应不仅是民族的，也应是世界的。因而，课程内容的设计要关注整个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让每个学生‘占有人类全部的精神财富’（恩格斯语）。”“课程作为一种文化，本身就要求是一种‘活的文化’，要与人类的生活和生存相一致，要对学生的人生具有教育意义，就必须体现文化本身的批判功能。因此课程内容的遴选应少些偏见，多些对人类不同民族的文明和精神财富的融合。”而教材毫无疑问是体现课程内容的主要途径，所以对教材进行选编和处理时也理应考虑到文化的多元性和价值的多样化。在我国中小学教材中，提及文化时总能隐约感受到以社会主义意识为主体、贬低资本主义的倾向，而在处理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时，也显现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倾向。笔者查阅了人教版小学至高中的语文教材，发现初中及高中语文教材中直接反映少数民族文化的文章不多，在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中有一篇《难忘的泼水节》，三年级上册有篇《我们的民族小学》。当然在小学课本中只可能停留在简单的介绍各个民族的名称等方面，学生在毕业后可能脑海里只留下了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印象，对几个比较大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些浅显的了解。至于真正领略少数民族的文化底蕴、精神涵养以及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等就谈不上了。
四、小结
从鄂教版《青蛙与蛇》的结尾改编可以看到，学生已经的思维已经被限定为：小蛇和小青蛙不能在一起玩。而且提问的切入点是为什么小蛇和小青蛙不能在一起玩？而没有给学生提供一个开放思考的空间，学生无法激起想象力，甚至由于思维一直跟着教材走而已经丧失了想象的能力。创造能力的培养不只是在具有操作性质的活动中培养，而应该创设一个氛围，贯穿于学生的各个方面。
在转变课程观的时候，不要仅仅关注如何进行更好的教学设计、如何改变教学方式等，而遗忘了承担着促进学生发展桥梁作用的教材内容。在探讨什么样的材料适合学生时，不要受主观意识的影响而去挑选、改编内容。学生是这个真实生活世界中的人，有权利去感悟这个世界里全部的精神遗产和财富，有必要去认识和理解多元文化和价值观。要抛开过于主观的意识，开拓视野，跟紧时代同时传承宝贵的传统文化，把整个人类的财富展现在学生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