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对人生的清醒与怀疑

作者:李继平 蔡 振 胡勇刚




  东晋士人和文人崇尚自然,顺情任性,最典型的表现在流芳千古的兰亭集会上。这次名士、文人参加的集会,充分显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一精神却是魏晋叛逆精神在人生中寻求灵魂家园的必然结果。《兰亭集序》反映的就是叛逆精神走向成熟的动态心灵。置身于美丽的大自然,通过游目聘怀,体会大化运转的庄严与华妙,世俗的羁绊和生命的忧伤都被化解了。
  《兰亭集序》作为集哲学、美学、文学、书法多项成就于一身的千古美文,历来受人赞赏,但对该文的主题思想,莫衷一是。最常见的说法是把王羲之引用《庄子?德充符》中的一句庄子借孔子之口说出的话“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中的“死生亦大矣”作为全文的文眼和主题所在。认为该文委婉地批评了士大夫生命虚无的思想观念,表明了作者对生死问题的看重。以此来启发所谓的士大夫和名士,不要让生命轻易地从自己的身边悄悄逝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教师用书》就持这样的观点,许多解读、鉴赏文章也如是说。
  通过深入研究该文,结合魏晋时期的思想和文学发展特征,笔者认为,《兰亭集序》是中国文人直面人生、直面死亡、拒绝一切宗教幻想精神的乱世智语,集中表达了中国诗人在生死问题上的痛苦与旷达,无奈与超脱。文眼是“岂不痛哉!”和“悲夫!”,即两个字:“痛”与“悲”。
  一般说来,中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暧昧的回避,如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二是虚幻的宗教化的审视,如道教的生死观。三是在殉道意志的支持下,进行诗意化的观照,如屈原。四是以自然的姿态去面对。相比较而言,后一种态度最为理性。(见《中国文学精神·魏晋南北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好好地生活。当王羲之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为妄作”,“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时,正表达了一种甚至拒绝相对主义的安慰,痛苦地接受人终有一死的事实,并认为这是人生的不可回避的宿命的清醒意识。(见《中国诗歌:智慧的水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鲁迅曾一再引用的裴多菲的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野草·希望》)与王羲之正是千古同悲,千古同感。但他们的悲叹、悲痛并不等于悲观,而正是道出了我们中国人对待时间、历史、人生的睿智心态和清醒认识,才如此打动千万读者。正因为人的死亡和快乐的短暂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在起作用,时空无限而人生有限,所以悲哀与孤独才是人生的底蕴,这是一种基于自我觉醒的时代情绪,它深深地影响到文学与审美风尚之中,然而更为令人悲哀和无奈的,就是即便洞察了这一切,却“犹不能不以之兴怀”,这便是一个清醒而怀疑的中国诗人眼中所看到的历史与人生的真相。在这篇美文中,我们发现诗人最能感物兴怀的正是人生的悲剧主题,即从宇宙永恒、人生短暂中兴感到个人悲剧人生的价值所在。(见《古代文论的人文追寻》,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3页)难怪李泽厚先生称“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