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经师人师郑子瑜
作者：毛 策
我闻知郑先生大名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但正式与郑先生交往、通信是始于1993年。上个世纪80年代，我一直对中国古代家族研究有兴趣，曾撰述一部剖析浙江某地郑氏家族的专著。后经友人推荐，中国南方某出版社机构将其列为丛书之一。但是，该出版社根据丛书体例，要求拙作增设“郑氏名人”一章，除论述古今郑氏名人的文化贡献之外，还应介绍海外华裔一、二人。于是，我在书稿中增设该章，并用二百字篇幅以“苦学成才的修辞学史专家”为小标题介绍郑子瑜先生。直到拙作出版后，我仍不知郑子瑜先生供职何方以及通讯地址。后来，我有一篇长文揭载于《香港文学》，该期杂志恰好有一篇郑先生的文章，在“作者介绍”中注明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于是我冒昧将拙作寄给先生，很快接到先生回信和他赠送的著作。记得最先收到的是复旦大学宗廷虎先生编的《名家论学》和《郑子瑜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工作》。我极有兴趣地披阅这二册书后，告诉郑先生，能否有机会拜读他所有大作，以便我由郑氏家族个案研究深化到郑氏名人的个案分析。令人意料不及的是，在今后的几年中，郑先生从香港、新加坡给我邮寄来几大包他一生所有著作，其中有许多是50年代初期的新加坡和香港版，为先生著述之“少作”，许多是大陆资料收藏机构难觅踪迹的绝版书刊，更显得弥足珍贵。这些著作为我后来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汉学范例：郑子瑜学术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郑子瑜传稿》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也由此我与郑子瑜先生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交往，其中书信往来多达百余通，郑先生的来信有的长达万余言，或解疑释难，或述其坎柯人生，有的仅仅数十字，隽永妙语极富机趣，为我撰述郑先生的研究习作起到了传道、解惑的无可替代作用。由此，我不但认识了郑先生，也结识了一些与郑先生切磋学术的中外友人，认识了郑先生的夫人——一位极具美德的华裔女性丁桂女士。
初闻郑子瑜先生去世的消息，我首先感觉是一代经师人师的离去，使当前中国颇为浮躁的学术界少了一位良师益友。古人常用“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来感叹楷模难求。所谓“经师”，大约指传道、授业、解惑者；所谓“人师”，大约指行为可供楷模而效仿者，正如《韩诗外传》所言：“智如泉源，行可以为仪表者，人师也”，而《资治通鉴》进一步说：“人师为谨身修行，足一范俗者”。郑先生在当代学界足以堪称经师人师，他的为学为人以及行健不息的学术品格，为许多中国大陆知名学者所推崇。如季羡林在《挑灯集》序中曾称颂郑先生“从事中国修辞学研究”，“弄大斧于鲁班之门，开讲座于东瀛上庠”，《中国修辞学史稿》可谓“皇皇巨著，前无古人”。季先生更是看到，郑子瑜先生的学术文章，能写得“灵气内转，读来如行云流水，到处逸趣横生”(季羡林致郑子瑜函，1998年3月，见《郑子瑜墨缘录》)，这是郑先生作为“经师”的一种学术境界。而季先生在北京大学授予郑先生客座教授仪式上，再次誉称“他是老老实实、切切实实地做学问的人”，“郑先生是配得上‘道德文章’这四个字的称许的”。
郑先生一生坎坷。1916年3月18日他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一个破落的读书人家，其先祖郑开禧原是闽中名儒。而郑子瑜降生之年，郑家已跛落到难以为生的窘境。祖宗祠堂的传统楹联已由“听尚书之履，声响蓬莱；出通德之门，辉联阀阅”悲剧性地变为“祖宗非积德，世世吃断菜根，种下这读书种子”(郑氏只记得上联)。贫穷和饥饿伴随着他的童年、少年，沦落到漳州求乞、受尽凌辱的地步。郑先生可谓读书种子，少年颇有诗才，他少年时“岁首无事，乞食漳城，三日两餐，无为怜者”，以一首七绝来控诉那个战乱的年代：“叫乞东门事偶然，闲来且咏相羊篇。慈仁巷里无仁者，只掷泥沙不掷钱!”而郑先生的学术生涯正是在如此苦难艰辛的生存环境下萌生了。郑先生早年曾与郁达夫有过交往，他牵记郁氏的勉励：“我辈生于乱世，只能挺着坚硬的穷骨，为社会谋寸分进步”，他早年投身学术和文学活动，创办《涟漪》月刊以及《九流》文史月刊，参与“大众语”运动，皆是“为社会谋寸分进步”。抗战时期，厦门沦陷，郑先生为逃生南渡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开始了漫长的域外生活。他的学术业绩足在南洋时代以一介农夫耕作之余而结出的硕果，《鲁迅诗话》、《(阿Q正传)郑笺》便是鲁迅研究在域外的筚路蓝缕之作。抗战时期，青年郑先生出于爱国热情，屡有惊人之举。他曾创作许多号召南洋华侨青年奋起抵抗日寇的诗词，寄给时任政治部三厅厅长郭沫若，郭氏为其请作曲家谱曲，刊于《华侨动员》半月刊，寄发南洋各地侨团。笔者曾在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为《香港文学》撰述《郑子瑜的抗战诗文》，因而搜集到他许多抗战时的诗词作品。当我欣喜地向他报告收获时，想不到他已对50年前的作品淡忘了。这些诗词至今海内外出版的郑著，均未曾收录。另一件事在当时甚为轰动。1939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投降派气焰极为嚣张。郑先生以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之勇气，上书国民参政会，力主为民族罪人汪精卫铸一铜像，跪于中山陵前，以其如千古罪人秦桧一样遗臭万年。此事为当日通讯社竞相报道。郑先生旧友黄典诚教授多年后曾以《金缕曲》一词记其事：“万里时牵家国念，恨奸人，竞把中华卖。倡为偶，跪如桧。”作为在野之民的郑先生，这一提案足与当时陈嘉庚著名的三十字提案(“日寇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概以汉奸国贼论”)相媲美。直到1995年10月22日，郑先生揭文于新加坡《联合早报》，其中重申早年观点：“华夏民族虽不只一次受到异族侵凌，近世且不断地受到帝国主义在经济、文化、军事诸方而的侵略，但全民还是自强不息，前仆后继，终于能屹立于世，不为所动者，主要是由于华夏有五千年的文化，绝不甘居人下之理!”郑先生的中国“绝无甘居人下之理”说，正是我国民自强不息的文化传承品格。晚年的郑先生寓居香港，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周南先生多有交往，周氏称他“能以公度先生之精神，诲我青年，则于促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贡献实多。”香港《大公报》曾多次揭载郑先生盼望香港早日回归的期待心情”：“明年七月登楼望，米字旗消绝久留”(1996年10月8日《大公报》)“足奇耻，终当雪。看夷敌，风光灭。愿金瓯，自此长城无残缺。”(1997年6月《大公报》)2000年周南重临香港，邀郑子瑜、饶宗颐等在港文化名人欢聚，郑子瑜对香港回归数年米成就极为欣喜，口占一绝以赠周南，其末联云：“回首香港如昨梦，民风依旧待匡时。”2008年5月，中国四川大地震时，笔者曾与丁桂女士通电话，此时郑先生因病重难以言语，丁桂女士向我转述郑先生的意思：他以及全家已向汶川灾区捐赠，天佑巾华，自强不息。
郑子瑜先生是一位以弘扬华夏文化为毕生努力方向的学者，作为身受他提携之恩的后学，永远铭记着他。遥望南天，寄托哀思，郑先生，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