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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高度重视修辞用字的深刻内涵
作者：李士金
关键词 朱熹 修辞用字 内涵
1.朱熹高度重视修辞用字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现在一些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对理学家的文学观修辞观还是存在误解，例如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在“朱熹和其他理学家的文学观”的标题下这样说：“理学家在文学观上不但重道轻文，而且重道废文(文采)，扼杀感情”。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3)也持同样的观点，在“朱熹和理学家的文学观”的标题下做结论说：“理学家比起古文家来，不但更重道轻文，而且发展到重道废文(文学、文采)，扼杀感情”。作为高校文科教材，这种观点的影响可想而知!实际上，什么是“文”，孔子早就讲过，是“辞达”，苏轼也是这样的观点，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人类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实践，才是真正的“文”!就此而言，理学家尤其是朱熹是非常重视“文”的。
朱熹不但非常重视文章文学的修辞用字，并且深知修辞用字与表达思想内容的关系。根据《朱子语类》卷139的记载，朱熹与学生谈论时对修辞用字的重要性一再加以强调。比如他说，苏子由有一段论人做文章自有恰当合用的字，只是一般人用不好；郑齐叔说，做文章自有稳当的字，只是人们思量不到；横渠说：发明道理，只有修辞用字难；子瞻也说：“都来这几字，只要会铺排。”总之，做文字下字实在是难，不知圣人说出来的，也只是这几个字，如何铺排得如此的安稳!
他认为修辞用字准确对文章的功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十分提倡谨严的写作态度。他举例说：
范淳夫文字纯粹，下一个字，便是合当下一个字，东坡所以伏他。东坡轻文字，不将为事。若做文字时，只是胡乱写去，如后面恰似少后添。
范淳夫的文字为什么那样纯粹呢?是因为他修辞用字的准确，他下一个字，便是应当下的一个字，所以东坡佩服他。东坡轻视文字，往往不把它当一回事，在做文字时候。只是胡乱写去，例如，他文章的后面好像是后来添上去的。朱熹对苏轼的批评有偏激的倾向，如说他在做文字时候，只是胡乱写去，显然不是真实情况，但在这里，朱熹特别重视修辞用字的重要性，是值得我们研究分析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在人们写作的问题上不但重视根本工夫，也同样重视每一个字句的运用恰当与否，更准确地说，重视每一个字句的运用恰当与否，正是重视写作的根本工夫的切实体现。朱熹生平大量的研究资料表明，朱熹确实是非常重视文章的修辞用字的。
2.朱子对文章修辞用字准确的重视还表现在对文化传承准确性的高度关注上
根据《朱子语类》136的记载，朱熹与学生讨论时说：“孔明《出师表》、《文选》与《三国志》所载，字多不同，互有得失。”另外，朱熹与学生讨论苏轼《赤壁赋》的用字也极为深切：
“盈虚者如代”，“代”字今多误作“彼”字，“而吾与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误作“乐”字。尝见东坡手写本，皆作“代”字“食”字。顷年苏季真刻《东坡文集》，尝见问“食”字之义。答之云：“如食邑之“食”，犹言事也。史书言“食邑其中”、“食其邑”是这样“食”字，今浙间陂塘之民，谓之“食利民户”，亦此意。
他认为，东坡的《赤壁赋》中“盈虚者如代”，“代”字现在人们多误作“彼”字，“而吾与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误作“乐”字。他曾经见到东坡的手写本，是作“代”字“食”字。当年苏季真刻东坡文集，曾经问朱熹“食”字的含义，朱熹回答说：就如“食邑”的“食”，就是“享”的意思。史书上说“食邑其中”、“食其邑”是这样的“食”字，现在浙江陂塘的民众，经常说食利民户。也是这个意思。
再如，他虽然认为韩愈用词有时很险怪，如说“韩退之墓志有怪者了。”但总体上认为韩愈的文字是有内在逻辑关系而符合义理的。在《韩文考异》中，朱子对韩文之用字被后人误排误写非常关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朱子语类》139中也有一条说：
退之《送陈彤秀才序》多一“不”字，旧尝疑之。只看过了。后见谢子畅家本，乃后山传欧阳本，圈了此“不”字。
表现出朱子对文章修辞用字准确的重视。多种版本的事实也证明了朱熹判断的正确性。朱熹曾经对伊川文章一个具体用字是否准确的重要性与张钦夫讨论说：
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无大害义理。若不文辞害其指意，则只为沿字，而以因字寻字循字之属训之，于文似无所害，而意亦颇宽舒。必欲改为溯字，虽不无一至之得。然其气象却殊迫急。似有强采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于此。
伊川先生的文章在这个世上已经有不短的时间了，这个“沿”字又没有什么害义理的地方，如果不是文辞有害于文章的内容意思，那这个字就应该是“沿”字，其含义可以用“因字寻字循字”等来解释，不但对于文没有什么害处，它的意思也很宽舒。如若一定要改为“溯”字，虽然也有一至之得，但文字的气象却是比较急迫，似乎有生硬凑合的毛病。先生之所以不用这个字，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朱子在这里讨论一个字的差异如何影响文字气象是有典型意义的。一字之微关系于气象、义理如此之深，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何其不易?对优良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何其之难?于此可见。
3.朱熹认为修辞用字与“文理”、结构和思想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熹认为，修辞用字与“文理”的关系极为密切，一字颠倒便面目全非。例如朱子在《记永嘉仪礼误字》中说：“此诸侯二字，按贾疏所载，本在天子字上而为句绝，自释文所引误倒其文，而此本因之，遂无文理，不复可读。……则未知其读之如何而为句，又如何而为说也。”证明了文章千变万化、细微幽渺、气象无穷正基于修辞用字的细微差异。
朱熹认为修辞用字与文章结构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他举例说，东坡《墨君堂记》，在开头的时候不应该说破“竹”字，不然，便似《毛颖传》。根据《朱子语类》卷139的记载，他进一步对学生分析说：
东坡《欧阳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尽好。但要说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应。起头甚么样大，末后却说诗赋似李白，记事似司马相如。
学生问朱熹：“大凡作这般文字，不知还有布置否?”朱子回答说：“看他也只是据他一直恁地说将去，初无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说起头时，自未知后面说甚么在。”并且用手指中间说：“到这里，自说尽，无可说了，却忽然说起来。如退之南丰之文，却是布置。某旧看二家之文，复看坡文，觉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朱熹认为，东坡的《欧阳公文集叙》只从文章的角度而言是很好的，但要从道理上分析，便看出问题来了，文章的首尾都不相应：起头那样的大，末后却说诗赋似李白，记事似司马相如，前后不相应。学生问苏轼大凡作这种文字，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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