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谈古代进谏公文的说服修辞
作者：冒志祥 侯吉永
关键词 公文 进谏 说服 修辞
一
我国古代谏言君王之非的公文。向来不在少数。但效果差别很大，有的被君王采纳，导致兴利除弊。有的却适得其反，激使统治者恼羞成怒一意孤行，进谏者也往往落得入狱或贬官远谪的下场。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君主见识浅陋、心胸狭隘。一是进谏者忽略了进谏策略。
上书谏诤人主，并非易事。因为被谏诤者高高在上，处在强势地位，谏诤者的生杀予夺皆掌握在他的掌心，所以进谏君王之非，多少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韩非的《说难》曾列举了游说人主的七种“身危”，八种忌讳，足见进谏之难。也正因此，进谏者往往会在文辞的选择和组合上下很大的功夫，以说服人主接受自己的主张。这样，说服人主也就演变为一种修饰文辞(修辞)活动。许慎《说文解字》对“修辞”二字的解释是：“修，饰也。辞，说也。”“辞”为进说、言说之辞，修饰文辞是为了使言辞、文辞合乎言说目的。(西方传统上也把“修辞学"Rhetoric定义为一种“说服艺术”art of persuasion或者“良言学”science of speaking well。)好的进谏性公文都运用了高明的说服修辞。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说服修辞包罗范围很广，比如逻辑论证、援引典故、巧设譬喻、类比推理等等，都对说服人主发挥作用。但这是一般文章学意义上的范畴。也就是说，一般论证文章也会用到这些修辞手段。进谏类公文本来就是议论文，自然也以此追求文章学上强调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满足这些条件似乎也未必能说服人主，让公文奏效。海瑞的进谏公文《治安疏》洋洋洒洒，纵横捭阖，读来酣畅淋漓，振聋发聩，不能不说是千古好文章，但却不仅未能说服人主改正错误，还直接导致自己下狱。评价一篇进谏公文的优劣。首要是看其是否达到了预期行文目的，是否发挥了积极的现实作用。进谏公文的特殊在于必须围绕着人臣与人主的政治交际语境，所以，好的进谏公文除了满足一般文章学范畴的修辞外，还有一些专门适应其交际语境的特殊的修辞技巧。本文讨论的中心就是进谏类公文特殊的说服修辞。
二
本文拟选两篇文章来讨论进谏类公文的说服修辞，一是李斯的《谏逐客书》，一是狄仁杰的《谏造大像疏》，它们在修辞的选择上采取了一些相同的策略。
(一)避重就轻。减少对立
《谏逐客书》写于公元前237年，当时秦王已经听从宗室大臣的建议，颁布了逐客令。而令(命令)是公文中最具权威性和强制性的文种，一经发布，尤其是君主发布，自然是金口玉言，受令者必须绝对服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更不允许抵制违反。在这种情况下。李斯上书就等于抵制“圣旨”，公然对立。但李斯采取了一个很好的策略。他的《谏逐客书》是这样开头的：“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我听说大臣们建议驱逐客卿，我私下认为这是错的。在李斯的叙述中，秦王还没有下达逐客令，他只是对大臣们的建议发表一点个人看法。这样讲述至少有三点好处，第一，将批评的对象圈定为大臣，也就避免了和秦王的对立；第二，争取到了秦王往下看自己论证的机会；第三，万一秦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句话就是给秦王收回成命铺好的台阶。而且李斯用了一个“窃”字，摆出了谦卑的姿态，更是迎合了秦王的强势心理。李斯并没有说谎，当大臣们建议逐客时。他确实认为这是错的。他只是强化了这个事实，而弱化了秦王已经下令逐客的事实，是他的这种策略不知不觉地让一个既成事实变成了未成事实。这是李斯的修辞术。
狄仁杰上《谏造大像疏》的背景是，皇帝武则天佞佛，准备大造佛像，费功数百万，命令天下僧尼日出一钱，帮助修成。本来武则天登龙位改国号，是借助了僧人薛怀义、法明鼓吹的佛教舆论，所以尊崇乃至大力扶持佛教，以和李唐王朝尊崇的道教对抗，是政治权力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狄仁杰作为李唐旧臣，应该是深切明白武则天大造佛像是为了巩固权位这个目的的——这对武则天来说又是讳莫如深的。但作为一个正直大臣，面对这种劳民伤财搜括百姓的大规模举动，狄仁杰又不能无动于衷。韩非《说难》云：游说人主“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一旦说出人主心中的秘密，游说者就危险了。所以，狄仁杰不能说破武则天心中的秘密，也不能攻击佛教害人。以免激起武则天的怒火，然而又要制止大造佛像，这实在是一个难题。但狄仁杰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回避了对佛教本身的抨击，不去危及武则天的根本利益，他不诋毁佛教，仅谏造大像。表面看似就事论事，实则避重就轻。避免了和武则天的激烈冲突。而且，在下文暗示武则天的错误后，是这样措辞的：“又云：不损国财，不伤百姓。以此事主，可谓尽忠?”笔锋直指那些怂恿皇帝大造佛像的奸诈小人，意谓皇帝即便有错，也是作臣下的“不忠”所致。这无形中化解了与皇帝的对立。在用词上，狄仁杰也很讲究，他通篇用“大像”来代替“佛像”，这种替代也避了武则天佞“佛”的讳，实际缩小也限定了谏劝的范围。这种小开口，不致引起武则天的猜忌，还争取了一个说理论证的机会。韩非《说难》云：“大意元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然后极骋智辩焉。”进说的言辞投有什么违逆和抵触，这样就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辩才了。压抑论理的深度，收敛针砭的范围，并不意味着狄仁杰认识不到佛教的虚妄，也并不意味着狄仁杰不能杀伐决断敢作敢当，实在是狄仁杰为了顺应交际语境达到说服目的而采取的修辞。
(二)以美为刺，照顾颜面
韩非《说难》云：“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进说的要领，在于懂得粉饰进说对象自夸之事而掩盖他所自耻之事。因为人主高高在上，自视天命所归、至圣至明，所以在人臣面前处处表现出极强的自信心和自负感。他的强势思维模式让他习惯地认为他的看法和判断永远是正确的，他不会错，即便他真的错了，也是臣下导致的错，他的主张还是值得肯定和歌颂的。这也是他的威仪使然。在这种语境下，谏诤人主之过，不可滔滔雄辩以气夺人，而只能和风细雨，适当粉饰，用全局的立场和态度去感染，既要让人主不露痕迹地意识到自己的错，又要保其颜面。这样说来，汉代大赋强调“劝百讽一”实在是说服人主的高妙修辞。这种修辞在《谏逐客书》和《谏造大像疏》中同样有所体现。
《谏逐客书》中有一段写得尤其文采飞扬：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乏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风之旗，树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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