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互文——文本遭际中的解释与颠覆

作者：雷淑娟

　　在西方学界流行的“互文性”这一批评概念，与我国汉代郑玄在注释经书时发现并命名的语文现象——“互文”，是内涵完全不同的两个术语。传统语文意义上的“互文”是指语表似“烟笼寒水月笼沙”(杜牧《泊秦淮》)，语里实乃为“烟月笼着寒水烟月笼着沙”的上文省却下文出现的词语，下文省却上文出现的词语，参互成文，合而见义的辞格。而作为一个重要批评概念的“互文”(Intertexuality)(也有人译作“文本间性”)则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由保加利亚学者克里斯多娃(Julia kristeva)首先提出来，随即成为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标识性术语。自从这一理论诞生以后，对它的解释和研究它的人一样多。总的来说，学界对互文性的界定分狭义和广义两种，在狭义上它对文本间性有很强的解释力，而在广义上它对传统的文本概念则是一种颠覆。
　　狭义的理解以热奈特(Knight，George Wilson)为代表。他在《隐迹稿本》中说“我大概要给该术语(文本间性)一个狭隘的定义，即两个或若干个文本之间的互现关系。从本相上最经常的表现为一个文本在另一个文本中的实际出现。其最明显和最忠实的表现形式，即传统的‘引语’实践。”即现实文本与其他文本摆脱不了干系，它对以往非现实文本的扩散性影响的记忆、重复、修正、甚至叛逆。这种文本间的转换与位移从时序上看，有历时和共时两个向度。所谓历时的，就是对前辈诗人或前代文本的转换和位移。法国作家福楼拜曾说：“若有人问起作者其所写从何而来，作者不妨答道：‘我想想，我记起了什么，于是我接着写。’”不独往古，即使同一时空下的文本也会对作家产生影响。相传李白到黄鹤楼看到同代诗人崔颢的题黄鹤楼诗以后，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李白在黄鹤楼，触景生情，欲诉诸笔端时，感到崔颢在他之前赋的诗已经难以超越了。从表现形式上来看，这种互文性可以分为有标记的和无标记的及介于两者之间标记模糊不清的。所谓有标记的，是就文本语言运作层面而言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引语”实践。克里斯多娃把这种有明显标记的“互文”称为“现象文本”(Phenotext)。从言语指向上来说，这种“现象文本”是离心型的，其离心力作用是把读者注意力从现文本引向原文本。正如瓦勒里·拉尔堡(Val6ty Larbaud)所说：“引号里的这首诗、这句话出自别处，它展开了我在读者眼前打开的视线。这是发出的一声呼唤或是唤起的一段回忆，交流如此这般建立：所有的作品，全部的文学宝库被简约地回顾，和我的作品一道在读者的脑中交织。”另一种不太明显，不太经典的形式，即秘而不宣的借鉴。热奈特认为其典型的形式是“用典”。用典可以说是一种修辞形式，也可以说是书写的本质。我们被现实的瞬间捕捉的同时，也开启了我们对历史的记忆，一旦失去这种记忆，永恒也就不存在了。叶维廉在《中国诗学》曾经说过：“文、句是一些跃入庞大时空中去活动的阶段，诗不是锁在文句之内，而是进入历史空间的一种交谈。”作者在思接千载，心游万仞之时，接触到了历史时空中的各种文本，与它们交谈、对话。陆机的《文赋》生动地描绘了作家艺术构思中，遭际各种文本的情形。“伫中区以玄览，愿情先于典、愤；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秋尽，喜柔条于芳春；……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可见，创作的冲动导源于深察万物盛衰时变与诵勉先人的清美芬芳的诗章。然后，放下这些篇章，拿起笔来，将自己的感受流露在文字里。这说明，先前文本已参与了新文本的孕育工作，每个新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转化。这种吸收和转化不能简单的误解为拼凑、连缀，而是不同视界的融合、碰撞、冲突和消解。人们对创作的理念不再是从无到有，而是有中生有。通过新、旧视界的交叉、融合，促动了新生命的诞生。汉语语文史上对用典向来有优劣之辩。援引典籍故实，最忌陈陈相因，而贵在推陈出新为古文论家的共识。为此，古人在用典中最推崇“反用”，所谓“反用”，也叫“翻案”，就是作者的见识与引用的文本正好相反。展示了与前人文本相对立的视界。清代学者论韩愈用典时说：“韩昌黎诗句句有来历，而能务去陈言者，全在于反用。”如《醉赠张秘书诗》，本用嵇绍的鹤立鸡群一典，却偏云‘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岳庙诗》，本用谢灵运的‘猿呜诚知曙’句，偏云：“猿鸣钟动不知曙。”不着痕迹，似用非用，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与上面“引语”相反，这种用典形式的言语指向唯其“翻案”而成为向心型的。它通过对原文本的“叛逆”把读者的注意力由原文本中的话语引向现实文本，从而大大丰富了现实文本的内涵。所谓的无标记的“互文”是就文本生产层面而言的。如果说“引语”“用典”是自觉的、有意识的，那么无标记的“互文”就是非自觉的、无意识的。非自觉的、无意识的正如弗莱(Frye Northrop)论述的诗性文本的“神话”母题，荣格论述的“集体无意识”，它植根于种族的精神世界里。作者的写作中时常与这个精神世界照面并被它所笼罩。克里斯多娃把这种深藏在人们脑海里的文本叫“基因文本”(genotext)。对这种无标记互文信息的把握只能在这个意义上是确切的：即作者一定运用了一些来源已无从考证的谚语、神话或民间传说。例如《尤利西斯》一书中有许多无确定来源的引喻：命运三姐妹、科林斯水果和忘川河水等，这三者分别对应于希腊神话中掌管人的出生、寿命和死亡的三姐妹、希腊盛产水果的小镇及古希腊一宗教组织所相信的使人失去记忆的泉水。中国古典作品里的才子佳人模式，西方作品里的俄狄浦斯式的“杀父娶母”模式，这些母题或模式已经在各个民族的心理中积淀下来，它不是由“情结”遗留下来的“个人无意识”，这种特殊的形式或模式是在一代又一代的变化中保存下来的“集体记忆”。每当它诉诸于文本时就会与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些感情倾向相呼应。“基因文本”的这种“元文本性”，使其超越语句结构而根植于文本的语义生产过程中。这种成义过程发生在语言中，但却不能形诸于表层话语，它并非为现象文本生殖现实的语句，而是成义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深层的表意结构，而且是一个个无意识结构。基因文本并非千古不变，它是不断异化、处于无限变化过程中的变数的表意手段，因此，转换是基因文本的鲜明特征，是文本生命的始祖。
　　下面谈谈对互文性广义的理解。西方学界曾用“互文革命”一词来形容互文理论对其所涉及的哲学、语言学、文学领域的颠覆力量。克里斯多娃是在综合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巴赫金的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互文性这一概念的。首先她从索绪尔那里获得了关于符号及符号的两个组成部分——能指与所指的理论。在传统结构主义符号学静态共时语言秩序中，语言的意义表示系统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当我们试图通过言说和书写

1 [2]

本文为全文原貌　请先安装PDF浏览器　 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