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吴士文的辞格研究
作者：娄炜利 高万云
辞格的小类的，如“统括”之于“节缩”、“特选”之于“衬托”、“迭现”之于“排比”、“转换”之于“跳脱”、“起、抑、扬”之于“撇语”、“潜喻转借”之于“比拟”、“同字”之于“同语”、“拆词”之于“镶嵌”等都是如此。这样就减少了名称太多、纠缠太多的缺陷，并且也具有了从已有命题出发进行逻辑推演的科学本质。
第三，因为吴士文对辞格有着较为科学的定义，所以关于辟格与非辞格的关系问题也梳理得比较清楚。这主要表现下面四组关系：
(一)辞格与辞规。“辞规”是吴士文对部分消极修辞现象的特别命名，哪部分消极修辞现象呢?就是与辞格相对的那一部分，即“具有一般功能、一般结构、一般方法，符合一般类聚系统的模式”。可以看出，辞格与辞规是典型的一般与特定的关系。二者对立统一，各有妙用。不仅如此，吴氏还指出，有时辞格与辞规界限模糊，并且辞格可以转化为辞规。如“节缩”、“感叹”、“省略”和“复迭”，产生的时候符合定义中的四个定义项，但随着使用频率的增高，它的辞格属性逐渐变得不明显了，于是出现了有人认为是辞格，有人认为是辞规的情况，直到大家公认是辞规。
(二)辞格与辞趣。吴氏对辞格辞趣的认识自然是继承了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观点。但他又对陈氏的某些看法有所修正。陈望道认为，辞趣包括辞的意味、辞的音调和辞的形貌，而吴士文认为这有点“辞格、辞趣分工不明”“‘辞的意味’是否属于辞趣的范围，值得研究”。因为“‘辞的意味’不光辞趣中有，辞格中也有，如转品、复叠、藏词等。何况区别辞格与辞趣，只靠魅力深浅，看法不会一致，界限不会清楚。”于是，吴氏把陈望道划归为“辞的意味”的修辞现象分派到辞格和辞规中，让辞趣只管富有情趣的音和形。我们认为，这一变动虽不够彻底，但毕竟是一个较大的进步，使得辞趣的系统也较以前严谨。
(三)辞格与“炼字”。“炼字”是中国传统文论和修辞表述中一个重要概念，因为它谈词语的艺术使用问题，所以往往与一些辞格搅在一起。如“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之“翔”，有人认为是“炼字”，有人认为是比拟：“老老实实的小砖房”之“老老实实”，有人认为是“炼字”，有人认为是“移就”；“满把是银的和铜的”之“银的和铜的”，有人认为是“炼字”，有人认为是“借代”；“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之“蜡”，有人认为是“炼字”，有人认为是比喻；“登高也响应老婆的号召”之“响应号召”，有人认为是“炼字”，有人认为是“借义”；“牛一下子”之“牛”，有人认为是“炼字”，有人认为是“转品”；“织鱼网啊，织鱼网，织成一片好风光”之“织”，有人认为是“炼字”，有人认为是“拈连”，等等。那么，对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吴氏认为，“炼字”的概念范围太大，比较笼统，没有揭示出具体规律来，从来源上不是修辞方式，从内容上飘忽不定，所以不能把它视为辞格，炼字中属于辞格的归并为辞格，属于辞格的归并为辞规，这样才能保持辞格的同一性。
(四)辞格与表现方法。吴氏认为，表现方法与修辞格虽有不少相同的地力，如都属于形式范畴，但二者的区别也较明显，即表现力方法属于文艺学范畴，而修辞格属于语言学范畴。不过，对那些泾渭分明的表现方法和辞格，用排除法即可区分，但是对那些既适用于词句、又适用于篇章的两用的修辞格，如比喻、夸张、比拟、对比、双关等，判断它们是辞格还是表现方法，就必须依据特定的标准，吴氏定为两条：“一是根据辞格或表现方法在作品整体中占有的比例来确定，二是根据辞格或表现方法在作品整体中与塑造的艺术形象、主题是什么样的关系。”具体情况为：整篇作品，全部或大部由某一辞格实现，则辞格转化为表现方法；作品一小部分由某一辞格表现且未强有力地表现主题，则视为运用了某辞格；整篇作品杂用多种辞格，也不同程度表现了主题，也应视为运用了多个辞格：一篇作品杂用多种辞格，其中一种辞格强有力地表现了主题，可称这种辞格为表现方法。可以说，这种区分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四，辞格的结构与分类。吴士文在给辞格下定义时，有一个定义项是“具有特定结构”。为什么要强调结构形式，吴氏自己解释是事物的内部结构决定着事物的功能。其实，更重要的，辞格作为“格式化”了的修辞现象，要对其作科学研究，必须有可感可知可以操作的外在形式，不然，就会永远局限在领略体验的感性范围之内。正因为如此，陈望道、张弓等修辞学家在研究辞格的时候都往往从结构方式人手，进而把握其运行机制和修辞功能。到了80年代，不少修辞学者自觉进行辞格的结构分析，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吴士文的《修辞格论析》可说在这方面成果最显著。吴士文既研究个体辞格的结构，又研究同类辞格的结构。对前者，他总结了前人的两种研究方法，一是结构二分法，把辞格的结构都分成两部分，如比喻的本体和喻体，比拟的本体和拟体，移觉的本体和移体，夸张的本体和夸体等等。二是符号法，用符号和模型对比喻结构进行重建，给人以直观的感受。吴士文研究同类辞格的结构，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的38辞格为对象，把辞格结构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是描述体描述对象体和近值隐体。具有这一结构的辞格有比喻、比拟、移就、摹状、夸张、讽喻，其模型为“m≈di”(m代表描述体，d代表对象体，j代表近值隐体，≈代表描述关系。)第二类是换借体换借同值隐体，依存示意体。包括借代、讳饰、折绕、婉转、引用、飞白、双关、倒反，其模型为“(h＝t)←→sh”(h代表换借体，t代表同值隐体，sh代表示意体，←→代表依存关系。)第三类是引导体引导随从体。包括拈连、设问、映衬、反复、对偶、排比、层递、顶真、回文、错综、呼告。其模型为“I←s”(1代表引导体，s代表随从体，→代表引导关系。)第四类是形变体形变原形体。包括析字、馕嵌、复迭、转品、感叹、反问、节缩、省略、藏词、倒装、仿拟、跳脱。其模型为“x±u”(x代表形变体，u代表原形体，±代表形变关系。)上边四类，既可以说是四种结构形式，也可以说是四种结构规律，如果进一步概括抽象，对象体、近值隐体、同值隐体、引导体、原形体都有相近的属性，统称为“主体”，而描述体、换借体、随从体、形变体也有相近的功能，统称为“表体”，于是上面四种结构类型又可简化为：表体描述主体；表体换借主体；表体随从主体；表体形变主体。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研究具有科学品位，它比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感性研究要深入得多。因为有了如此的认识，吴氏在为辞格分类主要采用这种方法，从而使辞格划分的标准趋于一致，减少了混乱和纠缠，增加了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另外，吴士文还对辞格运用的条件和规律，辞格的分析原则和分析方法做了细致的探讨，对辞格的客观基础、美学基础、心理基础和语言文字基础进行了深入分析，还对辞格研究的历史作了简要的描写。
吴土文先生的修辞学研究自然也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辞格的定义问题，如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积极修辞中的辞格与辞趣的边界问题，如‘炼字’与辞格的关系问题等等，而这些有待我们继续努力。今年是吴先生诞辰80周年，故写此文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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