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创立》四二、戊申河口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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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申河口之役,在三月二十九日(1908年4月29日)的夜里开始,四月二十七日(5月26日)结束。
驻扎在云南河口的清军,有警察一队,巡防营四营,皆归“南防副督办”王镇邦(玉藩)统辖。
“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黄明堂,带领了关仁甫、王和顺,与曾经参加过镇南关之役的一百多同志在深夜由越南老街进入国境,与潜伏在铁路工人之中的二百名左右同志相会合。警察队的全部首先反正,杀了他们的管带蔡某。接着又有巡防营黄营的两哨,加入革命队伍,并力攻城。这时候,王镇邦已经出城迎战,带了两营兵扎在一个山头。
战到第二天(四月初一)的上午八点钟,革命军略事休息,于九点钟继续猛攻。黄营的其他两哨也反正了。事实上,黄营的管带黄元贞早已与河内机关部有了默契。他之所以把部队分作两批来投降,无非是为了方便起见。
到了下午四点钟,王镇邦表示,他也想降。革命军派黄华廷作代表,带了一名卫兵上山谈判,却在谈判之时被王镇邦连同卫兵杀了。革命军再攻。清军张营的管带张印堂阵亡。王镇邦被他下面的一个守备熊通用手枪打死。剩下的部队全体反正,河口入于革命军之手。守城的岑营管带岑德贵被俘,革命军将他加恩放走。
革命军的战利品,包括十响毛瑟枪一千余枝,子弹二十万发。革命军的人数,增加到一千多人。
革命军中路主力,由黄明堂率领,向北推进,在初二的晚上到达铁路线上的二十公里石碑附近,清军管带李兰亭率领全营迎降。黄茂兰营有两哨闻风而至。初四,到达南溪镇,有清军胡华甫的一哨来降。不久,王玉珠的一哨也来降。初五,到达七十八公里石碑,与黄茂兰营的其他几哨相会合,向蒙自的方向前进。南溪西边的蛮耗,已于初四由左路关仁甫部攻下。驻扎坝洒的清军李开美营不战而降。南溪东边的古林箐,也在初七初八左右被右路王和顺部攻下,收降了清军开广镇总兵白金柱的兵士一百多人。
到了这个时候,革命军的人数已经超过三千,声势浩大,原可长驱直入,占蒙自,取昆明。然而,粮食接济不上,钱也没有。倘若有钱,便不怕当地的粮食贵,更不难从越南买来,运去。
胡汉民写信向孙中山报告,说士兵每天每人需要三毛钱作伙食,全军三千多人,一天就得花去一千元。河内机关部根本没有多少钱。革命军打下河口以后,在当地征收到义捐三千五百元,却花去了四千八百元:赏给熊通二千(杀王镇邦的花红),赏给其他的人二千八百(有些是攻占河口的四座炮台,有些是杀了他们的哨官来降的)。
同盟会在成立不久以后,定了很详细的“革命方略”,其中规定“就地因粮”的办法,在军中设置“因粮局”,负责作下列的几件事:
(一)接收一切官产。
(二)没收反抗军政府之清吏或人民的财产。
(三)用限期付现之“给价券”购买粮食货物,期满按五厘计息。
(四)用“债券”向富户借银,于六个月内无息偿还,期满按二厘计算。
(五)向人民征捐,家产一万元以上捐十分之一,五万元以上捐十分之二,十万元以上捐十分之三,五十万元以上捐十分之四,一百万元以上捐十分之五。抗捐者,罚。
(六)发行“军事用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军中收入财产”之一倍。富户借银捐银,概须以“军事用票”缴纳。清政府之纸币一律作废。
“中华国民军南军”在进入云南,占领河口、南溪、蛮耗、古林箐不曾能够设立“因粮局”,按照既定的办法筹款。原因很多,第一,是黄明堂等人作指挥官,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的技术,来兼作“因粮”的事;第二,在随军出发的同志中没有可以主办“因粮”事务的人才;第三,所占领的村镇,除了河口较为殷实以外,都不是怎样地有粮可因的;第四,办法的本身也有问题,富户之有家产一万元者。未必拿得出现款一千元,有家产一百万元者。绝对拿不出现款五十万元。他们即使有如许的现款,也未必肯捐;可能因此而断然反对革命,站到清政府的一边去。倘若不叫他们捐得这样多。而只征家产一万元以上者以千分之一,家产一百万元以上者以千分之五,也许反而行得通。
胡汉民在信里向孙中山报告,要等到取得蒙自与开化两县以后,才可以开办“因粮”。但是,“两城既得。骤办因粮,必不能给。蒙自等虽非河口之比,然既得大城,则军费浩繁亦非现在之比。因稂之事,必徐设办法而后有功,若朝得城而夕办(因)粮以充军需,实势之难也。故必预筹款项,以为临时之用。”
胡汉民说,河内机关部已经没有钱买粮买弹。四月初二,他交了甄吉亭带去二干二百元;于是关仁甫的右路军,在初三日前进。四月初四,他交了黄龙生带去二干二百元;于是张德卿(王和顺)在初五日前进。并不是关、张二人把钱看得如此之重,事实上他们也仅仅能够替兵士买得三天的粮而已,有了三天的粮便勇往直前,真不愧为革命的队伍。
胡汉民一面向河内华侨梁成泰的儿子梁秋,借了三千元救急(梁秋已经捐过两千);一面写信给孙中山,请孙中山在南洋(新加坡与马来亚)筹款,“若得十万金,分半先为粮食之用,分半预备子弹之补充。则大军所至,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无后顾之忧矣。
孙中山在新加坡,于接到胡汉民的报告以后,在四月二十一日(5月20日)写信给邓泽如与黄心持,请他们向一位“弼翁”与一位陆秋杰设法,“若秋君或弼翁肯任此十万,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也”。结果如何?史料缺乏!
即使弼翁或陆秋杰慨然捐出十万,也无补于事。革命军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已经失掉了河口。
革命军失败的原因。除了缺少钱以外。一是黄明堂等人不服黄兴指挥,二是对方清廷用了极大力量来抵抗。黄兴来到越南河内,受孙中山电委他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在四月初八到河口,想督率全军前进,黄明堂拨给他一百人。这一百人走了不到一里,“向天开枪一排,齐声呼疲倦不已,克强再三抚慰,无效”。又走了半里光景,他们一哄而散。黄兴只得折回河口,约了王和顺来会谈。王和顺说,兵太少,子弹太少。黄兴要求抽调各路的一部分兵力,自己带去袭取蒙自,然而多数的将士皆不肯遵令。黄兴感觉到,只有把以前跟他在钦廉作战过的一二百同志召集来,才有办法。当统帅的,倘若没有“亲兵”,就不能指挥各军。于是,他决计先回越南一趟,等候老部下来,再打。不料,他刚进入河口对岸的老街,便被法国的警察指他为日本人,将他逮捕。他说出了真姓真名,法国的越南总督,判他驱逐出境,把他押到西贡,叫他在西贡上船。去哪里?任他的便。他选择了新加坡。
这时候,清廷早已与法国外交部及法国驻华公使函电往来,交涉了不少次,指责法国在越南的官吏对革命军始则纵容在越南境内集合,公然结队走过红河之上的桥,与利用滇越铁路的火车运粮运弹。法国外交部从此也禁止了革命军利用火车运粮运弹。
清廷同时已不惜重金,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五万、三万、两万,犒赏在前线的清兵,又拨了五十万两交给云贵总督锡良,作为增募新兵与供应广西客军的开支。从汉阳,从广州,从上海,都搬来不少的枪枝与子弹,一共是一万枝枪,三百七十万发子弹。
就兵力而论,有开广镇总兵白金柱的五千人,中路统领王正雅的十一个营,西路统领贺宗章的十一个营。此外,又有方宏纶扎在阿迷的四个营,与业已调派而仍在由桂来滇途中的龙济光军四个营。
清军在四月十一日战胜革命军中路于七十四公里石碑附近的白河;次日,夺占五十一公里石碑附近的三岔河;十五日,夺占四十四公里石碑附近的老范寨;二十四日,夺占泥巴黑、车河、南溪。
革命军右路在初八日左右失掉古林箐,退与中路并合。左路也失掉了蛮耗,退守新街,在二十一日失掉新街,退守龙膊;次日,放弃龙膊。退守坝洒;二十六日,放弃坝洒,回军河口。
黄明堂与王和顺把部队交给何护廷、马大、韦云卿等人,叫他们离开河口向东边走,由镇边县进入广西。黄、王二人由河口回越南。
何护廷等人带了革命军(这时候只剩下六百多人),走到【剪文公:原书作“列”,疑误】马白,与龙济光的兵遭遇,后边又被王正雅的兵追上。革命军于前后夹攻之中,苦战了一天,退到越南太原府的境内。法国兵叫革命军缴械,革命军不肯。两军发生冲突,打来打去,战区东起太原府的左州,西至保胜(老街),相持了几个月,由侨领梁正礼出面调停,讲好了条件;革命军于缴械后去新加坡,法国当局送旅费。
这六百多人其后到了新加坡,英国官吏不许他们上岸。法国在新加坡的领事,向英国官吏交涉,说法国曾经在革命军与清军交战之时守中立,等于承认了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因此之故,这六百多人是“国事犯”,而不是所谓“乱民”。英国官吏这才准许他们上岸,却在他们上了岸以后,立刻把他们拘禁。
孙中山叫张永福请了律师,从英国官吏那里,把他们都保了出来。陈楚楠特地为他们创办了一个中兴石厂,安插了他们之中的若干人;把其余的分别介绍到槟榔屿、吉隆坡、毗叻(霹雳)文岛的矿场、农场与工厂。
综计在河口一役之中,出力最多的是王和顺。黄明堂坐镇河口,关仁甫独领偏师,功劳均略逊王和顺一筹。王和顺是广西邕宁县人,当过刘永福的部下,由兵士升至哨官,在壬寅、癸卯之间与陆亚发起兵反清,转战两年之久;在甲辰年(1904年)冬天去香港,接受革命志士史古愚(史坚如的哥哥)与伍汉持、李自重等人的招待;由香港去西贡,于乙巳年(1905年)冬天拜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孙中山把他带到河内,与他同住在甘必大街六十一号,待以国士之礼。防城、河口两役以后,他在南洋休息了三年。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之役,他在香港工作。武昌起义以后,他首先在广东东江发难,与清军血战了七天七夜,光复了惠州。其后,讨袁、讨陈(炯明),他均极努力,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病故在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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