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创立》一七、革命潮


  在辛丑壬寅(1901与1902)两年,只有谢缵泰等人的“大明天顺国”事件算得上是一种军事性的革命行动。孙中山住在日本,致力于启发留日学生的革命思想。要等到乙巳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才跟着发生了 1906年的萍醴浏之役、孙中山所亲自指挥的丁未年(1907年)黄冈之役与同一年七女湖之役。

  值得一提的,是癸卯年(1903年)四月周云祥在云南武装抗清。他是蒙自县一家锡矿的矿主。县知事杨某派三百多兵士来搜缴他的矿厂卫队的军械,被他迎头痛击,杀了二百多名。然后,他一不做,二不休,攻占了临安、石屏、阿迷、宁州。可惜的是,他僻在边陲,未能与邻省的志士会党联络,只想据滇自保,没有澄清中原的雄图,终于寡不敌众,丧失了所占领的州县,隐姓埋名以死。

  传说,他之所以反清,一方面是激于清廷承认划云南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一方面也是因为从某一位来到云南的革命党人的手中,接到若干本宣传革命的书籍,读了以后才决心“揭独立旗,击自由钟”。

  这个“某一位”来到云南的革命党人,很像是秦力山,然而并不是他。他是湖南长沙人,在庚子年起义于大通以后,到了新加坡,由新加坡去了日本,和戢元丞、沈云翔、雷奋、杨荫杭、王宠惠、冯自由等人共同创办了《国民报》。再其后,在壬寅年三月与章炳麟(太炎)、冯自由等一共十个人,发起了“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再其后,又到了上海,帮助戢元丞办《大陆报》。在癸卯这一年,他留在上海,未去云南。次年,他去香港,住在中国日报社,与陈少白等人策动广东省的防军,曾经冒险进入广州三次。又过了一年,他才到了缅甸仰光,在《光新报》上发表了“说革命”十六章。三月间,由缅甸进入云南,到腾越干岸,受土司刀安仁之聘,办理“军国民学堂”,办到十月,病故。死时,年纪才二十九岁。

  从秦力山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保皇与革命两大势力的消长。他原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梁启超与唐才常的高足。粱氏亡命日本,于已亥年(1899年)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他和林圭、蔡锷、唐才质等几个同学都不辞跋涉之劳,从湖南赶来,继续受教,又在庚子年秉承师命,回国从事“自立军”的运动。是到了起义失败以后,到新加坡,请康有为拨款重行大举,遭了拒绝,然后于再度到了日本之时,断然与康、粱分途,一心一意走上革命的路。

  《国民报》是一种月刊,一共出了四期,便由于经费困难而停版。它的生命虽短,作用却是很大。在此以前,只有香港的《中国日报》是革命党的喉舌。

  秦力山是这《国民报》的总编辑。他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明明白白地提出革命救国的主张,使得当时聚集在日本的各省留日学生耳目一新。比起梁启超所主持的《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来,称得上是别树一帜。

  《清议报》是旬刊,在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开始,一共发行了一百期,于辛丑年年底结束。它的影响不为不大,曾经是侨界文坛的独霸,把若干兴中会会员如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与叔父冯紫珊,都裹进了保皇的圈子。

  《新民丛报》是半月刊,在壬寅年(1902年)正月开始,办到丁未年(1907年)七月为止,前后有五个半年头。销路最广之时,超过了三万份,内地的盗印本有十几种。梁启超文章颇为锋利,笔端常带感情,立论又常常站在读者的立场,因此而每每能够转移读者的思想。所可惜的是,他自己处于矛盾之中,今日高唱民权,明日又歌颂“我朝”,心里边明知中国以反清“为最适宜之主义”,写起文章来却不敢不敷衍那自始至终反对革命的老师康有为。

  倘若没有《国民报》及癸卯年(1903年)以后的《江苏》、《浙江潮》、《汉声》、《直言》、《游学译篇》、《鹃声》、《醒狮》、《二十世纪之支那》等风起云涌的革命刊物,留日学生以及国内一般读书人的思想,将一直为保皇的主流所支配。(所谓保皇,实际上是“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而言,不失为一种进步的主张。但是它只能引向一条走不通的“死巷”。姑无论康有为所欲保的皇[光绪帝],仍在紫禁城内的瀛台度着囚犯的生活,非有极庞大的革命性的武力不能救出;即使忽然发生奇迹,让他恢复自由,康有为也绝无具体办法来铲除顽固旧势力,用光绪帝的名义推行宪政。结果是,君主立宪这个幻想徒然耽误了革命的时机。)

  康有为的一句得意口号,是“革命足以召瓜分”,也就是说:革命足以亡国。一些革命分子的答复是:中国早已在多尔衮入关之时亡了国,革命正所以复国,而不是亡国。为了用行动作一次宣传,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等十人,便决定在壬寅年阴历三月十九日(1902年4月26日)假座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纪念会。事前,章炳麟起草好了一篇宣言书。

  章炳麟在宣言书中写道:“维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获。……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维兹元首,不知谁氏,……吾属孑遗,越在东海,念延平之所长,睹梨洲之所乞师,颓然不怡,永怀畴昔。……昔希腊陨宗,卒用光复,波兰分裂,民会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愿吾滇人,毋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毋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毋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毋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毋忘何腾蚊;愿吾辽人,毋忘李成梁。……庶几陆沉之痛,不远而复,王道清夷,威及无外。然则休戚之薮,悲欣之府,其在是矣。……”

  纪念会的日期之所以定在三月十九日,因为那是明朝崇祯皇帝自杀殉国的一天。

  章炳麟等人把宣言书印成了若干份,分发给留日学生与华侨。报名参加的有数百人之多。他们请孙中山与梁启超为“赞成人”,获得同意。但是,梁氏其后通知章炳麟,说“此事只可心照,不必具名”。

  会期的前一天,日本的警察局告诉章炳麟等十位发起人,说这件事“大伤(日本)帝国与清国之邦交”,不许举行。果然在三月十九日的上午,精养轩附近布满警察,使得到会的程定柽、汪荣宝等几百人无法开会。孙中山自己也来了,便邀请大家在晚间到横滨永乐楼聚餐。

  聚餐之时,大家补行了纪念仪式。孙中山提议,大家向章炳麟轮流敬酒。结果,章炳麟喝了七十几杯,而并不怎样醉。香港的同志们,先已接得了宣言书,便在《中国日报》上登载出来,而且也在这三月十九日的一天于永乐街《中国日报》的报社举行了纪念仪式。

  章炳麟其时并不是兴中会的会员,后来也不是。他是到了乙巳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才参加同盟会的。他之认识孙中山,事实上还是由于梁启超的介绍。就关系来说,他和梁的历史久。他是浙江余杭人,生于同治七年(1869年),比孙中山小两岁,作过俞樾(曲园)的学生,读书极多。甲午年他在浙江加入了强学会;两年以后,应夏曾佑与汪康年之聘,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的撰述,与粱同事。戊戌年(1898年),他一度去了湖北,作张之洞的幕友;回到上海,仍在《时务报》的后身《昌言报》担任撰述。

  章炳麟于戊戌政变以后,姓名在通缉之列,逃难到台湾,作《台北日报》的记者。他在《台北日报》写了若干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忠告康、粱的。他说:“孙文稍通洋务,尚知辨别种类,高谈革命,君等身列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

  粱在1899年邀请章来日本。章来了以后,住在东京小石川粱的寓所。粱带了他去横滨,拜访孙中山,晤谈以后,颇为相得。

  次年,章回上海,参加了唐才常在张园所举行的“国会”。他和毕永年劝唐才常不要把“自立”与“勤王”混为一谈,唐不接受,他一愤而与唐绝交。唐在汉口被捕,他又因曾经列名“国会”而再度被通缉,便托庇于教会,在东吴大学教了近一年的国文。有一次,他教学生写作文,出的题目是“李秀成胡林翼合论”。江苏巡抚恩铭,派人见东吴大学的美籍校长。要求捉拿他。于是,他又不得不再往日本,替梁启超所创设、冯镜如所经理的上海广智书局当驻日编辑。(他的工作是修改留日学生所翻译的书籍。)

  他和秦力山、冯自由等人在壬寅年(1902年)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之时,生活全赖广智书局的编辑费维持。革命的潮流激动了他,使得他始则与唐才常绝交,继则写文章忠告康、粱,三则不惜与梁也断然分途,发起而贯彻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的行动。

  这一年7月28日,多数留日学生因清廷公使蔡钧不许自费生钮锾、李显等九人进“成城学校”学军事,有十二个留日学生由保证人吴敬恒(稚晖)等率领。陪同这九人到公使馆请愿,到了夜深而不肯走,被蔡钧叫了日本警察来加以驱散。第二天,日本政府下令押解吴敬恒与一位姓孙名揆均的出境。吴在被押解到神户上船之时跳水自杀,被救。上海有若干人士,在张园开了一次大会,对留日学生表示同情。吴在回到上海以后不久,和蔡元培等人组成了“中国教育会”。章炳麟也回了上海参加。大家准备在上海租界上自办一所学校。

  十月间,南洋公学发生风潮。有一部分学生,以何靡施、穆湘瑶、胡敦复等为首,为了争取谈政治的自由而自动退学,组织了一个社团化的学校,称为“爱国学社”,社务由学生自己管理,教习也由学生自己去聘请。他们获得中国教育会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

  南洋公学的风潮,对于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学生们所施的影响很大。这是“学潮”,而实际上也是“革命潮”。潮的力量,足以推动停滞在港湾之中的大小船只,足以唤醒酣睡着的人心,使得稍有了解的人更加坚决,稍有倾向的人顿增勇气。潮,而且会越卷越大,把成千成万,数不清的不知不觉的群众,卷入了革命的巨浪之中。

  继南洋公学的学生而起的,有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林砺、章士钊等多人。林砺与章士钊其后也来了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中国教育会用本身的力量,支持爱国学社,支持到了第二年春天,捉襟见肘,便写了一封通函,给海外各地的华侨,募捐。这一封通函,文字遒劲老练,很像是章炳麟的手笔,或经过他的润饰。里面有这么几句露骨的话:“专制之毒,痛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二也。循斯二者,已足以夷吾族姓矣。……比来各省官学多有由同胞资助以成者,此足以表爱国之盛心矣,然官学生之宗旨,不过造软骨派之奴隶。爱国学社之前途,虽不敢决其如何,而学生固多志趣不羁,向学甚笃,俨如昔日英民移居北美者。具此善因,或有胜果。可以慰我同胞者也。……”

  正如这一篇通函所说,爱国学社的学生确是“志趣不羁”。他们在学社里面,充分享受谈政治的自由,和他们所自己请来的教习,天天“高谈革命”。教习是哪些人呢?有蔡元培,有吴敬恒,也有章炳麟。

  上海当时有一家报纸。叫做《苏报》,原为托名日商报纸,因生意清淡而卖给了湖南衡山人陈范(梦坡)。陈范在庚子、辛丑(1900、1901年)之间,很拥护变法及君主立宪的主张。他的报,被社会认作保皇党的喉舌。到了壬寅、癸卯(1902、1903年)两年,他看到清廷对俄国之窃占东北,而不敢收回主权,对留日自费学生之请求学习陆军而加以阻挠,对留日学生之组织“拒俄义勇队”而大施压迫,深深地感到康、梁的保皇主张绝对不是一条可走的救国的路。便终于决心和革命分子站在一起。他自动把《苏报》贡献出来,作为中国教育会的“附属权关”。凡是中国教育会的文告,以及爱国学社的种种活动,都免费照登。而且,学社内部的鼓吹革命的讲义与演讲词,也一字不漏地登了出来。章炳麟被他聘为撰稿人。

  陈范的女儿陈撷芬,热心爱国,颇有父风。她创了一家《女学报》,提倡女权。

  中国教育会除了拥有《苏报》作为“附属机关”,“爱国学杜”作为它所扶植的学校以外,又在江浙各地设了若干“支部”,由这些支部创设了若干学校与学社,例如在常熟有“塔后小学”,在吴江的同里镇有“明华女校”,在上海华泾乡有丽泽小学,在苏州有“吴中公学社”,在杭州有“两浙公学社”。这些学校与学社,也都成了鼓吹革命的中心。江浙一带的思想界主流,于是便由君主立宪而蜕变为反清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