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创立》一一、康粱(一)


  据冯自由说,孙中山除了请宫崎寅藏把康有为接到日本以外,也托了平山周去北京,帮助梁启超与王照二人出险,离开日本驻华公使馆,化装乘帆船逃到天津,乘轮船来日本。(另一说法,梁是日本驻津领事郑永昌陪同离开北京的。)

  孙中山对于康梁的变法努力,一向颇表同情,总想争取他们进一步参加革命。戊戌之前的一年(1897年),横滨兴中会的同志冯镜如联络侨商邝汝磐等创设一间“中西学校”,孙中山便保荐了梁启超作校长,写了一封信,交给邝汝磐拿去上海,找康有为。那时候梁启超正在办“时务报”,分不开身,康有为向邝汝磐介绍其另一弟子徐勤,并且建议把中西学校的校名改为“大同学校”。结果,徐勤来到东京,学校的名称也照康有为意思改了。

  康有为到达东京以后,宫崎寅藏与平山周劝他与孙中山见面,他自称受有光绪皇帝的厚恩,不便与革命党人晤面,犬养毅约请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梁二人在犬养毅自己的寓所会谈,梁出席,康不出席。梁说,康有事不能来,一切由他作代表。在犬养毅的协调之下,他和孙中山与陈少白畅谈到第二天的天亮。

  过了几天,孙中山派陈少白偕同平山周往大同学校访康有为,康与梁启超、王照、徐勤、梁铁君出见。陈少白重申请康有为参加革命之意,康说:“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

  王照忽然向在座的人说:“我自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康有为大怒,叫梁铁君把王照拖了出去。

  这位王照,原在清廷担任礼部主事,因上奏请光绪皇帝出洋考察而扬名天下,光绪帝曾经因此赏他以四品京堂之官,并且罢斥了不替他转奏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与礼部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慈禧政变以后,王照逃入日本驻华公使馆,被平山周救来东京,和康有为住在一起,康有为怕他说出有关“衣带诏”的秘密,便在种种方面剥夺了他的自由。替康有为执行此项监禁王照的任务的,是“精于技击”的梁铁君。

  陈少白亲眼见到王照因要求“评评是何道理”而被康有为吩咐梁铁君拖了出去,觉得有点奇怪,使拜托平山周对王照设法保护。果然,有一天,康梁等人不在大同学校,平山周便把王照引了出来,带到犬养毅的寓所。王照把前后经过,用笔谈的方式告诉了犬养毅。从此,王照不和康梁等人住在一起,又分访日本要人,告康有为的洋状,强调康所称的“衣带诏”,根本是伪造的。

  日本政府于是给了康有为九千元日币,请他离开日本。康去了加拿大,其后又辗转去了新加坡,住在邱菽园的家里。

  梁留在日本,仍与孙中山常常见面,似乎颇能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一度愿意由两党合组一会,以孙中山为会长,梁为副会长,因徐勤等人之破坏而作罢。合组一会的计划没有实现,梁与孙中山的交往却未中断。康写信来,命令粱离开日本,梁决定去檀香山。行前,孙中山写介绍信给他,介绍他与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友相见。

  梁在己亥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2月31日)到了檀香山,很受会友们的优待。孙眉(孙中山的胞兄德彰)而且叫儿子阿昌拜梁为老师。粱摆脱不了康的束缚,对革命的信念又不甚坚定,竟然终于篡窃了檀香山兴中会,吸收了一大部分会友为所谓“保皇会”会员,口口声声说,“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到了民国以后,有些接近康梁的人说,“保皇会”三字是革命党送给他们的团体的绰号。他们的团体,从来不曾以“保皇会”或“保皇党”为正式名称。)

  梁在檀香山募款“起兵勤王”,获得兴中会会友倾囊相助,得到了十几万银元的巨款,同时也替上海广智书局招股,募得了五万银元的股金。

  康在新加坡,似乎也募得了不少的钱。康的另一信徒唐才常,获得革命党人毕永年的合作,于庚子年(1900年)四五月间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正气会”,其后改名为“自立会”。自立会的宣言,兼有”排满”与“保皇”的两种色彩,既骂拥护清朝的人“低首腥膻,自甘奴隶”,却又大声疾呼“君臣之义,如何可废!”

  这“自立会”逐渐发展为“自立军”,准备于阴历七月十五日分别在大通、安庆、常德、汉口、新堤五处地方同时起义,名为勤王,实则对清廷革命。康、梁却不能如期寄来必需的款项。起义的日期。因此而改到七月二十九日。消息也因此而泄漏,唐才常于七月二十七日和林圭等二十余人在汉口被捕。

  倘若康有为能够成事,则自立军与革命军同时并起,也未尝不可以相辅而行。当时的机会,不可谓不好。慈禧甘心受刚毅等人的包围,立溥儁为大阿哥。到了最后又在庚子年六月对全世界的“夷人”宣战,围攻使馆。八国联军侵华后,两江、两湖与山东的三个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宣布保护洋人,不受伪命,在两广的李鸿章态度又极其暧昧;在另一方面,以容闳为首的若干知名之士又于七月初一日成立所谓“中国国会”于上海张园宣布“不承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俨然是一个新的革命政府,而且它的总干事不是别人,正是唐才常。(容闳当选为会长,严复当选为副会长。)

  康有为所捐到的款子,不为不多;据张之洞奏报清廷,是“洋银六十万元”,据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十一章所说,是“数逾百万”。其中梁所经手,在檀香山募得的:据徐勤说,是八九万元,据冯自由在同书第六章说,在十万元以上。

  徐勤的话,见于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所引的一封信。徐勤自己在这一封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承认:“汉口之役,所费三十万。”可见,康梁与他们所最信任的徐勤,并不曾把全部捐款用在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所主持的自立军的身上。

  杂项的开销,自然是在所不免。然而,倘若如冯自由所说(同书第十一章),“仅电报一项,耗费逾十万元”,那么,保皇会的各地负责人实在是太对不起自立军的踊跃赴死的将士了。

  康应负的责任最大。其次是徐勤。他们两人绝对不肯与革命党合作。梁劝康不可以湘鄂为主要对象,劝他取广东作为根据地,免蹈洪杨覆辙。康不听。粱又劝他亲入自立军中,以主帅的名义指挥一切,庶便号召。康也不听。

  唐才常也有错误。他在时务学堂里和梁同事,因梁而沾上了康。竟然不能摆脱,再加上对康的金钱支援抱了幻想,于是把轰轰烈烈的一场义举,从开始便排演成不伦不类的活剧:既要推翻清朝,又说是为了保光绪的驾。名不正,言不顺,其事当然难成。

  唐为了等侯康的款子而一再改期。在汉口机关的账簿上,可怜他仅存现洋一万五千余元而已(张之洞奏)。秦力山没有接到改期的通知,而依原约于8月9日在大通发动,苦战了若干天,于唐才常被捕以后解散所部,只身脱险。他到了新加坡,才知遭“康之拥资自肥”,一怒而与康氏绝交。

  秦力山在大通失败之后,唐才常到了8月21日才和林圭等人被张之洞捉去。在这十几天之中,唐本该有所动作,而不曾动作,以致坐以待毙。他之所以如此,原因不外是:(一)继续等候康的款子,(二)对张之洞存幻想。在秦力山不曾发动以前,唐因等侯款子而一再改期,不无理由(虽则犯了兵家大忌)。在秦力山既已发动而失败以后,唐还在等侯款子,便十分愚蠢了。至于对张之洞存幻想,以为张之洞肯脱离清朝而“独立”,那实在是缺乏知人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