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73：市舶与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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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对外贸易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边境上与辽、金、西夏、大理的榷场贸易，一是海外贸易。由于西夏的崛起，遮断了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传统商路，更因经济中心的南移，支持外贸的经济中心也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而海外贸易恰恰是以东南沿海港口为其依托的。
宋代航海技术的领先和造船业的发达，也为海上贸易的空前繁荣创造了条件。航海技术领先的最重要标志就是指南针的发明，这点将在《三大发明与科学技术》里细说。这里先说造船技术。
宋代造船业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已能制造适应各种自然环境、具有特定性能的船舶。以行驶区域分内河船和海船，以用途分有客船、漕船、渔船和战舰，以船型分有尖底船（海舶）、平底船（河船）和车船等，以规模分有载重数十石至万石的大料船、一二千石的中料船和数百石的小料船。
最能代表造船业水平的当然还是远洋海船，指南针在海船上的应用和推广，密封隔水舱技术的发明，都是重要的标志。大型海舶建造基地主要集中在两浙的明州、温州、台州，福建的福州、漳州、泉州，广南的广州和雷州；而以福建，尤其是泉州建造的海舶质量最好。泉州曾出土南宋末年海船残骸，已设有横板区隔的密封舱。海船中大料船长达一百米，载货达六百吨，可载五六百人。而大型海舶木兰舟，据《岭外代答》说，“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
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与私商经营两种方式。一般说来，官府直接派人到海外贸易情况并不多见，私商经营才是海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在私商贸易中，一种是个别权贵与官僚凭借特权派人出海经营，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牟取暴利。南宋初，那个打仗不行、赚钱有方的大将张俊就曾一甩五十万贯，命一老兵到海外经商，第二年老兵回来，获利几近十倍。但这类经营，市舶法不容许官僚权贵本人出面，只能私下委托他人进行，看来当时也是强调官商脱钩的。
于是，以民间舶商为主体的民营外贸便成为海外贸易的最主要方式。当然，有财力置办大型海舶的只有富家大姓，这是海外贸易中的大商人。个别的小商人和做发财梦的无业游民，只能出资在大商人的海舶上以“分占贮货”的方式出海贸易，一人得数尺见方的面积，下以贮物，夜卧其上。
与宋代有直接或间接海贸往来的国家或地区，从唐代的三十余个增至六十余个。大体分为五个地区：一为今中南半岛诸国，如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和暹罗（今泰国）等；二为南洋群岛诸国，如摩逸国（今菲律宾群岛）、三佛齐（今苏门答腊）、渤泥（今加里曼丹）等国；三为印度半岛和邻近诸国，如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四为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及其以西诸国，最远到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如麻嘉（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层拔（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等国；五为东亚的高丽和日本。当时的外贸航线分南海航路与东海航路，除了到日本与高丽走东海航路，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贸易往来都走南海航路。
政府在外贸港口设立市舶司或市舶务加以管理，先后设立市舶机构的外贸港有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镇江、平江（今江苏苏州）、温州、江阴郡（今江苏江阴）、秀州澉浦镇（今浙江海盐）和上海镇（今上海市）。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为著名，是宋代三大外贸港。广州不仅是华南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当时世界大港之一，史称“万国衣冠，络绎不绝”。
南宋以后，泉州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因为优越的港湾，泉州自南朝以来就是外贸港口；晚唐五代以来，因环城遍植刺桐，遂以刺桐港闻名于世。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始设市舶司，它作为东海航路与南海航路的交汇点上重要贸易港的地位日渐凸现。
南宋以后，由于朝廷的南迁，泉州既没有在宋金战争中遭到破坏，又有了接近政治中心的有利条件，兼之南方经济的高度发展，各种综合因素使泉州港逐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贸易额已超过广州。
在十三世纪初叶以前，大食（阿拉伯）、波斯、占城、高丽等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常来泉州贸易。其后二十年，贸易国增值五十余国。有时候，一次贸易的“净利钱”就达九十八万余贯，一次到货的乳香就达十万余斤。
元丰三年（1080年），北宋制定过一个广州市舶条法，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外贸法。整个民营的海外贸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海外流通阶段，即商人从上船放洋到回国上岸以前，纯属私人经营阶段。但舶商、船主和船员放洋必须持有市舶机构颁发的许可证，叫做公凭、公证或公验，以便出入境时交验，否则出洋交易即为非法。
一是舶船回国货物上岸以后进入境内流通阶段，无论中外商人载来的商品，都必须由当地市舶司按规定“抽解”（征税）和“博买”（征购）。抽解就是以舶来商品的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抵冲税金；博买就是官府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大部分舶来商品，编纲运送榷货务，由官方掌管其流通和交易。政府对海外舶来品的主体部分实行禁榷政策，即官府垄断大部分输入商品的运销业务以获取厚利。剩下小部分舶来品才由中外舶商自行销售贩易。不少蕃货也被中国商人贩至内地贸利，都城开封和杭州是蕃货销售的中心，平江（今江苏苏州）乃至成都都有蕃货交易。
海外贸易中，进口商品在北宋前期不过五十种，南宋已增至三百余种，可分香料、珍宝（珍珠、玛瑙、象牙、犀角等）、药材、矿产（水银、硫磺等）、染料和木材等几大类。输出的主要是丝麻制品、陶瓷器、铜铁和铜器、金银饰品、漆器、茶叶等几大类商品。
由于外来商品以香料为大宗，输出商品以绢帛和陶瓷为大宗，中外学者把当时的海上商路称为“香料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海外贸易不仅使政府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市舶岁入从宋初的三十万贯上升到南宋时期的二百万贯，也为海外各国的文明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在各外贸港口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蕃货市场，时称“蕃市”，一般设在蕃商聚居的“蕃坊”（也称“蕃巷”）里。广州、泉州的城南都有这种蕃坊，杭州的蕃坊则在城东，蕃坊还办起了“蕃学”。蕃坊设有蕃长，由官府挑选有声望的蕃商担任，机构称为蕃长司。朝廷还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蕃商犯罪，徙罪以上者，由地方官决断；杖罪则由地方官府审查核实后，送交蕃长按海外国家管理惩处，因为宋朝杖罪打臀部，海外国家则打脊背。
当时人习惯把外商称为蕃客。据仁宗景祐年间的官员报告，广州每年都有蕃客携带妻儿前来居住，甚至购买田宅，与当地人杂居，突破了蕃坊的限制。到南宋时，泉州城内蕃商杂处民间早已见怪不怪了。这些蕃客“富者资累巨万”，南宋泉州有一个名叫佛莲的回回商人，死后仅留下的珍珠就达一百三十石。北宋元祐年间，广州有个蕃客改为汉姓刘氏，娶赵宋宗室女为妻。
这些蕃客在泉州、广州等海港城市安家落户，长育子孙，以至泉州有“回半城”、“蒲半街”的民谚。泉州、广州和杭州都有专门安葬终老中国的蕃客墓地，广州的蕃人冢累累数千座，都南首西向，朝着故国。泉州有不少“蕃客墓”保存至今，成为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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