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50:流寇集团与农民武装


  宋金战争一开始,先是金兵南下,中原失守,继而高宗渡江,金军追击,宋朝政府对中原与江南都失去了有效的控制。有序的权力失控以后,必然另有无序的权力取而代之。大约自靖康元年(1126年)起,到绍兴五年(1135年)止的十年间,中原与江南出现了两类失控的权力。其一是农民武装,据何竹淇统计不下六十起,规模教大的有宣和末年至靖康初年河北的高托山(一座高托天)、京东的张万仙(一作张仙),建炎末年至绍兴初年建州的范汝为,湖南的钟相、杨幺,绍兴三年吉州的彭友。其二是流寇集团,笔者也曾作过研究,由形形式式溃兵叛将组成的流寇集团不下二百个。更多的情况是,农民武装中加入了流亡的士兵,流寇集团裹胁了无辜的农民,因而官方史书上都笼统称之为“群盗”。以下根据《宋史·高宗纪》列出影响较大的流寇集团起事年月,并依据相关记载略述其本末(至于原文称“贼”者此处也不予甄别):

  建炎元年七月,胜捷军校陈通作乱于杭州。十二月被王渊讨杀。

  建炎元年十一月,真定军贼张遇入池州。后犯江州,次年正月被王渊招降。

  建炎元年十一月,军贼丁进围寿春府。十二月投归东京留守宗泽,次年九月宗泽死后再叛,复寇淮西,十月被刘正彦击溃而投降。

  建炎二年正月,东平府兵马钤辖孔彦舟叛,渡淮犯黄州。广收溃兵后转入荆南等地,后虽受招抚,任镇抚使与捉杀使等职,但烧杀抢掠如故,俘杀钟相。绍兴二年,投降伪齐,后为金将,屡为攻宋的前锋。

  建炎二年二月,河北贼杨进归降宗泽。杨进号“没角牛”,宗泽死后复叛,众至数万,剽掠汝、洛之间。次年五月,为宋将翟进邀击,中流矢而死,其众溃散。

  建炎二年五月,贼靳赛寇光山县。后犯通州,四年闰八月归降刘光世。

  建炎二年六月,建州卒叶浓等作乱,寇福州。张俊(此人是大将,与经略川陕的大臣张浚不是一人,两人在建炎、绍兴年间同时登场,请勿混淆)前往镇压,十一月投降,因复谋为变被斩。

  建炎二年八月,河北京东捉杀使李成叛,犯宿州。后招安为镇抚使,仍杀戮抄掠,据有江淮湖湘十余州郡,连兵数万,有席卷东南之意。绍兴元年,被张俊击败,投降伪齐,后为金将,成为孔彦舟那样的侵宋马前卒。

  建炎三年正月,东京留守杜充遣岳飞、桑仲讨叛将张用于城南,其徒王善往救,张用、王善寇怀宁府。王善后转攻宿州,同年十一月叛降金朝。张用号称“张莽荡”,率部流窜至襄汉,复入江西,绍兴元年五月,受岳飞招降。

  建炎三年四月,西北贼薛庆袭据高邮军。他原是溃兵,至此有众数万,次月,受张浚招抚。

  建炎三年七月,山东贼郭仲威陷淮阳军。他原是李成一党,至此分兵攻淮阳,十月降宋为镇抚使,却打算割据淮南,与伪齐暗通声气,绍兴元年五月,被刘光世部将王德在扬州擒获,押至行在斩首。

  建炎三年十一月,淮贼刘忠犯蕲州。他也是溃兵出身,后有兵数万,屯据岳州平江县白面山,绍兴二年九月为韩世忠击溃,走降伪齐,次年四月为部下所杀,传首行在。

  建炎三年十一月,护卫统制杜彦及后军杨世雄率众叛。进犯潭州,杜彦后降宋,仍为统制。

  建炎三年十一月,桑仲自唐州犯襄阳。他这年正月还在讨叛将张用,时隔十月,自己也成叛将,袭据襄阳,京西列城皆为其所有,后受招为镇抚使,叛降不定,绍兴二年二月,为郢州守将所杀。

  建炎三年十二月,江淮宣抚司准备将戚方拥众叛,犯镇江府。后攻下广德军,次年六月被岳飞所破,降归张俊。

  建炎四年三月,御营前军将杨勍叛。后犯婺州、处州,一度受刘光世招安,复叛,绍兴二年被宋将杨惟忠诱杀。

  建炎四年十月,王善余党祝友拥众为乱。后渡江大掠,绍兴二年二月,归降刘光世军。

  建炎四年十月,江东贼张琪犯建康府,受招降。绍兴元年四月复叛,占据徽州,十月在楚州为官军俘获,槛送行在。

  绍兴元年正月,贼曹成入淮阳军,复引兵趋江州。曹成原与张用、马友属同一集团,后来分军南下,由江西入湖南,永兵十余万,次年受到岳飞的痛击,五月,以八万之众受韩世忠的招降。

  绍兴三年正月,江西将李宗谅诱戍兵叛,寇筠州。三月,为李纲派兵击降,被杀。

  宋太祖曾自豪的说过“吾家之事,惟养兵为百代之利”,推其用意,是将桀骜恣肆的不稳定因素强制融入军队这一国家机器中,使其难以直接危害社会与政权。但太祖没有料到军队本身也有这种全面失控的时候,这时,收隶尺籍的犷暴之民经过了训练,拥有了武装,结成了集团,就像上百头突破铁笼的恶狼与猛虎,不仅使历经战乱的国计民生雪上加霜,而且直接威胁到南宋政权的自身安全与立足根基,其危害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高宗小朝廷南渡以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所谓“群盗”上,以至当时宰相赵鼎都说:“渡江以来,每遣兵将,只是讨荡盗贼,未尝与敌国交战。”南宋政权剿灭流寇,消除了腹背受敌的威胁,巩固了后方,有利于南宋的社会安定与经济恢复,这一战争大体到绍兴五年基本完成。在平定流寇集团中,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和岳飞所起作用最大,并通过对流寇的招降与改编,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成为拥有重兵的中兴四大将。

  现在,再来说说这一时期的农民武装。土地兼并与赋税繁重,往往是农民揭竿而起的症结所在,这里有必要补充说说两宋的赋税。宋代无地的佃户向地主交纳地租,国家则向土地所有者(不论地主还是农民)征收两税,夏税征绢麦,秋税征粮食。此外还有“支移”、“折变”、“和买”、“和籴”等附加税。所谓支移,是借口将两税实物运送边地而征收的“道里脚钱”;所谓折变,是有意让纳税户将实物折成货币,或将货币折成实物,从中收取附加费;所谓和买,原意为公平买卖,也称和预买或预买,实为政府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强行预购两税中的绢匹等物,后来干脆连低价也都不付,变为一种附加税。所谓和籴,就是政府以低价向民户强征两税以外的粮食。

  南宋一建立,就打着抗金的旗号,巧立各种苛捐杂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借口供应军用而新增的附加税中,最苛急的有三种:一是南宋初年东南诸路征收的版帐钱,以两浙路最为繁重;二是绍兴二年起在江南东西路、两浙路和荆湖南路各州县按月交纳的月桩钱;三是绍兴五年新征的总制钱,与徽宗末年开征的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有些地区的经总制钱竟达正税额的三倍之多。此外,东南地区还有二税的附加,例如和籴、和预买、折帛钱、预借。和籴、和预买是沿用北宋旧例;所谓折帛钱就是将和预买中的绢匹改征货币;预借就是提前征收明年以后的赋税,最多的甚至预借到六年以后。另据记载,江西、湖南在正税以外,还有“正耗”、“补欠”、“和籴”、“斛面”等名目,一石正税米往往要收到五六石;收税钱则还有“大礼”、“免夫”、“纲夫”、“赡军”等名堂,一缗税钱往往要收到七八缗。建炎绍兴之际的连年战争,军队的馈饷和朝廷的开支,都要有江南农民来承担,不时之需,无名之敛,几无虚日,老百姓简直无以聊生。

  与此同时,两宋之际空前残酷的战争破坏也迫使人民铤而走险。建炎三四年间,金军渡过长江,蹂躏两浙路、江南东西路和荆湖南北路的广大地区,加上望风溃逃的南宋官军与流窜不定的流寇集团,一茬又一茬的烧杀抢掠,硬是把农民逼上了绝路。在这种形势下,哀哭无告的广大农民只有结众自保,才是唯一生路。

  唯其如此,这十年之间成为两宋农民起义的洪峰期,次数之密集,区域之广泛,在两宋是仅见的。其中规模与影响最大的就是钟相杨幺起义。

  靖康二年春,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命其子钟昂率义兵三百前往勤王,高宗南逃时被遣返原籍。钟相并没有按朝廷之命解散这支武装,而是结寨自保,抗击南下的金兵、溃兵与流寇。

  建炎三年冬,金军南侵荆湖,流寇孔彦舟也盘踞洞庭湖沿岸诸州,为害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次年二月,钟相揭竿而起,建号大楚,自称楚王,建元天载(一作天战),控制了洞庭湖周边诸州十九县,在洞庭湖中建立了水寨。起义军也利用秘密宗教作为组织民众的工具,这种宗教是否也是摩尼教尚难确定。钟相鼓吹:“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对贫苦民众是富有吸引力的,四方民众络绎前来投拜入法。

  在“群盗”并起的形势下,南宋政府推行了以盗制盗的方针,即任命一些兵强马壮的流寇集团的首领为镇抚使或捉杀使,让他们去消灭其他流寇集团和农民武装。二月,孔彦舟被宋朝任命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让他去对付钟相。孔彦舟派出间谍,混入义军,里应外合,在三月的一个深夜,偷袭了钟相的大营,俘杀了钟相及其妻儿。

  起义军虽受到重大挫折,但推举杨幺为领袖。他原名杨太,当地称兄弟中幼小者为“幺”,故称其为杨幺。杨幺自称“大圣天王”,立钟相之幼子为太子,很快将队伍发展至二十万人。他以洞庭湖为根据地,在湖里建立了面陆背水的大小水寨数十个,进可陆耕,退可水战,形成了陆耕水战的战略方针。

  为提高水战能力,起义军让俘获的工匠高宣打造二十四车至三四十车的车船。这种车船形制雄伟,分二或三层,大者长三十六丈,高七丈余,可载千余人,以人踏车,以轮击水,进退灵便,行驶疾速,左右前后各设长达十余丈的“拍竿”,用来发巨石击碎敌船。车船与海鳅等战船配合,使起义军掌握了水战的主动权。

  宋朝采取剿俘并用的政策。招安虽令个别动摇者叛变投敌,杨幺却始终不为所动,为了粉碎诱降阴谋,他后来对前往招安的官员一概予以镇压。

  绍兴三年六月,宋荆南制置使王燮率兵六万,水军正副统制崔增、吴全率水师一万,与鼎澧镇抚使兼知鼎州程昌寓联合进剿。杨幺诱敌深入,在阳武口(在今湖南汉寿东洞庭湖口)大败宋朝水军,崔增、吴全溺水战殁,一万水师全军覆没。而派去招安的官员,一再被杨幺处死,大半回不来。宋朝政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杨幺起义军的壮大,引起两方面的重视。

  其一是伪齐刘豫方面。李成投降伪齐以后,绍兴四年曾奉命派遣密使,游说杨幺“联军灭宋,分地而王”,为杨幺拒绝。时隔一月,李成又派人携官诰、金束带等前来诱降,被义军尽行杀戮,沉尸入江。关于杨幺起义军与伪齐的关系,也有与此截然相反的说法,以为两者勾结,约好李成由陆路、杨幺由水路,在两浙会合,“赴行在作过”。但坚持大义说有已然的事实可以作证,而勾结伪齐说充其量只是或然的道听途说,且未有实际的行动可以证实,即便在后来宋朝大军开赴水寨的情势下,不但伪齐绝无声援的举动,杨幺也绝无逃往伪齐的迹象,故后说不足为信。

  其二是南宋方面。对朝廷来说,杨幺控制长江上游之地,阻遏漕运,独占一方,已成为与金兵、伪齐鼎足而三的心腹之患,“不先去之,无以立国”。到绍兴五年,南宋政府或剿灭,或招安,已基本解决了为患江南的各大流寇集团。这年五月,右相兼知枢密院事张浚以都督诸路军马的身份坐镇潭州督战,命岳飞从抗金前线调来精锐部队进行镇压。

  岳飞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诱降了少数起义军首领,熟知了内情,决定了对策。他先派人暗中打开西洞庭湖的堰闸,降低水位;而后名官员编制巨筏,堵塞主要港汊河道;再将大量青草束投入湖中,以阻挠车船的正常行驶。六月,岳飞向杨幺大营发起总攻。杨幺以车船迎战,舟轮被腐草羁绊,行进不便,欲退入港汊,又为巨筏所阻,终于被俘遇害。十几万起义军中,老弱者归田,岳飞将五六万少壮者编入岳家军。

  钟相杨幺起义坚持七年之久,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进步性。但作为处于宋金之间的农民政权,长期并存似无可能,既不利于抗金大局,也不利于南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陈寅恪有诗云“妖乱豫幺同有罪”(豫即伪齐刘豫,幺即指钟相杨幺),也许正是从这种历史大格局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