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47：靖康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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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辽以后，金朝已无后顾之忧。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金太宗便下诏伐宋。金军以完颜杲为都元帅，其下兵分两路：完颜宗翰（粘罕）为左副元帅，攻太原；完颜宗望（斡离不）为右副元帅，攻燕京，而后两路会师宋朝都城开封。其时，领枢密院事童贯以两河燕山府路宣抚使正在河东，听到金军南侵的情报，竟以赴京汇报为名丢下军队、防区和人民逃之夭夭。
十二月，宗望大军直逼燕京，郭药师劫持知燕山府蔡靖等投降金军。这个寡信无义之徒建议宗望，宋朝河东精兵受到宗翰的牵制，东路军正可乘虚攻下河朔，并愿亲任向导。但东路军南进并不顺利，在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一再受挫。西路军在十二月也攻到了太原城下，却遭到了张孝纯与太原军民的殊死抵抗，宗翰分兵为二，一部分继续围城，一部分向东挺进，以确保会师东京。
金军南侵前夕，宋朝那些大臣严密封锁消息，因为徽宗下过“不准妄言边事”的御笔，更兼郊礼在即，他们唯恐妨碍自己的推恩。直到这时，徽宗才感到事情严重，下罪己诏，数说了自己即位以来的种种不是，下令废花石纲、应奉局等弊政，要求天下官僚士庶直言时政，希望天下方镇郡县率师勤王。但一切都晚了点。
徽宗派陕西转运判官李邺使金求和，但金人不改变攻宋的既定方针。李邺徒劳而返，却长金军之威风，灭宋朝之志气，说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开封军民愤然叫他“六如给事”。
二十三日，徽宗匆忙擅位给长子赵桓，自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声称今后除道门事外，一切不管。这年徽宗才四十三岁，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便早早决定自我下岗，不负责任的把一副烂摊子撂给儿子。赵桓即宋钦宗，数日后就是新年，他宣布改为靖康元年（1126年），乞求能保佑国家安定太平。
正月初一，钦宗下求言诏，让中外官僚士民直言时政得失。尽管钦宗下诏加强黄河防线，但驻守黄河北岸黎阳津（今河南浚县东南）的守将梁方平日日酣饮。二日，见宗望大军已攻陷相州（今河南安阳），便仓皇逃遁，南岸宋军也望风而逃。金军在五天内安然渡河，讥笑南朝可谓无人，倘若一二千人扼守住黄河天堑，岂能得渡！
三日，钦宗下诏亲征，以新任兵部侍郎李纲为东京留守，自己仿真宗澶渊故事，似乎欲与社稷共存亡。但次日宰执们建议他出奔襄邓，暂时避敌，他即表同意。李纲以为，舍此而去，天下将无安身之处，激励军民，京师岂有不守之理？并指出宰执白时中、李邦彦责无旁贷应该领导开封保卫战。白时中反问李纲能否出战，李纲表示愿以死报国，只是人微官卑难以服众，钦宗任命他为尚书右丞，位居执政。
正月四日，徽宗借口去亳州太清宫进香还愿，携带皇后与部分子女，由蔡攸随从，前往江南避难，走到泗州，高俅、童贯等也赶来扈从。徽宗出逃，让钦宗再次变卦，他打算逃往陕西。李纲一再苦谏，说万一金军得报，健马奔袭，何以御敌？钦宗这才打消去意，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把统兵抗金的事都委托给李纲。
李纲临危受命，仅用了三四天就巩固了东京防务。七日，金军打到东京城下，向好几个城门发起进攻。出乎金军意外，宋军防守严密，金兵死伤累累而不能得手。
宗望遣使入城，要求宋朝派出大臣与金议和。钦宗求之不得，即派同知枢密院事李棁回使金营，谈判和议的条件。宗望回复的条件是：宋帝尊金太宗为伯父；燕云汉人悉归金朝；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归金朝；宋纳犒军费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锦缎一百万匹；以亲王、宰相作人质。李棁不敢作主，回城复命。
宰相李邦彦力主全部答应，免使京城受刀兵之苦。只有李纲强烈反对，指出只要再坚守几天，勤王大军就会云集而至，金兵孤军深入，必将向宋求和。见大臣们多倾向李邦彦一边，李纲愤然表示要离职出朝。钦宗还仰仗李纲守城，便好言抚慰，答允议和之事慢慢商量。
但李纲离朝部署守城时，钦宗就派使者带誓书赴金营求和，答应纳币、割地、遣质等所有请求，誓书已改称“伯大金皇帝”。随后，钦宗命宰相张邦昌为计议使，异母兄弟康王赵构为人质，前往金营。
中书侍郎王孝迪奉命勒索民间金银，出榜恐吓京城人民说，倘不交出财物，进军坡称，“男子杀尽，妇女虏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老百姓气愤地叫他“四尽中书”，与李邺的“六如给事”配对。
正月十五日，勤王兵陆续抵京，名将种师道也在其中。钦宗召见，问以国事，他以为女真不知兵法，岂有孤军深入别国之境而能安然返归的；京师城高粮足，只要严密防守，金军日久必困。他反对割地求和，但同时表示自己只以军事听命于皇帝，其他事不想过问。
李纲任命了四壁统制官，擘画防务，守城形式为之一振。他请求统一指挥种师道的军队，但钦宗却让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兼京畿两河宣抚使，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并交代李纲的亲征行营司与种师道的宣抚司不能互相侵权。统兵权既分，指挥权不一，李纲便不能从容贯彻其守城方略。
种、姚同为西边豪族，各出了不少将才，种氏三代有种世衡、种谔、种诂、种师道、种师中，姚氏祖孙则有姚兕、姚雄、姚古、姚平仲。师道持重，以为京城形势，作战兵力略有不足，守御则绰绰有余。平仲急于建功，以士兵请战为由，说动钦宗实行劫营之计，李纲对此举也不反对。
二月一日夜，姚平仲率步骑万人实施计划，因走漏消息，反遭迎击。损失虽不严重，但他唯恐受到种师道责罚，竟弃军亡命。种师道原不赞成劫营，现在以为倒不如将计就计，每天派兵骚扰，不出十日，金兵必退，但被李邦彦拒绝。
宗望遣使向钦宗施加压力，追究劫营的责任，李邦彦完全推给李纲和姚平仲。钦宗的恐金症再次发作，罢免了李纲和种师道，撤销了亲征行营司，遣使谢罪，交割三镇。
消息传出，群情激愤。二月五日，太学生陈东率千余诸生伏阙上书，军民不期而至者数万（一说十余万），要求罢黜李邦彦，复用李纲、种师道，反对割地乞和。这是一次永垂史册的学生运动，其伟大悲壮与东汉党锢之祸中的太学生可以媲美。
太学生们坚持和平请愿，但出于义愤的军民不可能那么温良谦恭。群众把登闻鼓抬到东华门外，擂得震天价响，把鼓皮都擂破了。他们见李邦彦下朝，围上去怒骂：“你这浪子，岂能作宰相！”拣起瓦砾掷他，吓得他坐上妇女的小轿，狼狈逃窜。其他主和大臣也遭到诟骂和殴打，前来宣谕诏旨的宦官被愤怒的群众杀死。
开封府尹王时雍派数十卫兵团团围住陈东，指责学生胁迫中央。学生反驳道：“以忠义要求朝廷，不比你们以奸邪要挟天子强多吗！”陈东挺身于斧钺之间，凛然无惧。有人劝他逃生，他说：“我一走，你们就得受戮。我今天这头已在地上了！”钦宗自知大义有亏，众怒难犯，更担心强敌压境，内乱再起，只得宣布李纲、种师道复职，并让李纲出面安抚请愿的学生，平息了这场风波。
金帅得知主战派占了上风，大兵久困坚城之下，而宋朝勤王兵在外围聚集，自己将处于内外夹攻的危险境地，后果堪忧，便萌生退意。十日，钦宗更换人质，换回了赵构与张邦昌，将同意割让三镇的诏书送给金帅。这天，金军带着勒索到的金银引兵北去，开封被围近四十日终于解围。
但是，以学生为先导、以广大军民为后盾的靖康请愿运动吓坏了统治者。请愿当天，就有数十名“乱行殴打”的所谓“暴徒”，被当局枭首通衢，用以杀鸡儆猴，震慑群众。金军撤退以后，李邦彦、李棁、王时雍等主和大臣指控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意在生变，不可不治”，王时雍还派出数百人到太学窥探学生动静，甚至打算趁其不备，把学生都逮捕处死。太学生们听到朝廷要秋后算账，不告而去者占了一大半。国子司业（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副部长）黄哲动用学规开除那些离学的学生，其他太学生愤然要求将自己一起开除。
唯恐再次激起学潮，钦宗在金军撤后也赶到割地求和有点委屈，便承认学生请愿是忠义爱国行为，命著名学者杨时兼任国子祭酒（相当于教育部长），前去安抚学生，动员复学。宰相吴敏认为陈东无非闹而优则仕，建议朝廷授以太学录，先行收买，再行罢免。陈东五次上书，坚决反对，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带头请愿完全处于忧国忧民，并不夹杂私心。
实际上，“二五”请愿已是陈东领导的第二次请愿活动。早在一个多月前，钦宗即位第四天，陈栋就率数百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朝廷严惩“六贼”。钦宗打算派人秘密处决他们，但其时童贯、蔡攸已随徽宗南下，投鼠忌器，唯恐他们万一挟持徽宗另立朝廷，后果将不堪设想，只得暂时作罢。靖康元年正月，钦宗下诏，将王黼安置永州（今湖南零陵），李彦抄家赐死，朱勔放归田里。王黼在押往贬所途中，被开封府秘密派人处死。数日后，梁师成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途中也有诏赐死。
再说徽宗南逃，车驾渡江，在镇江营缮宫室，建造庭院，做久居之计，每月花销竟达二十万贯。更令钦宗不满的是，徽宗并不想全部放弃君权，镇江行营俨然另一朝廷。在朝臣纷纷要求下，钦宗鉴于“自江以南，诏令不行”，便派出太上皇帝行宫迎奉使敦促徽宗回朝。四月三日，徽宗一干人等悠然自得返回京城，似乎什么战争都没有发生过，他只是做了一次江南之旅。回京以后，徽宗又提出亲赴洛阳募兵，钦宗断然拒绝，并驱逐了徽宗的侍从，以确保一个中心。
其后，要求惩办蔡京父子与童贯的呼声不绝于朝野。钦宗先后贬朱勔于循州（今广东龙川），贬蔡京于儋州（今海南儋县），贬蔡攸于雷州（今广东海康），贬童贯于吉阳军（今海南崖县）。七月，蔡京在流放途中病死，数日无人收尸；童贯在押送路上被下诏处死，首级送回东京示众；九月，蔡攸与朱勔也在贬所被处死。
钦宗惩办六贼当然是大快人心的，但在其他方面却令人大失所望。金兵一退，他以为危机已过，把种师道罢为宫观使，让他赋闲，声称其老迈“难以再用”。御史中丞许翰上奏以为师道“智虑未衰”，应该复用，这才让他出任何东河北宣抚使。师道建议集中关陕、两河之兵，扼守黄河以北的军事要地，阻遏金军的再次南侵，朝廷置之不理。
六月，钦宗命李纲代替种师道，去解太原之围，将他排挤出朝。钦宗让前线武将直接听命于己，李纲根本指挥不动军队，被迫提出辞职，钦宗就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将他一再贬官，安置夔州（今重庆奉节）。钦宗以为和议可恃，不思战备，反而压制抗金舆论，以至民谣一针见血的说：“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
另一方面，钦宗与徽宗父子芥蒂难消，在权力问题上勾心斗角，痛失半年备战的大好时机，坐视北宋的最后覆亡。当时有《九不管》民谣揭露了钦宗在朝政上本末颠倒，例如，“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河东，却管陈东”，就是讽刺朝廷不抓当务之急两河边防，却处心积虑的对付陈东与太学生；再如“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就是嘲笑钦宗不以对付金太祖的二太子宗望为头等大事，却与徽宗明争暗斗，急匆匆将自己不满十岁的儿子立为皇太子。
靖康宰执多出蔡京、童贯之门，根本难系天下之望，有一个李纲而不能用。钦宗性又多变，白时中、李纲、种师道、姚平仲都能说服他，毋怪连逃守战和的基本决策都游移不定。金人就毫不掩饰的对宋使说：“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渡河矣！”南宋的吕中一针见血批评靖康之政，“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则恐惧而无谋，稍缓则迟迟而又变其谋，靖康之祸，盖坐此也”。
金军虽迫于形势暂从开封撤围，在打交道中却看透了对手的腐败无能。当年八月，宗翰、宗望再次分东西路进攻宋朝，进攻路线对他俩来说已完全熟门熟路。
西路军再次猛攻太原。太原军民在知府张孝纯、副都总管王禀率领下，又一次让强敌受阻于坚城之下。九月，因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太原三军煮弓弩皮甲充饥，老百姓吃萍实草茭，甚至人相食。这座坚守近九月之久的河东重镇终于陷落，王禀投水殉国，张孝纯被俘降金。
十月，宗望率领的东路军越过中山府，攻陷了真定府（今河北正定）。这时，李纲被贬，种师道刚病死，钦宗派康王赵构和王云为割地请和使，前往金军大营乞和。赵构行至磁州（今河北磁县），守臣宗泽力劝他不该冒险北上，他应相州知州汪伯彦之邀只身南下。
十一月，金西路军抵达河阳（今河南孟县），见南岸有宋将折彦质率大军十二万布防，便虚张声势取战鼓数百，彻夜敲击，宋军不战而溃，金军安然渡河。金东路军在恩州古榆渡（今河北清河西）过河，向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挺进。
一过黄河防线，金帅就遣使东京，通牒钦宗尽割两河，两国以黄河为界。钦宗满口应允，即派聂昌、耿南仲分赴宗翰、宗望军前交割。聂昌在绛州（今山西新绛）被愤怒的军民杀死。耿南仲行至卫州（今河南卫辉），见乡兵差点杀了金使，仓皇逃往相州。
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军会师东京，开始大规模攻城。钦宗这才再次想起李纲，驿召他进京领开封府，但他还在中途，东京就陷落了。与此同时，钦宗派人持蜡书前往相州，任命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让他与河北守将火速带兵入援京城。
时值隆冬，开封有禁军、勤王兵与民兵近二十万，御寒衣薄，在城头瑟瑟发抖，钦宗视察后仍舍不得动用国库布帛。钦宗病急乱投医，相信术士郭京的胡言乱语，说能用撒豆成兵的“六甲法”生擒敌帅，扫荡金兵，只须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但郭京声称“非朝廷危急，决不出师”，迟迟不肯出招。二十五日，城破在即，同知枢密院事孙傅催促他出战。郭京命守城军民退下城头，驱七千七百七十七名“神兵”出宣化门迎敌，谁知一触即溃。郭京借口下城作法逃之夭夭，金兵却乘虚攻入了开封城。
次日，钦宗遣使金营乞和，宗翰、宗望要求：一是割地，一是徽宗前去“相见”（实际即作人质）。钦宗表示太上皇有病，自己愿意代往，二帅让他到宗翰驻军的青城听命。钦宗在青城斋宫被扣三天，这里原是宋朝皇帝祭天前夕斋戒留宿之处，如今却成为他的临时囚所。十二月二日，钦宗在青城斋宫向金军二帅献上降表，受尽凌辱，才被放回。
尽管如此，徽、钦二帝还心存侥幸，希望金军能保留赵氏社稷。金帅也摸透了他们的心理，并不立即俘虏他们，而是先让他们下令收缴城内的马匹、武器，剥夺宋朝的反抗能力；而后让他们为金军搜刮京城官府和民间所有的金银财物。此外，金军还索取给金太宗的贡女三千名，犒赏金军的少女一千五百名，不仅民间妇女难逃魔爪，连不少宫嫔都投水自杀。
靖康二年正月十日，宗翰、宗望将钦宗与亲王、宰执大臣等再召到青城，把他们囚禁起来。二月六日，金帅命钦宗在青城金营中跪听金太宗诏书，宣布徽宗与钦宗废为庶人，另立别姓“以王兹土”。而后就下令剥去钦宗的帝服，在旁的礼部侍郎李若水上前抱住钦宗不让脱衣，大骂金帅：“你狗辈不得无礼，这是大朝真天子！”宗翰恼羞成怒，毒打不止，若水骂不绝口，最后被砍了脖子割断舌头，壮烈而死。
次日，徽宗与皇帝宗族也被押往青城金营。徽宗对金帅哀求，说自己愿远赴金朝，只希望能让钦宗到广南一小郡奉祀祖宗，宗翰听都不愿听。得知金军将立异姓，同知枢密院事孙傅在四天里先后连上七书，先是要求复立钦宗，再是请求在徽宗其他诸子中另立贤者，最后恳求留钦宗的皇太子监国，宗翰不仅一概不答应，反而逼其交出皇太子，进而拘捕全部宗室，免得将来复辟。
在金军的斧钺下，二月十一日，宋朝百官集议另立异姓天子的问题。有人以为，为了不让金军屠城，不如推出一人应命，大家推举靖康元年做过两个月宰相的张邦昌。两天后，金军事先宣布有异议者将押赴金营，东京城里的大小官员、僧道、耆老、军民被迫签名表示“拥戴”张邦昌。
三月七日，是金帅为张邦昌行册命礼的日子。张邦昌打算自杀，有人说他被推举时不死，现在却要让一城生灵涂炭，他这才作罢。他的傀儡政权国号“大楚”，与金以黄河为界。在册立仪式上，张邦昌一再痛哭，表示自己不愿叛立。他做傀儡皇帝时，始终不立年号，不坐正殿，不受群臣朝贺，不用天子礼仪，大内宫门都贴上“臣张邦昌谨封”的封条。凡此种种，并不都是装模作样，表明他确实事出无奈，与后来伪齐皇帝刘豫有所区别。
四月一日，金军押着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启程北撤。俘虏包括宋徽宗、钦宗父子和他们所有的皇后、嫔妃，皇太子、亲王、公主，宗室、外戚、宰执和其他在京大臣，伎艺、工匠、娼优等各色群众，共计十余万人。战利品包括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马一万匹以及法驾、卤簿、车辂、冠服、法物、礼器、祭器、乐器以及其他文物、图书等，不可胜计。
行前，金军焚烧了开封城郊的房屋，而开封城内早就形同废墟，老百姓饿死者日以万计，连一只老鼠都卖到几十文钱，人相食的惨剧也时有所见，再也找不到孟元老笔下的那些繁华景象。
徽、钦二帝一行在北上途中历尽折磨，受尽屈辱，皇后受到随队金兵的性骚扰，离队小解的嫔妃遭到金军的强暴。次年八月，徽、钦二帝被辗转押抵金上京，金太宗逼他们除去袍服，朝见金朝祖庙，行献俘之礼，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封宋钦宗为重昏侯。他们的后妃三百余人没为奴婢，为今人浣洗衣服；其他妇女配给金军作为性奴隶，男子则在冰天雪地里服苦役。
建炎四年（1130年），他们被远徙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徽宗在绍兴五年（1135年）死在当地，年五十四岁。绍兴十一年，金熙宗追赠徽宗为天水郡王，改封钦宗为天水郡公。绍兴二十六年，钦宗也死在五国城，年五十七岁（钦宗卒年，《金史·海陵纪》记之甚确，但金方迟至绍兴三十一年才通报宋朝，《中国历史大辞典》据此系为卒年，显误）。
经历靖康之变的人，都不会忘记这场民族的灾难、祸乱和耻辱，也称其为靖康之难、靖康之祸和靖康之耻。于是，就有刻骨铭心的雪耻情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在南宋凝聚成挥之不去的“恢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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