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39:从建中到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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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以庶子入承大统,尽管已经十八岁,仍请向太后垂帘听政,以压阵脚。与真宗刘皇后、英宗高皇后不同,向太后对权力并不感兴趣,听政仅半年,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就宣布还政。
即位不久,徽宗就任命韩忠彦为门下侍郎,两个月后进拜为右相。忠彦是名相韩琦之子,京城称这一任命是“快活差除”。范纯仁已成为元祐旧臣的一种象征,徽宗召他入朝任观文殿大学士以备顾问,虽然最后以老病不得不归养,但徽宗声称“得一识面足矣”,倒赢得朝野不少好感。在忠彦建议下,文彦博、司马光和刘挚等三十三位元祐大臣恢复了名誉和官职,被废的哲宗孟皇后为元祐皇后,与尊为元符皇后的刘皇后享受同等待遇。忠直敢言知名之士也渐被起用,一时号为“小元祐”。
章惇因反对徽宗继位(他说徽宗轻佻,倒是识人之语),任山陵使时又将哲宗灵柩陷入泥淖,被劾为大不敬,徽宗以此为由头将其罢相。言官把他迫害元祐党人的旧账抖落出来,他先是被贬岭南,后来移至睦州(今浙江建德),死在那里。蔡卞也是众多台谏官弹劾的对象,作为王安石的女婿,他也是鼓动绍述的主角,现在贬往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住。接着,蔡京夺职出居杭州,邢恕、林希和吕嘉问等也分别被逐出了朝廷。
徽宗初登大位,很注意广开言路,听纳直言。他下诏说:“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在徽宗鼓励下,上书言事者就神哲两朝变法废法问题展开了争论。元符三年岁末,徽宗明确表示:元祐、绍圣均有所失,要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改元建中靖国。宋代年号往往反映出在位皇帝的施政意向,徽宗这个年号的政纲很明确:“建中”就是在元祐、绍圣之间不偏不倚,“靖国”就是强调安定团结乃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倘若真的如此除旧布新,任贤去奸,北宋末年政治形势恐怕将是另一番气象,可惜徽宗转眼就改变了初衷。形势逆转,与元符末年以来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息息相关。向太后无疑是旧党的代表,她的垂帘听政使旧党纷纷回朝。但她听政仅半年就主动还政,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去世,旧党顿失靠山,也缺少杰出的领袖型人物。韩忠彦虽为左相,但在处理政事上魄力不够,在玩弄权术上也不是右相曾布的对手,事事受到掣肘。
相对而言,新党不乏曾布这样有号召力的领袖,虽然向太后听政期间有一批新党被逐出朝,但在朝的新党势力仍盘根错节。曾布由于在皇位继承上大得徽宗好感,再加上他在绍述时期对章惇过激之举也发出过不同声音,在建中舆论中反倒能为两派所容。但他在本质上是新党领袖,因而利用相位渐进绍述之说,一方面示意御史中丞赵挺之对元祐旧党发动攻势,一方面千方百计排挤韩忠彦。
起居郎邓洵武是新党邓绾之子,他挑唆徽宗说:“陛下是神宗之子,忠彦是韩琦之子。忠彦更变先帝之法,在他是继承父志,陛下却不能够。必欲继承遗志,非用蔡京不可。”邓洵武用父子之情离间了徽宗的君臣之义,挑起了他对旧党的不满和仇恨。十一月,徽宗宣布明年改元崇宁,表明他将转而崇尚熙宁新法。
曾布与蔡京在元符末年矛盾颇深,唯恐蔡京执政威胁自己,默许旧党将其逐出朝廷。但为相以后,他为了挤走忠彦,再次援引蔡京入朝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不久,蔡京就当上了执政。当然,蔡京之所以能东山再起,与徽宗欣赏他的书法也有关系。据说宦官童贯奉诏到杭州搜罗书画珍玩,贬居当地的蔡京精心绘制了屏障扇面让他带回宫禁,博得这位风流天子的青睐,童贯乘机说项,徽宗便决定重新起用蔡京。
蔡京入朝,先与曾布联手迫使韩忠彦罢相,罪名是变神宗之法度,逐神宗之人才。但蔡京站稳脚跟却开始倾轧曾布,上演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闹剧。他抓住曾布任命亲家陈祐甫为户部侍郎的把柄,发起攻击。曾布在徽宗面前声色俱厉的自我辩护,徽宗拂袖而起。御史交章弹劾,曾布罢相出朝。蔡京取而代之,乘胜追击,命知开封府吕嘉问将其诸子问成贪污罪,把曾布贬到太平州居住,在政治上再难翻身。
以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蔡京任相为界限,其后虽然还打着新法的旗号,但只是盘剥百姓的遮羞布,蔡京的所作所为,与熙宁新法已了无关系。诚如王夫之所说,王安石精心擘划的新法“名存实亡者十之八九”。蔡京为相不久,就仿照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陈规,设立讲议司,安插了亲信党羽四十余人,由他担任提举。讲议司名以上讨论熙丰已行法度和神宗欲行而未行的举措,实际上是“中书以外有一中书”,成为蔡京打击政敌独揽权力的工具。
七月,蔡京颁诏指斥元祐大臣“汲引死党,沸腾异端,肆行改更,无复忌惮”。九月,他下诏将元符末年上书言事的五百八十二名官员分为正上、正中、正下、邪上、邪中、邪下六等。这张名单是蔡京一伙拟定的,标准是“同己为正,异己为邪”。列为正上的仅六人,正中的十三人,正下的二十二人,多是蔡京的死党。而列入邪等的五百三十四人,虽有陈师道、晁说之等知名人物,但绝大多数只在具体问题上与蔡京意见不同而已。列为正等的四十一人都旌赏有加,列为邪等的五百三十四人降责有差。
数日以后,徽宗规定:凡是元符末年“叙复过当”的元祐党人,一律不得任命在京差遣。这张名单共计一百二十人,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去世,包括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等文武执政官二十二人,苏轼、范祖禹等曾任待制以上官员三十五人,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其他官员四十八人,张士良等内侍八人,王献可等武臣四人,由徽宗御笔书写,勒石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列名的不都是元祐旧党,例如陆佃原是王安石的学生,章惇与曾布明明是新党,仅因与蔡京见解相左,也都一古脑儿打入了元祐党籍。可见到蔡京手里,连新旧党争的起码界限都抹杀了,有的只是睚眦必报的个人恩怨。
不日,蔡京又让徽宗惩办元符末年变更法度的刘奉世等二十七人。元祐皇后孟氏也被再次废黜,仍居瑶华宫。十一月间,徽宗和蔡京将列入元符上疏邪上尤甚的三十八人黜逐远方,将列为邪上的四十一人分别贬为远小州郡的监当官。
岁末,徽宗连颁两道诏书,一是命令各地对安置、编管在本州郡的元祐党人严加羁管,一是不能再以元祐学术政事教授学生。崇宁二年四月,徽宗下令撤毁陈列在景灵宫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大臣的画像,苏轼《东坡集》也在禁毁之列,列为禁书的,除了三苏和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等苏门四学士的文集,还有范祖禹、范镇和刘攽的学术著作。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有神宗的“圣序”,才免了一劫。
九月,蔡京党徒建议将刻石端礼门的元祐党籍碑颁示全国,让各监司、州郡的长吏厅都勒石上碑。次年六月,朝廷又将元祐党人、元符党人和元符上疏邪等者合为一张名单,共计三百零九人,先由徽宗书写刻石文德殿门东壁,再由蔡京书写颁示全国州县刻石。
元祐党人的名单,绍圣时定为七十三人,崇宁时竟增至三百零九人,只要谁与蔡京立异,人无贤否,官无大小,就打入党籍。一如党籍,亲属也跟着倒霉。党人的父兄子弟不论有无官职,一律不能担任在京差遣,甚至不能擅入京师。徽宗还规定:宗室不得与党人子孙或亲戚联姻,已经定亲尚未成礼的一律改正。连党人的子弟亲属都成为不可接触的另类,更遑论党人自身的遭遇了。
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反弹是强烈的。崇宁五年正月,彗星行空。徽宗惶恐的让中外臣僚直言朝廷缺失。因为按天人感应的说法,这是上天示警,作为皇帝不能不有所表示。执政刘逵首先劝徽宗毁弃元祐党籍碑。徽宗立马采纳,连夜派人拆毁端礼门外的元祐党籍碑,外地碑刻也一律废毁,解除所有党禁。一声令下,量移(贬所由远移近)、减刑、叙用(重新安排工作)、坠复(对死者恢复原有的职级)等平反工作大呼隆的展开,只是朝廷以恩赐者出现,完全不必认错道歉。
如此戏剧性的峰回路转,不是蔡京的本意,而是徽宗的“圣裁”。蔡京在朝堂党籍碑被毁的次日,还声色俱厉道:“石可毁,名不可灭也!”但他为相以来,不恤人言,威福自用,连其同党也啧有烦言,包括他的弟弟和知枢密院事蔡卞、右相赵挺之和执政刘逵。徽宗也不满他刚愎自用,这才使迫害有所松动。
但徽宗对元祐党人的态度反复无常,两年以后,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他声明:对罪在宗庙的元祐党人不予宽贷,但情节轻微执法过度等五种情况可以不定罪。总之,在他看来,当初既没有完全搞错,现在也不想彻底平反,这是专制制度下平反全国性冤狱的一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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