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36:与西夏的再较量


  宋神宗自命大有为之才,是一个有雄心大志的君主。他与群臣说起仁宗朝宋夏交战、契丹趁火打劫的往事,甚至悲痛得流泪。用武开边,建功立业,是他一生的梦想。他始终把解决契丹和西夏问题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在熙丰变法中,他为军事行动作了物质上的大量准备,先后建了五十二个军用物资库,并赋诗明志道:“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求胜心切,溢于言表。

  尤其是对西夏,就像是旧主人容不得昔日的小伙计成为他平起平坐的新对手,神宗总想一举消灭它,以挟制契丹和吐蕃,显示大宋朝的神威。

  熙宁元年(1068年),变法派杰出的军事家王韶向神宗上《平戎策》三篇,要旨是先取河湟,控扼西北门户,斩断西夏右臂;再威服吐蕃,孤立西夏;然后伺机出兵,关门打狗。

  这一战略分析是正确的,但执行起来,就牵涉到宋军的人才与素质。但神宗显然大受鼓舞,任命王韶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司马光、富弼等老臣纷纷上书,认为内政还没有做好,贸然发动战争是很危险的。但王安石却鼓励神宗时不可失。

  熙宁四年,神宗设立洮河安抚司,任命王韶为长官,开始经略河湟。次年,王韶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招抚吐蕃部落三十余万人,拓地二千余里。神宗升镇洮军为熙州(今甘肃临洮),设立熙河路,以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历史上把王韶经营河湟的活动成为熙河开边。王韶的成功把神宗的梦想再次激活,对西夏用兵已势在必行。

  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梁太后反对夏惠宗欲将河、洮等州黄河以南的土地还给宋朝,囚禁了惠宗。鄜延副总管种谔上书神宗以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倘若西夏被辽朝趁机攻取,必为中国的大患。神宗召见了他,他指陈箸划之余大言道:“夏国无人,秉常(夏惠宗名)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神宗便定议攻夏。

  知枢密院孙固和同知枢密院吕公著反对轻率举兵,并提出一个尖锐的实质性问题,谁是合适的主帅?神宗说:“朕已属李宪。”孙固以为,由宦官李宪担任主帅是十分错误的决定。但神宗固执己见,七月,命李宪为主帅,出熙河路;高遵裕出环庆路,刘昌祚出泾原路,受高遵裕节制;王中正出河东路,种谔出鄜延路,受王中正节制;五路并进,会师灵州(今宁夏青铜峡东),进而消灭西夏。五路将领中,李宪与王中正是宦官,高遵裕是外戚(神宗的外叔祖),都根本不是将才。

  宋军从八月开始行动。种谔率军九万余攻克米脂城,挟功上奏要求不再受节制,进兵至石州(今陕西横山东北),已是十月,军粮不继,又遇大雪,将士不耐饥寒,冻饿死者十至二三,大军溃散,生还入塞者仅三万。王中正率部渡无定河北行,这支军队最无纪律,也无战功,入宥州(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滥杀无辜,纵火焚城,粮草也完全断绝,死亡达二万余人,已经溃不成军。

  高遵裕率部近九万,十月兵不血刃进抵韦州(今宁夏同心东北),也因粮草不继而扎营旱海等待接济。刘昌祚率蕃汉兵五万,在宋夏边境击退西夏三万兵马的阻击,十一月先于高遵裕兵进逼灵州城下,前锋几乎夺门而入。但高遵裕忌功,传令他不许乘胜攻城,致使坐失战机。其后,高遵裕指挥围城达十八日,却久攻不下。西夏军一边决黄河水倒灌宋营,一边派兵断绝了宋军的粮道。大批宋军冻溺而死,生还者仅一万三千余人。

  李宪率军十余万,九月收复兰州古城,便迟迟不愿进军,到十一月才进抵天都山(在今宁夏海原境),这时高遵裕、刘昌祚已经战败,他接诏回师。

  神宗对灵州之役寄予厚望,中夜听到惨败的消息,起绕床榻环行,彻夜不能入寐,因此身染疾病。宋军在这次战役中仓促出征,麻痹轻敌,各自为战,互相扯皮,既缺少一个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主帅,又在军粮供应上严重脱节,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西夏军实行坚壁清野、纵敌深入的正确战略,再捕捉战机,断敌粮运,终于取得灵州保卫战的胜利。

  战后,神宗一方面悔恨不已,表示“不复议再举事”;一方面却姑息败军之将,只是贬了高遵裕、刘昌祚和王中正的官,却断然拒绝了要求处死李宪的上奏,还将其提升为泾原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宋军在东北方向攻占了军事要镇米脂等四寨,打通了北进横山的要道,在西北方向则控制了兰州,开拓了从腹背压迫西夏的范围,但换取这些战果的代价未免太大。

  实际上,神宗并不甘心灵州战败,他在酝酿更大规模的战争。元丰五年,鉴于西征时攻克西夏诸州而不能守的经验教训,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沈括与副使种谔建议在横山一带筑城,作为进瞰西夏的桥头堡。神宗即派给事中徐禧与宦官李舜举前往经营其事。

  徐禧下车伊始,认为永乐(今陕西米脂西北)地势险峻,可以筑城作为根据地,进扼横山关隘,长驱直捣西夏都城兴庆府。永乐城易攻难守,沈括与种谔都有异议,种谔甚至尖锐指出“城之必败”。但徐禧固执己见,八月十五日开始筑城,仅用十四天即大功告成,神宗赐名“银川寨”。

  对西夏说来,衡山是其心腹之地,当然容不得宋朝在其间插上一根眼中钉。永乐城筑成仅十余日,西夏即出动包括铁鹞子军在内的全国精兵,与宋军展开了殊死的争夺战。当时,守城宋军仅三万,而攻城的西夏军达数十万,沈括曾建议弃城诱敌,被徐禧拒绝。大将高永能要求在西夏军尚未成列时出击,遭到否决。另一将领曲珍请在铁鹞子军渡河将半时出击,再遭否决。

  战机频失,处境日险,永乐城小人众,粮草供应不足,而关键的水源竟被西夏军切断。争夺水源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曲珍提议绕道袭击西夏军最后面的老幼,扰乱其军心,以摆脱困境,徐禧仍不采纳。眼见城内断水,坐以待毙,渴死者十之六七,甚至有人绞马粪汁当水喝。二十日,永乐城被西夏军攻破。是夜,大雨如注,电闪雷鸣,多日饥渴,宋军已无抵抗能力,徐禧、李舜举与高永能被乱军杀死,守城士兵和夫役几乎全军覆没。

  十月一日,神宗接到永乐城失陷的消息,悲愤涕泣,不思饮食,早朝时面对辅臣失声痛哭,群臣不敢仰视。永乐之役大大刺伤了神宗,史称“及永乐陷没,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他的强兵开边梦彻底破碎了。不仅精神萎顿不振,病情也日渐加剧,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不到三年,便在深深失望中辞别了人世。

  神宗是一个颇欲有所作为的皇帝,熙宁新政、元丰改制、与西夏的较量,得失相参,却无不凸显其雄心勃勃的个性。无奈到他即位时,宋朝内政外患诸问题早已积重难返,决非短期内急功近利所能解决的,这就决定他成不了一代雄主。他在新法与开边两方面都显得操之过急,在对西夏的战争上尤其如此,宋朝在灵州之战与永乐之役中死伤民兵多达六十万,失误不可谓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