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16:太平兴国


  中国皇帝的年号是大有讲究的,这里难以细说,但宋代许多年号,实际上可以看成是这个皇帝在这一时期的施政纲领。宋太宗即位当年,就迫不及待的把太祖开宝年号改为太平兴国,就有发表施政演说的味道。完成统一,收复燕云,是太平兴国的武功方面,可谓是成败参半,这里再说说其文治的内容。

  先说科举取士。科举制度创始于隋唐,宋承唐制,但也有不少完善和改革。太宗在这一方面的重要举措,就是大开科举之门。他说是“欲博求俊乂”,“为政治之具”,也夹杂着迫不及待的培养“天子门生”的私心。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是太宗即位以后的第一次开科,即所谓的龙飞榜,共取进士一百零九人,诸科二百零七人,特奏名一百九十一人。这一榜的进士受到特别的礼遇,据说是因为张齐贤的缘故。有记载说,太祖晚年去洛阳,洛阳人张齐贤献下北汉、富民等十策,太祖召见他,称赞他有四策不错,他坚持说十策都可行,太祖一怒之下命卫士将其拽出。回来后对其弟光义说:“我这次到西京,只得到一个张齐贤,留给你取他自辅吧。”而此时张齐贤虽中了龙飞榜,排名却在数十名以后,为了起用齐贤,太宗干脆大部分录用了。这个故事旨在说明太祖在生前就决定传位给太宗,即便不是子虚乌有,也很可能经过太宗的加工和改造。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有龙虎榜之称,李沆、王旦、寇准和张咏都是这榜取中的,都是北宋前期第一流人才。这榜值得一提的是,现任官也有举进士赴殿试的,说明科举的市场价与含金量在攀升,好比现在做了处长还要拿博士一样。从太平兴国八年开始,及第进士赐宴琼林苑成为一种定制,这也是为了提高进士的身价和地位。

  雍熙二年(985年)的礼部贡举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首次实行试官亲戚别试制度,即另设考场,另派考官,这一回避法后来也推广到乡试中。二是进士唱名赐第制度由这科开始,这也是曾强进士自豪感的有力手段,以至后来韩琦敢对名将狄青蔑视地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尹洙更是说:即便是统兵数十万,恢复幽燕,奏凯太庙,也比不上状元及第那么荣耀。

  端拱元年(988年)贡举确立了贡院制度,以后省试都基本遵行。制度规定:省试前,由御史台派一名官员监门,在都堂帘外设立桌案,唱名给每个应试士子印试纸。阅卷合格,录进士试卷供皇帝审阅,诸科则只录姓名。皇帝御定以后,先各书姓名分散报捷,次日再放榜唱名。向皇帝谢恩以后赴国子监谒见孔子像,接着在琼林苑举行两天闻喜宴,首日宴进士,次日宴诸科,都算是皇帝赐宴。宴罢及第者题名刻石于贡院,再由状元牵头,召集同科举人择日聚会,称为期集,列叙姓名、乡贯、三代,叙同年关系。然后登科之人赴吏部试判三道,称为关试,作为吏部选官时的参考。

  淳化三年(992年)是太宗朝最后一次开科,也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对主考官实行锁院制度,即考官在奉诏知贡举时当场就入贡院,与外界隔绝往来,使其不能预先接受请托贿赂。二是殿试时首次实行糊名考校法,即把举子的姓名籍贯糊去,防止徇私舞弊,这一制度后来也推广到科举制的各种考试中(真宗朝还实行试卷誊录,只把试卷的抄件交考官评阅,使其无法辨认考生字迹)。

  纵观太宗朝的科举,有两大特点,即取士多,提升快。取士多当然是与太祖朝相比。太祖朝几乎年年开科,共取士十五榜,取进士最多一榜是开宝八年的三十一人,最少一榜是乾德四年仅六人;十五榜共取进士一百八十八人,平均每榜仅取十三人不到;倘把诸科和特奏名的二百六十七人也计算在内,每榜也仅取三十人略强。太宗朝开科八次,取进士最多一榜是淳化三年达三百五十三人,最少一榜是太平兴国三年也有七十四人;八榜共取进士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平均每榜竟达约一百八十六人,是太祖朝的十四倍;倘把诸科和特奏名的四千四百零六人也计算在内,每榜取士多达七百三十五人,将近太祖朝的二十四倍。太祖开科从开国到去世共计十七年,平均每年取士约十七人,其中进士十一人。太宗从即位次年开科取士,淳化三年以后就不再开科场,年代跨度为十六年,平均每年取士约达三百六十八人,其中进士九十二人,分别是太祖时代的二十一倍和八倍。太宗朝人才当然不会一下子比太祖朝十倍二十倍的涌现出来,这完全是太宗政策导向的结果。

  再看提升快。唐代进士往往并不立即兑现官职,而宋代只要一举进士就直接授以京官。在以后升迁中,宋代特别讲究所谓资格出身,中过进士的称为“有出身”,出自荫补的叫做“无出身”,科举、荫补以外途径入仕的则是“杂出身”,而进士出身是最受优待的。太宗即位次年开科取中的进士,七年以后吕蒙正和张齐贤已位至执政,十二年后吕蒙正已担任宰相。据统计,太宗朝的进士中,有十八人在本朝已位居宰执。难怪宋人有“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的说法,凤凰池指宰相府。也就是说,到太宗后期,太宗通过大开科举之门,已经使由自己录取的士人,占据了从中枢机构到州县幕职的大小官位,从而宣告了宋朝文官统治的真正确立。

  接着来说文官统治。太宗对文官统治是倾力扶植的,在雍熙北伐失败以后,更是片面强调文治,走向另一极端。除了通过扩大科举,培育文官人选外,太宗还采取了相关措施。

  其一,身为表率,好书重文。他曾指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政。”他自称每天退朝,“不废观书”。他请国子博士李觉张幕设座,为自己与中央大员讲解《周易》,听后大说“足为鉴戒”。太宗还力劝武臣读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对枢密使王显说:“今掌枢机,无暇读书,读此可免面墙。”在他的影响下,不仅文臣向学,武将也读起书来。一天辞朝,不识一字的党进忽然对太宗说:“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左右莫名其妙,他说:“我见措大们掉书袋,我也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

  其二,文臣统兵,以文制武。太祖虽用文臣知州,但边境州郡一般仍用武将。太宗以为武臣不知政事,开始兼用文臣。他让进士出身的柳开出知宁边军(治今河北蠡县),并历长边州;同时把一批文臣调到军中任职,以致宋人后来把文臣领兵管辖边郡称为“至道故事”。淳化五年,又名文臣、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陕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其后文臣出任安抚使、经略安抚使或兼任驻泊一方的马步军都总管督帅武将渐成惯例。宿将曹翰曾在太宗面前赋诗道:“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家贫卖刀只是说说而已,却表达了武将对权力地位日渐下降的满腹牢骚。

  其三,官职差遣,成为制度。太宗先后设立了差遣院、三班院等专门任命差遣的机构,标志着宋初以来官、职、差遣分离现象渐成制度。宋代的“官”只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也称寄禄官;“差遣”才是实职,也称职事官,往往带有知、直、判、权、提点、提举等前置动词;“职”指馆职和贴职,馆职即馆阁之职,贴职指职事官不任馆阁实务而监领馆阁之职,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名衔,完全用来礼遇文官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宋史》本传说包拯以龙图阁直学士,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这里的龙图阁直学士是贴职,权知开封府才是差遣,右司郎中是寄禄官,指可以享受这一级别的俸禄。官职差遣分离制度的推行,其积极作用是使整个文官系统更加灵活适用,负面影响则是冗官问题的日渐严重。

  其四,词臣宰执,重用文官。词臣指为皇帝起草内制的翰林学士和起草外制的加知制诰,太宗简选时尤其注意德行与文学并重。当时有一种说法:朝廷任命一制诰,好比一佛出世。而太宗则表示,翰林学士之职亲近贵重,他恨不得自己来干。太宗一朝执政中,有七人是从翰林学士升任的,词臣成为最优先考虑的宰执人选。再看太宗朝宰执的构成,宰相九人,全部是文官,有出身者六人;正副枢密使三十五人,文官出身的有二十一人,占百分之六十;参知政事十八人,全部是文官。一个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为主体的文官政府,正是在太宗朝正式形成的。

  最后说说文化工程。没有文化大工程的衬托,太平盛世总显得气象不足。明代永乐和乾隆修大典与全书那样的用心,宋太宗早着先鞭了。太宗朝文化大工程主要有三项。

  其一,搜访图书,组织校勘。太平兴国九年,太宗命令三馆将现存藏书与唐代《开元四部书目》进行核对,将阙目公布中外,凡献书三百卷以上者,酌情授官或另行安排。至道元年(995年),太宗又专程派人前往江南、两浙购求图书。这类诏书与措施,在太宗一朝并不少见。在访寻图书的同时,太宗还组织学者校勘典籍。太宗朝官方组织校勘的典籍主要是历代重要的正史、字书和医书。官方组织传世典籍的校勘,成为宋代的一种传统,对文化的传承是有好处的。

  其二,健全馆阁,养育人才。宋太祖时以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为三馆,用来典藏图书。太宗即位次年视察三馆,见屋社低小,环境喧杂,便下令营建新三馆,并亲自规划,建成后栋宇花木,宏伟壮丽,赐总名为崇文院。其后又在在崇文院里新建立秘阁,用来收藏三馆的珍本图书和大内的古画墨迹。太宗还让文士担任三馆和秘阁中自校理到学士的各级职位。馆阁之职选人较严,成为文士升迁中枢要职的捷径,宋代文官也以带馆职为荣,因而馆职实际上是养育中央人才的储备库。

  其三,编修大书,昭示太平。清人把《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并称为宋朝四大书,前三部都是太宗朝修成的。《太平御览》是一部综合性的类书,完工在即时,太宗每天“御览”三卷,一年读完了这部大书,就把原定书名《太平总类》改为《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是小说的类书,《文苑英华》是一部文学作品的类书。太宗朝官方编纂的大型图书还有医学类书《神医普救方》一千卷(已佚)《太平圣惠方》一百卷、《雍熙广韵》一百卷、《太平寰宇记》二百卷。不难发现,在太宗下诏编修的大书中,以“太平”命名的特别多,也许他自知武功没法与乃兄太祖相比,就特别强调“文德致治”,向天下臣民炫耀他带来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