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8: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不妨来鸟瞰一下宋太祖初得天下时的政治版图。宋朝北方面对的是辽朝,盘踞山西的北汉与辽结盟,互为犄角,与北宋对抗。南方共有七个割据政权,占有今四川和重庆地区的是后蜀,控制岭南两广地区的是南汉,南唐据有长江下游以南今苏皖南部和江西、福建西部,吴越占领今浙江和上海、福建东北地区,局促在江南三州的是南平,其南的湖南被武平节度使周行逢所占领,福建东南地区被清源节度使陈洪进所据有,前五个割据政权都属于所谓十国之列,而周行逢、陈洪进的政权还没有列名十国的资格。

  面对五代以来割据局面,太祖是有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的。在平定二李以后,十一月的一个雪夜,太祖与弟弟光义密访赵普家,说:“我睡不着。一榻之侧,皆他人家。所以来见你。”赵普说:“南征北伐,正当其时。愿闻成算所向。”太祖说:“欲收太原。”赵普沉默良久,再三追问,才说:“北汉即使一举而下,则西北边患将由我们独立担当。何不留着它,待削平诸国,弹丸黑子之地,还能往哪里逃?”太祖说:“这正合我意。刚才聊以相试罢了。”这就是雪夜访赵普的著名故事,当时定下的统一方略,后人概括为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八个字。

  对这一统一战略,后人曾有非议,以为宋朝坐失进攻契丹、收复燕云的最佳时机。因为当是辽朝军政正处于辽穆宗在位的最腐败时期,而等到北宋统一南方以后,宋太宗北伐契丹时,辽朝已在辽景宗统治下经过十年休养生息,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军事上涌现了耶律休哥、耶律斜畛等著名将才,攻守之势正向相反方向转化,收复燕云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这一议论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是从契丹一方着眼。周世宗临死前夺取北边三关,号为“不世之功”,他本人也认为燕云唾手可得。事有凑巧,世宗当晚突得急病,只得班师还朝。行至澶渊,他迟留不行,似仍留恋着未能实现的北伐。其后不久,周世宗便撒手归天,更使后人扼腕痛惜,把燕云未复归诸天意,认为宋太祖的统一方略违背了周世宗的本意。这实际上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周世宗生前执行的也是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这一战略是由王朴提出的,宋太祖与赵普不过是这一战略的宋朝版而已。世宗攻南唐将下,转而北伐辽朝,是因辽朝以南唐请求出兵进攻后周的缘故,并非统一战略的调整。

  其二,由于周世宗攻取三关时并未与辽朝主力正面交战过,遂使当时人和后代史论家都以为契丹兵不堪一击。实际上,辽穆宗虽腐败,但契丹军事实力仍未可小觑。高平之战后,周世宗进攻北汉,辽朝派耶律挞烈率重兵驰援,大败后周大将符彦卿,杀勇将史彦超,周世宗不得不遗弃太原城下数十万刍粮,狼狈撤军。因而以为世宗不死燕云可复,以为辽穆宗时辽军不是对手的想法,充其量只是一种未经比试的乐观估计。

  其三,最关键的是经济原因。自中唐以后,东南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宋初,淮河流域虽入版图,但最称富庶的长江三角洲、浙江和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仍在南唐、吴越和后蜀的控制下。宋人后来常说“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太祖当时也深知:仅靠中原地区的物力和人力,是难以支持旷日持久的北伐战争的。这就是宋太祖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深刻的经济动因。后人以未复燕云的历史遗憾去责难这一方略,只是超历史的一厢情愿。

  统一方略既定,太祖就付诸实施。对北方的契丹和北汉,它基本采取守势,力图保持北方边境的暂时安定;对南方各割据政权,他利用矛盾,抓住时机,予以各个击破。太祖首选的攻击目标是盘踞荆湖地区的两个政权。

  建隆元年,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去世,其弟保勖继位,两年以后,保勖也死,其子继冲嗣位。太祖派人打探人心向背和山川形势,回报说:荆南甲兵虽整而不过三万,谷物虽登而失于暴敛,四分五裂,日不暇给。就在高保勖死前一月,武平节度使周行逢也一命呜呼,他的儿子保权嗣位,才十一岁。衡州刺史张文表不买帐,起兵袭占潭州(今湖南长沙),保权只得遣使向宋求援。太祖感到这是假道出师、一炮双响的大好机会。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太祖命慕容延钊为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借道荆南,讨伐张文表。二月,大军到襄州(今湖北襄樊),尽管武平政权这时已平定了张文表之乱,但宋方仍要借道。高继冲派叔父保寅到边境犒劳宋军,以侦探强弱。慕容延钊热情款饮帐中,李处耘密派数千轻骑兼程挺进,直指其都城江陵(今属湖北)。继冲听说宋军奄然而至,仓皇出迎,在江陵北十五里处相遇。处耘一边让他就地等候延钊,一边率亲军抢先入城。继冲还都,见宋军已分居要冲,知大势已去,只得将其控制的三州十七县的版籍奉表呈纳给宋太祖。

  三月,慕容延钊继续率宋朝大军进克潭州。周保权知道来者不善,便准备臣服宋朝保住富贵,但遭部将张从富的竭力抵制。慕容延钊兵分两路,水陆并进,水路攻取了岳州(今湖南岳阳),陆路占领了澧州(今湖南澧县)。张从富退守朗州(今湖南常德)。李处耘下令选择数十名肥壮的俘虏,处死后命左右分吃了,然后选些年轻的俘虏黥面后放归朗州。宋军吃人的恐怖敌事经生还的俘虏一传播,朗州军民无复守志,奔窜山谷。慕容延钊率军入城,擒杀了张从富,俘虏了周保权。没费多大周折,湖南十四州一监六十六县也纳入了宋朝的版图。

  平定荆湖是太祖统一战争的第一战役,初战告捷,意义重大。首先,验证了先易后难统一方略的可行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坚定了太祖君臣的统一信心。其次,宋朝控扼荆湖,不仅在经济上夺得了这一中部粮仓,而且在军事上掌握了西上、东进、南下的主动权,使后蜀、南唐和南汉随时处于宋朝可直接打击的势力范围之内。尤其是后蜀,宋军可以从东面的水路和北面的陆路对其实施攻击。

  后蜀到孟昶晚年,日事奢纵,国将不国,人民怨声载道。宋取荆湖,孟昶拟向宋朝通使奉贡,大臣王昭远坚决反对,在通往四川的长江水路上增设水军,以为防备。他还劝孟昶结好北汉,约期让其发兵南下,后蜀也派兵北上,使宋腹背受敌。孟昶派赵彦韬奉携蜡书出使北汉。他却拐道开封把蜡书献给了太祖。太祖正苦于没有借口,见此笑道:“这下可师出有名了。”

  乾德二年十一月,太祖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刘廷让、崔彦进为副都部署,王仁赡、曹彬为都监,率六万大军,分道攻蜀。出师以前,太祖对王全斌说:“凡攻下城寨,财帛都分给将士,我要的只是土地。”全斌和彦进率北路军由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攻蜀,光义和曹彬率东路军从归州(今湖北秭归)入川。

  后蜀以王昭远为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为招讨使,出兵迎战之际,王昭远大言道:“此去不但克敌,取中原也易如反掌!”他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以诸葛亮自比。但一接仗,却三战皆败,连招讨使韩保正都成了俘虏,只得退保剑门天险,负隅顽抗。

  次年正月,王全斌由降卒指点,经小道以浮桥渡过嘉陵江,绕过剑门,蓦然出现在关南二十里的官道上。王昭远猝不及防,领兵退屯汉源坡(今四川剑阁北)。赵崇韬布阵出战,王昭远吓得软瘫在胡床上起不来。王全斌挥师进击,昭远逃匿在仓舍下,悲嗟流涕,双目尽肿,与崇韬一起被俘。

  刘廷让、曹彬率领的东路军溯江而上,进抵夔州(今重庆奉节),见蜀军在江上以浮梁为障碍,上设敌棚三重,夹岸列炮封锁,便舍舟步战,先夺浮梁,再乘舟西上,攻克了夔州,夺取了水路入川的锁钥。

  孟昶听说昭远战败,慌忙命太子玄喆统领大军前去迎战。这位太子本不知兵,携着姬妾带着伶人上道,日夜嬉戏,半道上听说失了剑门,不战自溃,逃往东川。孟昶叹道:“我丰衣美食养兵四十年,遇敌竟没人为我东向发一箭。”便命上表请降,王全斌受降入城,东路军也来会师。灭蜀战役从出师到受降仅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县一百九十八。

  平蜀以后,王全斌、崔彦进和王仁赡在成都昼夜酗酒,纵容部下抢掠妇女,抢夺财物,蜀地人民深恶痛绝。曹彬屡请还师,王全斌置之不理。不久,太祖命蜀兵优给着装费后出川赴汴,王全斌对此也雁过拔毛,克扣其数。蜀兵怨愤思乱,行至绵州(今四川绵阳),发难起事,众至十万,号兴国军,推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王全斌命朱光绪前去招抚,此人灭了师雄全族,霸占了他的女儿,更激怒了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川蜀十六州和成都属县的百姓也纷纷起兵响应。

  全斌遣将进讨,屡战不利,退保成都。当时城中还有二万七千降兵,全斌唯恐里应外合,把它们诱到夹城里,全给射杀了。十二月,太祖得知川蜀降兵起事,即增派将兵入川镇压。不久,王全斌在灌口(在今四川灌县)大败全师雄。师雄旋即病故,蜀兵的反抗才渐次平息。

  乾德五年正月,王全斌、崔彦进和王仁赡被召回降官,算是对他们黩货、杀降之罪的惩办。其实,王全斌等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五代骄兵悍将的一贯作派。由于王全斌的倒行逆施,宋初四川地区对中央政权的归附感十分勉强,一有风吹草动,就有起义或兵变随之而起,例如王小波和王均兵变。

  在各割据政权中,南汉统治是最腐败黑暗的。那么一个小朝廷,宦官竟多至七千人,有的还位至三师三公。国主刘鋹所居宫殿都是以珍珠、玳瑁装饰,宫城左右还有离宫数十,常常月余或十来日地游幸其间。他把朝政委托给宦官龚澄枢和妃嫔卢琼仙,自己每天与波斯宫女鬼混。他娶了朝臣李讬的长女为贵妃,次女为美人,下诏国事都必须禀告李讬。国内赋敛烦重,刑罚苛酷,有烧、煮、剥、剔、刀山、剑树之刑,或者让罪人斗虎角象。宋太祖听到这些虐政,惊骇的表示要解救一方黎民。

  开宝三年(970年)九月,南汉进攻宋控制下的道州(今湖南道县),太祖命潘美为贺州道行营都部署,尹崇珂为副都部署,出征南汉。次年二月,潘美攻克英州(今广东英德)、雄州(今广东南雄),进兵至距广州城仅十里之遥的双女山下。刘鋹征集了十余艘船舶,载上珍宝、妃嫔,准备下海逃命,却被一批宦官和卫兵捷足先登,把船给盗走了。穷途末路的刘鋹便以竹木为栅,作最后的顽抗。入夜,潘美派大批丁夫,手持两炬,潜至栅前,一时间,万炬俱燃,火焰烛天,风助火势,烟埃腾空,南汉军队不战自败。刘鋹出降,南汉平,宋得六十州二百四十县。

  刘鋹被送至开封,把罪名都推到龚澄枢和李讬身上,对太祖说:“在国时,我是臣下,澄枢才是国主。”他性机巧,口善辩,曾用珍珠便治鞍勒,酷肖戏龙之状,献给太祖。太祖对群臣说:“倘把这些心思用于治国,岂至亡国呢!”有一次,太祖单独召见他,赐他一杯酒,他想起自己常以毒酒鸩杀臣下,战战兢兢说:“我愿为大梁布衣,观太平盛世。不敢饮这杯酒。”太祖大笑:“我以赤心待人,岂有此事!”便自饮此酒,别酌再赐,刘鋹惭愧谢罪。宋太祖将攻北汉,设宴宫中,他进言道:“四方僭伪之主,今日尽在座中。早晚平了北汉,刘继元还要来。我来朝最早,那时让我执梃当个诸国降王的头儿吧!”

  自宋朝立国以来,南唐始终外修供奉,不敢有失,私下却预为之备。宋灭南汉,对南唐形成南北西半月形包围圈。开宝七年(974年)九月,太祖准备进攻南唐,就是少个借口,便一再遣使召南唐后主入朝。南唐群臣多认为有去无回,坚决反对后主亲往开封,李煜便托病固辞。

  太祖便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率十万大军征讨南唐。他对王全斌在平蜀之际扰民杀降,记忆犹新,出兵之际一再告诫曹彬:“破城之日,不许杀戮!”并把自己的剑交给曹彬说:“副将以下,不听命者斩!”连潘美听了也大惊失色。

  曹彬率军从荆南乘战舰东下,一路击败南唐军队,进抵采石矶(在今安徽马鞍山)。南唐樊若水前来充当向导。他是一个有心计而无家国的落第士人,早就借渔钓之便测定长江采石矶江面的宽度,赶到开封向太祖上书说江南可取,方法是用船搭建浮桥。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人在荆湖造黑龙船数千只,这次顺流而下的大舰上就载着大批巨竹粗索,以备搭建浮桥之用。十一月,在樊若水的指导下,只用了三天,就在采石矶江面上搭起了一座浮桥。潘美率领着步兵渡江,如履平地。

  开宝八年二月,宋朝大军击溃了南唐军队的阻击,直达秦淮河畔,南唐水路兵十万列阵金陵城下迎战。这时,舟楫未备,潘美下令道:“岂能被这一衣带水阻隔而不直渡过去吗?”说着,身先士卒带头涉水向敌阵冲去,大军紧随其后,南唐兵阵脚大乱。

  南唐后主不以战事为虑,只管在后苑与僧道诵经说《易》,宋军围城已有好几个月,他还全然不知。一天,他亲自巡城,见宋军列栅满野,旌旗蔽空,才大惊失色,一面派徐铉出使,恳求缓师,一面急召神卫军都虞候朱令赟从上游率军来援。

  十月,徐铉到开封,对太祖说:“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陛下师出无名。”太祖说:“你既说父子,却还是两家,行吗?”次月,徐铉再使开封要求缓兵,以保全一邦之命。他据理力争,论辩不已,太祖辞屈,按剑怒吼:“不须多言!江南也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徐铉只得惶惶辞归。太祖真是可人,不矫饰,不含糊,和盘托出肺腑之言:统一就是理由,他有时候不需要再用理由来垫底;而“卧榻”的精彩譬喻,则成为其后一切掌权者的不二法门。

  再说朱令赟从湖口发援兵来救国都,号称有十五万大军。但他必须焚毁采石浮桥,才能顺流而下,直抵金陵。曹彬命人在浮桥附近的洲渚间竖起长木,状若樯桅。望去疑有伏兵,令赟迟疑不敢前进。宋军水陆诸将,犄角出袭。令赟纵火拒战,恰北风劲烈,火势反而自噬船舰,南唐水军大溃,令赟也被俘。

  金陵成为一座孤城。曹彬派人向李煜传达:城破在即,归降为上。李煜不听。一天,宋军大营传开了主帅因病不能视事的消息,诸将都来探视,曹兵说:“我的病不是药石所能治愈的。只须诸位诚心立誓,攻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就会好的。”诸将焚香发誓。次日,曹彬声称病愈。再次日,金陵城被攻破,李煜赴军营请罪。南唐灭亡,宋得州十九、军三、县一百八十。

  李煜被送至开封,如果说南汉刘鋹是个喜剧性的失国之主,那么南唐李煜则是个悲剧性的亡国之君,这一个性和经历倒使他对家国人生有了独特的感悟,在词史上留下了不少永恒的名作。他从金陵押往开封时所作的《破阵子》,真切的刻画了一个只知享乐不识干戈的亡国之君的形象: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垂泪对宫娥。

  史称曹彬平江南不妄杀人,所谓“克城之日,兵不血刃”,他也因此在历史上享有盛誉。清代史家赵翼在《垓余丛考》提出反证,说他在庆功宴会上听到南唐乐人大哭,以为大煞风景,便将乐官给杀了。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南塘润州降卒数千人在送往金陵途中纷纷逃亡,她发檄诱集,恐怕他们生变,斩首七百。南唐州郡都归降后,独有江州指挥使胡则率众死守达四月之久,城破,指挥攻城的曹翰纵容士兵入城掠取资财,屠杀居民。曹彬平江南没有像王全斌平蜀那样滥杀无辜,但说他不妄杀一人,则是美化。

  到开宝九年春,宋朝控制的州郡由一百十八增加到二百六十,户数由九十六万七千多户增加到二百五十六万六千多户,南方已大体平定,局促在浙、闽的吴越和陈洪进政权,对北宋来说也形同囊中之物。太祖统一南方的战争所以能顺利推进,固然与统一的大趋势有关,与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总体战略有关,还与太祖许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有关。

  其一,实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太祖之时,总兵力尽二十万,除去北边防务,能用于南方作战的兵力不到其半,而南方诸国总兵力不下七八十万,不容小觑。但太祖运用政治外交手段分化离间,再配合军事进攻,终于各个击破。

  其二,不打无准备之仗。在对每个割据政权采取军事行动以前,太祖总是派人搜集其山川地理、朝政民情的情报,作为决策和作战的重要依据,故能每战必胜。

  其三,实行优待降王的政策。太祖对亡国的降王不但一个不杀,还建造别馆予以安顿,保持其优厚的生活待遇。这一做法也减少了统一战争的阻力,各割据政权几乎都有主张归顺的大臣。

  其四,严禁军将滥杀无辜。虽然在平蜀时王全斌部队有所失控,但宋军在统一南方过程中,大体改变五代骄兵悍将任意杀戮的恶习,扰民较少,破坏不大。

  其五,革除割据政权的弊政。太祖每下一国,就减免苛捐杂税,改革原有弊政,以善代暴,大得民心,加快了统一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