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  “五十年中,江表无事”


  现在该掉转笔锋来写南朝史了。

  “五十年中,江表无事”是庚信《哀江南赋》中的两句。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年),也很长寿,享年八十六岁。在全部中国古代史上,在位时间如此之长的极为少见;在南北朝短命皇帝极多的时期,梁武帝的长寿更加见得特出。

  他处于内部比较稳定的时期,东晋一百零四年,波及建康附近的内战在十次以上;刘宋六十年间有四次;南齐国祚只得二十四年,也有四次。梁在侯景叛乱以前,建康及其附近从来没有战祸。除梁魏邻接地区外,四十六年间(除最后两年侯景叛乱期间),境内平静无事,官叛(梁朝初建时,江州陈伯之反;益州刘季连拒命)民变(如大同八年[542年]安成[今江西安福西]刘敬躬以迷信聚众起事)都极罕见,而且发生后很容易平定。同时,北魏国势渐衰,后来又战乱不绝,东西分裂。梁武处于这样良好的内外环境中,却不能有所作为,最后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台城陷落时梁武语)。庚信对此深表惋惜,所以有《哀江南赋》之作。后人读史,也不免感慨系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局呢?答案应当到这四十多年的历史中去找。

  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人,与南齐帝室同族。他是个文武全才,三十多岁时,与沈约、谢眺等名列“竟陵八友”之中。他在南齐时多次与魏军作战,建武四年(497年)任雍州刺史,镇守重镇襄阳。他在东昏侯时,起兵东下,代齐为帝,已见第三十九篇。

  萧衍建立梁朝,具有结束南齐后半期混乱局面的意义。他用八友中的沈约、范云做尚书左右仆射,然而他真正任用的是范云。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办事效率极高,也敢直言。萧衍进建康之初,宠爱原东昏侯的余妃,对政事颇有妨碍。范云引汉高祖入关中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幸之事进谏,而且不等他同意,便把余妃赐给别人。他在天监二年(503年)便死了,享年五十三岁。

  范云既死,时人议论梁武一定倚重沈约。但是梁武却认为这位前辈先生(沈约比梁武大二十三岁)尽管“才智纵横”(梁武与范云评沈约语,见《梁书·沈约传》),然而为人轻率。所以只给他做大官,不把国事付托给他。由此可见,梁武初年用人很慎重。

  继范云掌机密的是徐勉和周捨。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今河南汝南东南)人,因范云推荐而得任用。他从尚书祠部郎起,历任中书侍郎、尚书吏部郎等官。梁初礼仪损益,多出自他的手中。他留在尚书省内,执掌机密二十多年,一直在梁武的身边办事。他喜欢谈话,一天到晚不停,但是从来不泄漏半点机密。他生活俭约,衣服器用都像寒士。普通五年(524年)因故罢官。梁武本意仍要起用,不料他就在这年死了,年五十六岁,死时“内无妻妾,外无田宅,两儿单贫,有过古烈”(梁武表扬他的沼书中语)。

  徐勉字修仁,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北)人,齐时,起家国子生,深受名相王俭赏识。萧衍到了建康,用他掌管书记,历任尚书吏部郎、给事中等官。他任吏部尚书时,案上堆满文书,旁边坐满宾客,手不停笔、应对如流。有一天晚上和门人闲一谈,其中一人提出求官,他正色答道:“今天晚上只可以谈风月,不宜涉及公事。”别人都佩服他公正无私。他不经营产业,说别人留财产给子孙,我只留清白给他们。他于大同元年(535年)以七十高龄去世。但是从普通六年(525年)起,他就因年老多病,“久阙朝觐”(《梁书》本传语),所以他真正掌机密的时间只能算到此时为止。

  梁武帝的年号很多,上述范、周、徐三人掌权的时期,大体上相当于天监(元至十八年,502~519年)、普通(元至七年,520~526年)期间。这段时间,亦即梁武帝在位的前半期,是梁朝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

  继周、徐执掌机密的是朱异。他字彦和,吴郡钱唐(今浙江杭州)人,于《五经》、文史之外,兼通博弈书算,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天监二年(503年)他二十一岁时,因有人推荐,受梁武召见,使他谈《孝经》、《周易》。梁武帝对他很欣赏,对左右说:“朱异实异。”从此渐受任用。据《梁书·朱异传》说的“自周捨卒后,异代掌机谋”,可见自普通五年以后,徐勉虽在,但权力已尽归朱异之手。从普通六年到朱异去世,连头带尾共计二十五年。《朱异传》说他居权要三十余年,恐怕多了一点(古代史籍的数字常有不可靠处,用的时候都需要审核,我这里说壮恐怕”,因为周捨在世时,他可能已经参与了机密)。二十五年也够长了,比梁武帝在位期间的一半还多。他是个极能干的人,朝仪国典,诏浩敕书,都归他管。各种文书,不管多到什么地步,他一边看,一边作出决断,一刻儿也不停笔,不消多少时候,诸事便了。

  这样能干,当然值得称赞,然而他有两个大问题。一是《朱异传》说的“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这是历代常见,总有些善于揣摩上级心思的人,其结果总是误了国家,误了事业,深可慨叹。

  第二,他是一个大大的贪官。他和几个儿子在从潮沟到青溪有一系列宅子,中有台池园囿,可供朱异与宾客游览。他家里堆满了四方“赠送”的财货。吃不完的菜肴,每个月要倒掉十几车。试与徐勉作一比较,就可以知道两人的经济情况有天渊之别。《梁书·徐勉传》收有一篇《诫子书》,其中记有为儿孙造房子的事,说由于儿孙长大成家,原来的宅子不够住了,只得另造两宅,所需的钱不够,只得把在郊区的园子卖掉。从他的自述来看,这位朝廷中的要人的“宦囊”不见得充裕,而朱异就用不着打这种穷算盘。

  朝政操在朱异这种人手里,梁朝这所“大厦”自然不免于日趋朽败的命运。试看梁武帝后半期国势不振的状况。

  天监十五年(516年),浮山堰坏,梁与魏争夺淮南至此告一段落(已见第四十二篇)。从天监十六年到普通四年(517~523年),梁限于国力,不再作进取的打算;魏则政争迭起(参见第四十一、四十三篇),无暇南顾,最后爆发了六镇起义。普通五年,梁武帝见北方大乱,雄心勃勃地出兵攻魏。这是他在位的第二十三年,正当前后两半期的分界点上。

  梁朝的军事机器运转得并不很灵。六月,命豫州(合肥)刺史裴邃督征讨诸军事。从八月起,捷报不断,攻克的地方很多,但都是些小据点,而像寿阳、涡阳、淮阳、郢州(义阳,今信阳)等要地,却都没有打下来。后来裴邃曾以三千骑打进了寿阳外郭城,与守军一日九战,因后续部队没有跟上,只得退出。李国兴等也曾攻克义阳三关,然而围郢州将近一百天,终于因北魏援军到达而撤走。

  普通六年(525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降梁。这是梁的一大收获。同时,裴邃攻克新蔡(今属河南)、郑城(今安徽颖上),汝水、颖水之间,纷起响应的不乏其人。魏河间王元琛等救寿阳,也被裴邃打败。

  梁朝没有把有利的形势发展下去,反而把它断送掉了。武帝派皇子豫章王萧综进驻彭城,总督各军。萧综的母亲吴淑媛原是南齐东昏侯的宠姬,她被梁武帝占有后七个月就生下了萧综,故萧综的父亲是东昏侯还是梁武,是有疑问的。萧综长大后,为知道自己血脉所系,曾偷偷地掘开东昏侯坟墓,做“割血沥骨”的试验,又杀死一个儿子,作对照试验,从此就深信自己是东昏侯的儿子,而把梁武帝视为仇人。宫里知道他的情况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人敢告诉武帝。他多次要求担任边防职务,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他到彭城不久,便派密使向魏求降。北魏方而起初不信,拖延了许多时候。六月初七夜,萧综私出彭城,徒步投敌(他久已在内室铺了沙,赤足练走,练成一大能走三百里的铁脚板)。次日,城内众官不见主帅出来,正在莫明其妙之际,只听见城外魏军高声喊叫:“豫章王已经在我军营里了,尔等还呆在那里干吗?”城里等不到王爷,没有人作主,就此各走各的,自行溃散,重新出现了天监五年洛口之役自己打败自己的局面(见第四十二篇)。魏军不战而收复彭城,追击到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方才收兵。梁军损失了十之七八的兵力,只有陈庆之一军全师而回。

  梁朝在五月间还有一重大损失,即名将裴邃去世。他字渊明,河东闻喜人,从祖父时起,一直住在寿阳。齐末,裴叔业降魏,他被迫北迁,曾受宣武帝任为太守等官。梁初,他利用从守寿阳之便,自拔南归,天监中屡立战功。当时的名将活到普通年间的只有他一人。

  北伐停顿了。普通七年(526年)七月,浮山堰旧址发洪水,寿阳城几被淹没。梁武帝知道这情况后,使豫州刺史夏侯亶等攻寿阳。十一月,魏寿阳守将李宪投降。梁共得五十二城、男女七万五千口,豫州自此从合肥还治寿阳。我们若联系梁初争淮南的情形来,梁从天监三年(504年)起,就试图夺回寿阳,至此已历二十二年,才因魏北方战乱(普通七年正是葛荣称帝之年)和淮河洪水的有利条件而达到目的。这年,梁军还进攻彭城、新野等地,但都没有拿下。

  大通元年(527年),北魏内乱更烈,葛荣打破信都,进攻邺城;原来镇压起义军的大将萧宝寅在长安称帝;其余倏起倏灭的反魏起事还有多起。梁朝在此条件下继续进攻,才于其年十月取得东豫州广陵(今河南息县)和涡阳(今安徽蒙城)。涡阳一役,梁将曹仲宗等听到魏援军到达,怕腹背受敌,已经准备撤退,幸得陈庆之坚持,才得成功。陈庆之批评曹仲宗等说:“今诸君皆无斗心,只想退缩,这样哪里是要建立功名的样子,不过是借行军之名掳掠而已!”他的批评直抉梁军弱点,可见当时优秀的将帅是极少的。而陈庆之之所以能迫使曹仲宗等听从,是因为他有一样“秘密武器”,他说:“庆之另有密敕在此,诸君如果定要班师的话,立即依救执行!”曹仲宗等才不敢不听。他身边到底有没有密敕,谁知道。不过他是有来头的,从小跟随萧衍,是头等亲信人士,他说有密敕,谁敢不信!

  大通二年,北魏发生了皇太后与大批朝士被屠杀的河阴事件(见第四十一篇),几乎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郢州(义阳)刺史元显达、汝南王元悦、临淮王元彧、北海王元颜等都投降梁朝。这在南朝是从来未有的大好形势。然而曹义宗围魏荆州(今河南邓州)三年不能下,而且因魏援军到达,兵败被擒。魏泰山太守羊侃降梁,因没有南军接应,只能突围出瑕丘(兖州)南奔。这都是在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而不能大有作为的证明。

  这时有一次震动南北的行动,即大通二年十月至中大通元年闰六月(528~529年)陈庆之送元颢回洛阳的行动。

  梁武帝使北海王元颢为魏王,命陈庆之领兵七千人送他北上。他们从铚县(在今安徽濉溪县南)出发,进拔荥城(在今河南雎阳南),到雎阳,击败魏军丘大千七万之众。元颢在雎阳城南即皇帝位。陈庆之进破济阴王元晖业,克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继续西进。魏杨昱守荥阳,有兵七万。陈庆之第一次进攻,没有打下来。魏元天穆和尔朱吐没儿的大军陆续将到,梁军将士都很害怕。陈庆之命将士稍事休息,把马也喂饱,然后鼓动大家,说:“我们一路上屠城略地,确实不少。诸君杀死人家的父兄,掳掠人家的子女,又不计其数。天穆所部都是我们的仇人。我军只有七千人,敌军有三十多万,若不决死一战,绝无生路。胡人马多,不可同他们在平原上野战,必须在他们没有全部到达之时,打破城池。诸君切勿迟疑,以致成为人家刀砧上的鱼肉!”

  全军将士听了他的讲话,都情绪激昂,摩拳擦掌。他趁热打铁,擂鼓进攻。将士前仆后继,攀登城垣,很快玫克荥阳,擒获杨昱。元天穆等大队赶到时,城池已在梁军手里。陈庆之背靠城垣掩护,率领三千骑兵出击,大破元天穆、尔朱吐没儿军。陈庆之又乘胜进攻,魏虎牢守将尔朱世隆弃城逃走,梁军不战而得虎牢。

  魏孝庄帝在洛阳呆不下去了,遂渡黄河北走,逃往河内(今河南沁阳)。留守洛阳的魏官备了法驾,迎接元颢。五月二十五日,元颢进入洛阳宫。从铚县到洛阳,陈庆之军共取三十二城,作战四十一七次,战无不胜。这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然而孤军深入,毕竟难以持久。陈庆之深知自身的弱点,想要求梁武帝增援,并请求元颢命令各州把陷没的南方人都送到洛阳,以及时补充兵员。但是元颢得了洛阳,不肯再听陈庆之的话,而且怕庆之自行向建康请求增兵,就先向梁武帝上表,说毋须加兵,以免牵累百姓。梁武帝听了他的话,便没有再派兵北上。闰六月,尔朱荣大军渡河南下,陈庆之寡不敌众,只得撤走,所得各城,一下子全为北魏收复。陈庆之部几千人在追兵和大水的冲击下,几乎全部损失。陈庆之剃掉须发,化装成一个和尚,才得逃回建康。元颢逃离洛阳,也为魏人所杀。

  这次行动,陈庆之创造了一个奇迹;梁武帝作了一个荒唐的决策,毫无道理地断送了一支精兵。

  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北方多事,到梁中大通六年(534年),分为东、西二魏,双方恶战。在此期间,北朝对南朝的攻掠仍有所闻。梁中大通五年(533年),魏荆州刺史贺拔胜攻陷梁雍州城戍多处,沔北多化为丘墟,为患惨烈。大同二年(536年),梁武帝曾下诏伐东魏,其实并没有动静,大概是听说东魏将要南侵而虚张声势。但东魏南道行台侯景却真的于了起来,率兵七万攻楚州(今河南妆南附近),俘获刺史桓和,进军淮上。司州刺史陈庆之出兵反击,把侯景打得连辎重也丢掉,使其赶紧逃走。接着,梁武帝便宣布停止北伐。他丝毫没有用兵的意思,是明显的事实。

  很快过了十年。太清元年(547年)正月,梁武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中原州郡长官献地投降,满朝庆贺。他告诉朱异,而且说:“我难得做梦,做了梦必有事实。”朱异何等善于奉承,马上说道:“这是天下一统的预兆。”梁武做这个梦,说明他内心很想把中原收入版图,但是国力不足以实现这愿望,就只能做做梦了。

  可事又凑巧,这年二月,侯景派丁和到建康,声称与高澄有怨,愿意降梁,“黄河以南,皆臣所职,易同反掌。”梁武的梦想可以成真了。他当然高兴,尽管一时还拿不准,曾自言自语道:“我国家金欧无缺,现在忽然受侯景献地,到底是好是坏?万一有点意外,悔之何及?”朱异在旁听了,他知道武帝意在受降,就顺着他的思路,说“若拒而不纳,恐绝后来之望,愿陛下无疑”。受降就此决定,梁武帝即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又派羊鸦仁领兵进向悬瓠(今河南汝南),运粮接济侯景。

  侯景降梁前,曾先降西魏,降梁后,再求西魏派兵援助,首鼠两端,毫无信义可言。西魏王悦看穿侯景此人“所图甚大,终不为人下。且彼能背德于高氏,岂肯尽节于朝廷!”他劝宇文泰切勿“益之以势,援之以兵”,指出援助侯景,必将“贻笑将来”。宇文泰认为他说得对,便召侯景到长安。侯景不去,他与西魏的关系就断了。

  梁朝难道没有像王悦这样见识的人。有是肯定有的,但朱异当道,梁武帝怎么听得到这样的言论?就是听到了,他又怎么肯信呢?

  梁武帝的兴致正高。七月,梁军进入悬瓠。八月,下诏伐东魏,以贞阳侯萧渊明(梁武帝兄萧懿之子)任元帅。萧渊明根本不懂得军事,和诸将会议,只会说“临时制宜”。其时梁朝众将,只有羊侃一人深通韬略(陈庆之已于大同五年去世),他屡次建议抓住战机出击,萧渊明都不肯听。自己不懂,又不听内行的话,这个仗怎么打?羊侃料定非败不可,便率领所部,另立营头。

  梁武帝的方略是,先攻下彭城,再和在悬瓠的侯景分头北进。东魏得讯后,高岳、慕容绍宗即往救彭城:十一月十三日,慕容绍宗进攻离彭城十八里的梁军驻地寒山。他先攻郭凤一营。萧渊明吃醉了酒,起不得身,命众将往救,都不敢动,只有胡贵孙一军奋勇出战。魏军受挫退却,梁军却产生轻敌情绪,深入穷追,乱了阵脚。慕容绍宗本来怕敌不过南军,嘱咐所部:“我准备佯装退却,诱敌深入,你们就打他的侧背。”这时魏军将士当慕容绍宗是用计,争先出击,前后夹攻,把梁军打得大败。萧渊明被擒时,不知酒醒了没有。梁军损失好几万兵力,只有羊侃一军全师而归。

  十二月,慕容绍宗移军攻侯景。涡阳之战,慕容绍宗兵败,与侯景夹涡水相持。太清三年(549年)正月,侯部缺粮,坚持不下去了。慕容绍宗用攻心战术,告诉侯部将士:“你们的家属安好,反正后照旧任用。”于是侯部溃散,侯景仓皇渡淮南走,投奔梁朝去了。羊鸦仁得讯,也放弃悬瓠南撤。

  寒山兵败的消息报到建康,梁武帝正在睡午觉,被宦官唤醒,说朱异有急事要报。他到前殿阁子里,听到了“韩山失律”,大吃一惊,险些从坐床上跌将下来,宦官连忙扶住。他坐定后叹道:“难道我会蹈晋室的覆辙吗?”

  其实事情还可以补救,东魏并没有大举南侵的野心,侯景只剩下一小撮残部,然而梁武帝竟一错再错,把“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的大好局面,断送得干干净净,问题究竟在哪里?难道只是用了一个朱异之故吗?不是的,根子在他自己身上。早在大同十一年(545年),散骑常侍贺琛已经在他耳边大喝一声,叫他不要自我感觉太好。

  贺琛也是梁武帝身边的红人。他字国宝,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精熟“三礼”(《礼记》、《周礼》、《仪礼》),曾在家乡聚徒教授。在朝中,梁武帝经常和他长谈,当时有“上殿不下有贺雅”的说法。贺雅是人家替他起的别号。这次他上的奏章却使武帝大发雷霆,立刻口授一道敕文,把贺琛大骂一顿。

  贺琛的奏章指出了一些时弊。一是户口减少。国家派遣名目繁多的使臣,大州大县经常要接待十来个,他们到处勒索,于是州逼郡,郡逼县,层层榨取。民不堪命,只得逃亡。二是风俗侈靡,官吏越来越贪婪。三是官吏以榨取为能事,鱼肉百姓,作威作福。四是干了若干不该做的事情,浪费了人力物力,以致天下无事而竞财政拮据。

  贺琛的指责并不尖锐,批评的范围也并不广。但梁武帝自以为是个有道明君,已经把国家治理得尽善尽美,至于百姓有穷有富,官吏有好有坏,他以为都是常情,不能把整个局面说成一团漆黑。

  这一道敕实在是篇天下奇文。梁武在敕中自夸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皇帝。他说自己已有三十多年不和女人在一间屋子里睡觉。你看:皇帝一般都好色,谁能像他那样清心寡欲!他又说平生不饮酒,不听音乐,宫里没有雕饰之物。他说自己三更天便起来办事,事情忙的时候,到日落西山的时候才吃东西,且通常一天只吃一餐。从前腰大十围,现在只剩二尺多。他声称:凡此种种,“为谁为之,救物故也。”把自己说得好极了!

  梁武帝是不是有意骗人?不,他说的是真话。但是尽管他本人十分刻苦,他还是把梁朝弄糟了。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无法作全面的分析,只能简单地讲三点。

  第一是在位日久之后,只听得进符合自己意向的话。这不需要再举具体事实了。

  第二,他是一个佛教徒。佛教要普渡众生,要求人们以慈悲为怀。但是梁武帝做的许多事情都有悖于佛教的教义。

  早在天监三年(504年),他就率领僧俗二万人,发愿舍道归佛。十六年,规定宗庙祭祀用面代牲。大通元年(527年),他到庙里“舍身”,过了三天回宫。中大通元年(529年)。再次舍身,由群臣出一亿万钱把“皇帝菩萨”赎出去。太清元年(547年),最后一次舍身,住在庙里达三十七天。此外还多次到庙里讲经。他长斋不吃鱼和肉。他每次批准了重罪后,总是整天为之愁眉不展。

  往《资治通鉴》的胡三省对梁武帝这些行为作出过中肯的批评。他说:“万机之事,不可一日旷废”,“舍身”之类的行为显然与政事有碍。胡三省又说:“洛口之败死了多少人?浮山堰之役死了多少人?寒山之败又死了多少人?……把无辜之人驱向死地,不但为儒、道所不许,而且是佛教的罪人。所作所为如此,却为批一件重案而整天愁眉不展,吾谁欺?欺天乎!”(见《资怡通鉴》卷一五九大同十一年条注)胡三省的话讲得痛快极了,萧衍实在是佛教的罪人。

  第三,梁武帝对王公贵族非常宽容,对这些人误国家、害百姓的行为,采取包庇放纵的态度。这个问题,天监十年(511年),有个秣陵老人就对他说了。这位老人拦住车驾,说:“陛下执法,对百姓严,对权贵宽,这不是长久之道。如果能够反其道而行之,天下人就有福了。”这是应该写进政治学教科书的至理名言。

  洛口兵溃是他的六弟萧宏造成的(详见第四十二篇),他不加罪责。但是听到萧宏私藏军械的传言,却非去调查不可。他派人送酒席到临川王府里,说要去和他欢宴。酒到半酣,说要到后房走走。萧宏怕他看见了一百多间库房里的巨额财富,要查问来历,吓得脸色都变了。梁武帝见此模样,更加疑是军械。不料查看下来,光是钱库就有三十多间,每间藏钱一千万,分为十堆,共有钱三亿余。梁武帝见没有军械,非常高兴,赞道:“阿六,你的生计好啊!”

  萧宏的财富来自何处?史籍上记载了其中之一,便是高利贷。他在建康设“邸”几十所,放债取息,到期不能立即偿还,便夺占债务人的财产。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恶霸,梁武帝对他却十分庇护,让他无所顾忌地祸国殃民。

  萧正德是又一个例子。梁武帝三十七岁才生长子萧统,在此之前领养过侄儿正德。梁朝建国后,武帝就立萧统做皇太子(昭明太子)。萧正德因此怨恨,一度逃投北魏,又因在北方不受重视,逃回江南。梁武帝不惩办他的叛国重罪,只骂了他一通,骂的时候自己还哭,以后又恢复他的封爵,任他做吴郡太守。以后他与侯景狠狈为奸(见第四十七篇),可以说是梁武帝姑息养奸造成的恶果。

  叛国大罪可以轻轻放过,王侯自然更加目无法纪,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的,有在黑夜公然抢劫的,有包庇隐藏亡命之徒的。梁武帝并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不愿意追究惩治。

  可他对老百姓却不是这样宽大的。王侯作恶,不加追究,便是不爱百姓。现在再举一个徭役的例子。中大通二年(530年),要征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丁开河。太子萧统要求停工,他说:“今征戍未归,强丁疏少……吏一呼门,动为民蠹。”又说:“吴兴累年失收,民颇流移。”三吴号为富庶之区,人民苦于天灾人祸的状况,由此已可想见。武帝有没有听他而停工,未见记载,只有“优诏以喻”的下文而已。听讼是国家的大事。春秋鲁国曹刿以庄公“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忠之属也”(公正断案,能得民心),从而断定“可以一战”(《左传·庄公十年》)。梁武帝同鲁庄公相反,不关心刑狱。公卿大臣都不以听讼为意,于是贪官污吏可以为所欲为,冤案很多。囚徒有财力行贿,可以解除刑具,宽松度日;拿不出钱行贿的,真的有病,也得戴着刑具做苦工。

  综合起来看,梁武帝初年,任用得人,有积极进取的志向,不失为南北朝时期一个较为英明的君主。在位长久以后,朝中王侯贵族贪纵横暴;执政作威作福,招权纳贿;民间赋役繁重,户口流亡;武帝本人志气消沉,而自信之心甚于早年,虽能摒除嗜欲,却无益于政事。整个国家像一所大厦,外表堂皇,骨子里已经朽败,一旦有外力冲激,就会坍塌下来。这就是6世纪中叶的梁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