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王敦


  建康(今江苏南京)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这座城东倚钟山(紫金山),西踞石头山(清凉山),相传诸葛亮有“龙蟠虎踞”的赞语。东晋南朝时,建康城在今玄武湖南,南城墙距秦淮河约有五里,西城墙距长江也有相当的距离。城中还有台城,宫殿官署都在台城里面。城西的清凉山有座石头城,石头城负山面江,西南面即秦淮河入长江之口,形势极为险要。当年孙权在这里筑城,显然是作为江防要塞的。秦淮河边上另有西州城,是扬州刺史的治所。它的东面有东府城,是宰相和扬州刺史的府第所在。这些城起先都是土城,从东晋末年到南齐,逐渐改用砖砌,才愈显得气势宏伟(隋灭陈,把建康城拆毁,现存的南京城墙系明初所建)。

  历史地看,建康城不论造得如何坚固,它的安危存亡却是取决于上游的形势。如果对手掌握了长江中游的重镇,建康就很容易变成危城,从晋初王濬楼船下益州,到清代太平军从武汉东下破江宁,无不如此。东晋南朝于此也有教训,最早是见于晋元帝时的王敦叛乱。

  王导、王敦堂弟兄两人,本来一内一外,辅佐晋元帝,以稳定半壁江山的统治。但是,一个家族的权力太大,总是帝王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元帝即位后,就重用琅邪王幕府中的两个旧人,以刁协为尚书令,刘隗为侍中。刁协字玄亮,渤海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人,做过本郡大中正,也曾在成都王颖、赵王伦、长沙王乂手下任职,因谙熟朝廷制度,渡江后就入琅邪王幕府。东晋定都建康后,朝制初创,众臣对各种礼仪制度都很陌生,无论什么事都要向他请教。元帝重用这样一个人,是理所当然的。刘隗字大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长于文史,做过彭城内史,也在渡江后人琅邪王幕府。琅邪王任丞相时,他做丞相司宪,执法很严。南中郎将王含(王敦之兄)曾一次要求他任命参佐和地方守长二十多人。刘隗认为一次任命太多不妥,而且其才能资格与职位又不相符,便提出劾奏。他敢碰王家,王家自然讨厌他。

  元帝即皇帝位后,两人受到重用,更是处处维护皇权,以抑制大族。对此王导有些不满,但也没说什么。王敦却从荆州上疏,说:“导顷见疏外”,请元帝回忆过去说的“吾与卿及茂弘(王导字),当管、鲍之交”,这就等于责备元帝食言,最后希望他能始终信任王导。这道奏疏到了建康,被王导退还给王敦,但王敦再次派人送交元帝。从疏中王教自述任外官近十年的话来看,王敦上疏的时间,大约是在大兴三年(320年。王敦于永嘉五年[311年]以扬州刺史出讨江州刺史华轶,以后一直在外)。

  就在大兴三年,梁州刺史周访去世,元帝调湘州刺史甘卓到梁州。对此,王敦上表,请求调宣城内史沈充为湘州刺史。沈充字士居,是吴兴的土豪,做过王敦的参军。王敦推荐沈充,显然是要把老部下安插在近处(湘州州治长沙,与荆州是邻郡)。元帝没有同意,但改派了谯王司马承到湘州。谯王承比元帝长一辈,为人忠厚,向为元帝所信任。元帝曾把上述王敦为王导诉怨的奏疏给他看过(《通鉴》记此事于本年,也是王敦于本年上疏的一证,但未必是确证,因为司马光常把有关的事情放在一起叙述),并说:“王敦把话说到如此地步,如何才好?”谯王承便说:“不早处理,必为后患。”这次派他到湘州去,元帝就告诫他,要“据上流之势”,以防范王敦。王敦也明白元帝派司马承的用意,不过他知道司马承不是将帅之才,所以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

  从上述情况看,我们似可断定:元帝和王敦的矛盾,在大兴三年就已表面化了。而一旦如此,政局也就难以预料了。

  大兴四年(31年),朝廷任命戴渊为司州刺史、镇合肥,刘隗为青州刺史、镇淮阴,这表面上是要加强北部边防(北方石勒),实际上却是针对王敦而来。在任命两人的前两个月,元帝还采用刁协的建议,下诏将中原南迁百姓在扬州各郡沦落为大族“僮客”的人免除其僮客身份。所谓僮客,就是家奴。免除僮客身份,就是让这些人恢复他们平民百姓的地位,这无疑损害了大族的利益,也不免会受到大族怨恨。但是,东晋政府采取这措施,并不是为僮客着想,而是要把他们从大族手里挖出,用他们来为自己服兵役、劳役。据王敦起兵时上疏中的“今便割配,皆充隗军”两句看,这些人以后都被拨到刘隗部下服兵役去了。《晋书·戴若思传》(渊字若思,《晋书》因“渊”字犯唐高祖讳,称字不称名)也说:“调扬州百姓家奴万人为兵配之”。由此可知,当时好不容易从北方逃出的人,到了江南,不是被逼为奴,就是被迫当兵,不管做什么,都是受苦受难。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讨伐刘隗为名,在武昌(今湖北鄂州)起兵,声称“隗首朝悬,诸军夕退”。兵到芜湖,他又上表指斥刁协。王敦起兵时,沈充也在家乡吴兴(今浙扛湖州)起兵响应,王敦即任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元帝得讯大怒,下诏讨伐王敦,命戴渊、刘隗两军人卫建康。

  王敦叛变,建康城里处境最难的是王导。他每天一早就率领宗族二十多人到宫门口请罪,等候发落。刘隗到了建康,与刁协都劝元帝把王氏全族处死。元帝虽未允准,但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王导,他一时也在犹豫不决。在这个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尚书左仆射周顗。周顗进宫见元帝时,王导见了,喊他道:“伯仁(周顗字),我全家百口的性命都拜托你了!”但周顗头也不回就进了宫。王导以为他没有相救之心,非常不满。但是他见了元帝,却极言王导忠诚,不能治罪。元帝被他打消了疑虑,才又召王导进宫,表示对他完全信任。

  三月,元帝发布诏书,称赞王导是能够做到大义灭亲的忠臣,任命他做前锋大都督,命周札守石头城,刘隗守江中蒲洲上的金城;另外,使甘卓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陶侃领江州刺史,以攻击王敦的后方。

  王敦的兵马从芜湖到建康,沿江而下不足二百里,很快就兵临城下。他采纳部将杜弘的计,首攻石头城。杜弘了解周札为人刻薄寡恩,士卒不肯为他所用,所以石头城不论如何险固,却是最好攻取的地方。果然,杜弘兵到,周札无法抵抗,只得投降。元帝命刁协、刘隗、戴渊等反攻,想夺回石头城,都大败而归。

  一战结束后,王敦放纵士卒劫掠,建康大乱。元帝身边只有一位安东将军刘超领兵侍卫。元帝气愤道:“要我的位子,早点说好了,何必把百姓害得这等模样!”他派人向王敦传话:“公若不忘本朝,就此息兵,天下还可以维持。如其不然,联当仍归琅邪旧邸,以避贤路!”他已做好了被废黜的准备。

  刁协、刘隗狼狈不堪地来见元帝。元帝痛哭流涕,令两人赶快逃走。刁协年老,马也不会骑,随从又都逃散,他逃到江边,就被人杀了。刘隗则逃往后赵,后来在那里官做到太子太傅。

  王敦并不废黜元帝,但这个皇帝也只是徒具名义,朝中任何事情都由王敦作主。周顗、戴渊,一个汝南安成人,是来自北方的有声望人物;一个广陵人,是东南本土的俊彦。这两人都有一个特点,同王敦说起话来,针锋相对,不肯屈服半点儿。王敦正要做些事情压服众人,便把两人杀了。

  但这两个人又是有所区别的。戴渊是领兵防范王敦的将帅之一,当然难逃一死。周顗只是言语不让人,属于态度问题。当时王导若肯劝阻,王敦很可能会罢手。无奈王导不知道周顗曾救过他,只记得宫门前喊他不受理睬的情形,便一声不吭。后来王导见了有关文书,悔恨莫及,流泪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这两句话以后传为成语,出典就在这里。

  王敦之所以能一举攻下建康,很重要的一点是后方没有发生问题。元帝曾命甘卓、陶侃攻击他的后方,但是远水不救近火。因命令要传到王敦军的后方给甘卓,这很困难,也来不及。而陶侃更远在广州,根本无法驰援。当时的处境,关键在甘卓能否积极主动地“勤王”。他若能以襄阳之众由汉水顺流而下,直达夏口,再东进拊武昌(今鄂州)之背,就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平定王敦的叛乱。王敦当然了解这点,但他之所以敢放胆行动,是因甘卓事先答应过要同他合作。《晋书·甘卓传》说,甘卓内心不以为然,答应合作是假的,但这并不可靠。因为从甘卓的行动看,像是犹豫不决而敷衍一下。王敦起兵上了船时,等甘卓不来,他就派人去催,而甘卓却派人劝他不要发兵。这一着使王敦吃了一惊,他便连忙要使者向甘卓许愿,答应事成之后,给甘卓升官。使者回报后,甘卓仍不采取任何行动。有人劝他,先答应王敦,等他到了建康,再起兵讨伐。他又不肯,说以前先从了陈敏,再又把他推翻,人家说我是为了自身的安危而倒来倒去,心里一直觉得不安,现在不能重蹈覆辙!他这样的话是说了不少,可实际行动则半点都没有。

  王敦后方还有湘州谯王承。王敦不怕他,但也希望把他拉过来。他派使者到湘州,请谯王承做他的军司(监察军务的官员)。谯王承却囚禁了来使,起兵讨伐王敦。然而,晋朝的湘州非近代的湖南可比,人口稀少,兵微将寡,谯王承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寄希望于甘卓,派主簿邓骞到襄阳劝他起兵“勤王”。邓骞见到甘卓费尽了口舌,既说平叛可立齐桓、晋文之功;又说若是坐观脚玫,一旦王敦得志,回师西进,甘卓将无立足之地;并且替他分析形势,说襄阳的兵力比王敦留守的部队强大得多,攻克武昌,势同摧枯拉朽,极易得手。

  邓骞已经说得极合情理,不料王敦却又送来一个帮腔的说客。原来王敦怕甘卓在他后方动手,即派参军乐道融邀甘卓与他一同东下。不料乐道融不赞成王敦的举动,见了甘卓反而劝他袭击武昌,使王敦因后方失事,不战自溃。他与邓骞唱的是一个调子,甘卓听了觉得有理,才下了决心,发表檄文,声讨王敦,并还派使者到广州,约陶侃一同起兵。当时王敦还没有到建康,武昌城中,谣传甘卓兵到,着实恐慌了一阵。

  王敦听得甘卓起兵,惊恐万分。他派参军甘印(甘卓的侄儿)回去见其叔父,传王敦的话说:“足下此举自是臣节,我不怪你。我是因王氏处境危急,不得已而为之,现请足下班师,以后当再结好。”这一席话空洞无物,可甘卓听了竟会心动,以致兵到猪口(在今湖北京山境,离夏口[武汉]还远),就不再前进。

  甘卓在观望,王敦则加紧行动。他自己率兵攻建康,另外派兵围攻湘州。建康的战事结束后,王敦即派人执起“驺虞幡”(见第五篇),以朝廷的名义命甘卓停止军事行动。这个老糊涂得知周顗、戴渊被杀,倒流了几滴眼泪,不过又说:“既然圣上和太子都安然无恙,我也可以歇手了。”遂下令返回襄阳。乐道融再三劝他,应进兵彭泽(今江西湖口),截断王敦东西两段的联系,把他一鼓解决,但甘卓不听。乐道融自然不能再去见王敦,竟忧愤而死。

  甘卓回到襄阳,丝毫不作戒备。王敦却非杀他不可。襄阳太守周虑受王敦指使,趁他不防,引兵把他袭杀。湘州死守将近一百天,终于陷落。谯王承被俘,后在押解往建康的途中遇害。

  元帝气恨成病,于闰十一月中去世,年四十七岁。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明帝。王敦自驻武昌,遥制朝政,建康仍是王导在那里执政。这时北部边境的形势也趋向恶化。大兴三年(320年)即元帝与王敦的矛盾表面化之年,东晋在淮北的形势相当稳定。祖逖对河上各坞堡,结以恩信,听任他们脚踏两头船。坞主感激祖逖,后赵有何行动,他们常过来报信。石勒对祖逖有所忌惮,特命幽州官府修建祖逖的祖父和父亲的坟墓,并且写信告诉祖逖,借此要求通使和互市。祖逖不给回信,但允许互市。有个裨将叛投后赵,石勒把他杀死,将首级送交祖逖。祖逖因此也不接纳降人,并令部下不得越境劫掠后赵百姓。边境居民因此稍得休息。大兴四年,戴渊出任司州刺史的任命,使祖逖很不偷快。他认为戴渊所辖地方是自己千辛万苦收复的,无缘无故交给别人去管,太不公平。同年,他去世后,兄弟祖约继任豫州刺史。祖约才能远不及祖逖,后赵乘机南侵。永昌元年(322年),祖约退屯寿春,以后形势越来越坏,淮北各军一步步退却,东晋政府不但不能以一兵一卒支援淮北,还需把淮南的军队调到长江边上去打内战,所以到了太宁三年,东晋与后赵便把长淮一线作为边界了。

  现在来讲王敦叛变事件的结局。

  明帝太宁元年(323年),王敦准备夺取帝位。他暗示朝廷召他入朝。他到来后,又得到几种特殊礼遇:黄钺(皇帝或代表皇帝的大臣所持的斧)、班剑(手执木剑从行的勇士二十名)、奏事不名(奏事时不报己名)、入朝不趋(入朝时可以踱方步)、剑履上殿。他又移驻姑孰的于湖城(今安徽当涂),这里离建康更近了。他还铲除敌对势力。义兴(今江苏宜兴)周氏,一族有五人封侯,以前又有过反对北方大族的“前科”。王敦便利用道士李脱以妖术诱骗士民的事,诬周氏与李脱共谋造反,先杀了在自己手下的周嵩、周莚两人,再派人去通知在吴郡的同党沈充,使他杀在义兴的周氏子弟,然后再进兵会稽,攻杀时任会稽内史的周札。义兴周氏与北方大族的矛盾,到这时(太宁二年[324年]正月)才完全结束。

  王敦的凶焰虽高,但他的日子也不长了。这原因有二。一是叛变不得人心:他的左右也有不少反对派。前面已提到一个乐道融,还有一个参军王峤,在周顗、戴渊被杀时,力持异议,也险些被杀。长史谢鲲是一时的名士,他在幕府不肯干事,但对王敦起兵却表示过不同意见,以后又劝王敦勿杀王峤,而且劝他尊重元帝。王氏本家也有坚决反对他的人。王敦极喜欢的侄儿王允之,晚上躺在床上,听到了王敦和心腹钱凤的私房话。这个小孩假装醉得不知人事,呕吐得脸上衣服上一塌糊涂,仍旧呼呼大睡。钱凤走后,王敦拿火来照,见他如此模样,以为他没有听见什么。不料他回到建康,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父亲廷尉王舒。王舒和王导乂同去告诉明帝,朝廷对于王敦的底细清楚了,这对于平叛有很大的好处。

  王敦的心腹只有以钱凤.、沈充为首的一小撮人。沈充远在吴郡,他的身边只有钱凤。钱凤字世仪,与沈充同乡,因沈充之荐,他才进了王敦的幕府。

  原因之二是王敦病重,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王敦没有儿子,便以其兄王含的儿子王应做嗣子。太宁二年(324年)五月,王敦病重,钱凤问他,以后怎么办。王敦这时倒想悬崖勒马了,他说:“非常之事,寻常人是干不来的。应儿年小,哪里能干大事。我死之后,上策是解散军队,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中策是退回武昌,不废贡献(即保持现状,稍作退步);下策是在我还没有死的时候,进兵建康,以求侥幸成功。”钱凤对同党说:“公的下策乃是上策。”决定行险侥幸、以求一逞的策略。

  建康朝廷也知道王敦患病。明帝打算讨伐王敦,征求光禄勋应詹的意见,应詹认为可行,明帝才下定决心,以王导为大都督,温峤、卞敦、应詹、郗鉴、庚亮、卞壶等大臣都做将军领兵,并调在北面领兵的苏峻、祖约、刘遐等南下保卫京师。王导更利用王敦病重的消息,诈称王敦己死,率领子弟哀悼。人们信以为真,害怕的心理为之一扫而空。朝廷也发表诏书,谴责王敦,号召所部归降,一律不加追究。

  王敦在病床上看到诏书,大发雷霆,要领兵攻建康,无奈动弹不得,只能使其兄王含做元帅,与钱凤等进兵建康。七月初,兵到建康秦淮河南岸,温峤因所征外兵还没有到,宿卫兵力薄弱,遂烧毁桥梁,与敌隔水相持。双方都在等待援军。沈充先率一万余人与王含、钱凤会合。朝廷方面刘遐、苏峻的北军也随后到达。钱凤、沈充攻北军失利。其时,王敦已死了多日。起初军中还不知道,后来泄漏了出去,士气大受影响。七月下旬,王含支持不下去,便烧营撤退。

  王敦叛变事件完结了。王含、王应逃到荆州被杀。钱凤为江州太守周光所杀;沈充逃亡到旧将吴儒的家中,被吴儒杀了,首级也被献给了朝廷。

  朝廷得胜了,然而内部虚弱的情况也完全暴露了出来。就全局来看,东晋已大伤元气。内争的结果总是这样的,这是历史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