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徙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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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曹魏后期,对于少数民族大量迁入内地的情况,就已有人表示担忧,怕会发生变乱。嘉平三年(251年),邓艾就说:匈奴部落日益强盛,不可不防。又说对杂居汉人中的羌胡,应予逐步迁往塞外。司马师对他的主张很赞赏,但是并没有付诸实施。而邓艾本人,为了与蜀将姜维争夺少数民族,更不得不招抚了几万鲜卑人,把他们安置在雍、凉一带(今陕、甘、宁及青海东北部),与汉人杂居。
西晋初年,西北各少数族人与统治者的矛盾日益激化,先后爆发了鲜卑以秃发树机能和氐以齐万年为首的反抗运动。于是,郭钦、江统又相继上疏,再次提出要把内地少数族人迁往塞外的主张。
郭钦是在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后率先提出这一主张的。他是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人,这一带匈奴族的人很多。他见树机能在凉州闹了多年,就担心当地的匈奴人会继之而起,于是上疏,说:如果匈奴族也造起反来,胡骑从平阳、上党(今山西省南部和东南部)出发,不出三天,就可以到达孟津,直逼洛阳。因此他主张在灭吴之后,乘国威极盛之时,把杂居内地的胡人迁往塞外。但武帝没有听从。
江统的《徙戎论》,是在惠帝元康九年(299年)齐万年的反抗运动刚刚结束时提出来的。他的迁胡之论,比郭钦要系统得多。他认为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弱则畏服,强则侵叛”。他着重论述关中的氐、羌和并州的匈奴,追溯各族迁居内地的经过,强调如让各少数族人“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那一旦起兵造反,必然“为祸滋蔓,暴害不测”。他力主把他们迁往塞外,不可“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
这一次,朝廷也未予采纳。
五年以后,匈奴左贤王刘渊起兵,建国称汉。再后来,鲜卑、氐、羌、羯各族也纷纷起兵,陆续建立了十多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这个名称其实不很确切,习称的十六国,其中前凉、西凉、北燕三国是汉人政权;十六国以外,还有汉人冉闵的冉魏,氐族的仇池杨氏,鲜卑族的段氏、宇文氏、西燕,丁零族的翟氏,都曾割据一方,虽时间长短不一,但毕竟是造成那一时期长久分裂的因素。旧时颇多议论,认为晋朝政府当初如采纳郭钦、江统的主张,后来就不致有如上之乱。那么,这个观点对不对呢?
郭钦、江统的主张,是以秃发树机能和齐万年为首的两次事变为背景的。所以,要回答上述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先把两次事变的真相讲清楚,真相既明,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晋武帝泰始五年(269年),朝廷从雍、凉、梁三州析出部分地区,建置秦州,治所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东),目的是加强对有大量鲜卑族人居民地区的统治。秃发树机能起兵不是在这一年,就是在下一年。我们只知道,他在泰始六年六月,便在万斛堆(约在今宁夏固原附近)之战中打败过晋军,还杀死秦州的第一任刺史胡烈。七年四月,他又在青山(今甘肃环县西)攻杀凉州刺史牵弘。晋大司马陈骞对这两人的失败早有预见。他曾对武帝说两人“勇而无谋,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他们对少数民族究竟做了什么,史书上没有明说,但“二人果失羌、戎之和”,这八个字却很能够说明问题(引文均见《晋书·陈赛传》与《通鉴》卷七九)。自邓艾把所招鲜卑人安置在雍、凉一带以来,至此已历多年,若不是晋官“失羌、戎之和”,变乱是不会发生的。
树机能之乱愈演愈烈,武帝甚至一度想派“重臣”贾充出镇秦、凉(见第一篇),只是因贾充与皇室联姻而作罢。咸宁三年(277年),晋文鸯曾一度击败树机能,招降二十余万人,但是乱根却未铲除。四年,凉州刺史杨欣在武威与其部将交战,兵败而死。五年正月,武帝得知武威陷落后叹道:“谁能为我讨此虏者?”
问题似乎严重之至,堂堂中原政府,似乎找不出一个能够对付树机能的良将。然而,良将就在武帝的身边。宿卫殿中的司马督马隆挺身而出,道:“陛下若能用臣,臣能平定此虏。”司马督一官地位不算高,马隆其人更是新近由兖州推举上来的武士。但就是马隆,却早就说过:“杨欣失羌、戎之和必败。”在朝中众臣谁也不肯站出来的时候,他又自愿挑起这副重担。武帝问他准备怎么办。马隆只说:“陛下如要用臣,就让臣自行作主。”武帝又问他有什么具体要求,他答以“请让臣招募三千勇士”。
武帝大概是认为不妨一试,就应允了,任命他做武威太守,让他招兵。公卿大臣都不赞成,认为现有的军队很多,不必再行招募,马隆之言,不可采纳。幸而武帝不听,马隆才得放手干将起来。他立下标准,凡拉得开120斤的大弓,能挽九石之重的重弩,就予录取。这是相当高的标准,当时的斤约相当于250克,120斤约相当于30公斤;一石为120斤,九石即相当于270公斤。最终马隆录取了三千五百人。之后,马隆又到武库挑选兵器。武库令不让他挑,双方争吵起来,御史中丞不问情由就弹劾马隆。幸而马隆是“通天”的,他向武帝陈情,说:“臣要带将士到战场上拼命,没有好的兵器,怎么能打胜仗。武库令给臣的是魏朝留下来的旧兵器,柄都快烂了,根本不能使用,如何可以拿去杀贼!”武帝听他讲得有理,立即命令让他自己挑选,并且预先发了三年的军费。
马隆带起了这支队伍。深入河西后,他见山路狭隘,即令选便于在狭路上行驶的车辆。车上装上木屋,兵士利用木屋防御箭石。这支队伍一面走,一面打,进展很快,当年十二月,就攻克武威,杀死树机能。据《晋书·马隆传》的记载,当时树机能的军士都身穿铁甲,而晋军都以皮革为甲,于是马隆就下令在路边散布磁石,使敌军行动受阻。其实这个说法不见得可信,那是因为,一则需要大量磁石才能够用;二则晋军也只能以木器作战,否则自己也会受到妨碍。《晋书》常见荒诞神奇的成分,这大概只是传说而已。
晋朝大臣对马隆出征未抱信心,在几个月也得不到消息后,有些人便估计他己经全军覆没。直到捷报到了洛阳,他们才大为震惊。
朝廷将近十年的边患,马隆只用了一支小部队,不满一年的时间,便完全解决了。由此可见,树机能的力量并不真正强大,面此前屡战屡败,完全是朝廷用人不当。概括起来说,事变由“失羌、戎之和”而起,而用无能之人,才使之为害了好几年。
马隆后来又做西平(治今青海西宁)太守,镇守西睡十多年,地方平静,百姓安宁。惠帝元康年间关中大乱时,他可能已经去世了。
元康四年(294年),匈奴人郝散在谷(榖)远(今山西沁源)起事,不久西渡黄河,到了冯翊(郡治在今陕西大荔),便向地方官投降,结果被杀。六年夏,郝散的兄弟郝度元,又联络冯翊、北地(治今陕西耀县)的马兰羌和安定郡(治今甘肃临泾)的卢水胡(匈奴部落),一齐起事,这起反晋之乱就闹大了。
此时镇守关中的将领,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赵王司马伦。这个人“无学,不知书”(《晋书》本传语),大概是个半文盲。他的心腹孙秀又是个“狡黯小才,贪淫昧利”(同上书)的坏蛋。他们“刑赏失中”(同上书),致氐羌起事。“刑赏失中”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从洁身自好的雍州刺史解系奏请诛杀孙秀以谢氐、羌的奏折来看,可知关中各少数族人对他俩的积怨是很深的。
由此,朝廷把司马伦调回洛阳,改派他的异母兄梁王司马彤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司马彤离京时,张华叮嘱他,必须杀掉孙秀。他已经答应了,但到任后听了孙秀朋友辛冉的话,说是“氐羌自反,非秀之罪”,便又改变主意,放过了这个小人。
这年八月,解系为郝度元所败,关中的氐、羌群起反晋,共立氐族首领齐万年做皇帝,接着就围攻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朝廷见事态更加扩大,遂于十一月增派周处、卢播二将,由安西将军夏侯骏指挥,增援关中。
这次增援的人选很不得当。夏侯骏是司马师妻子的本家,他和司马彤一样,根本不懂军事,都没有做统帅的才能。还有,周处做御史中丞时,曾弹劾过司马彤,现在派他到司马彤手下,等于把绵羊送进虎口。中书令陈准看出了这两个问题,就提出异议,但朝廷坚持原议,不肯改动,结果自然要偾事。
这里还须交待一下周处其人。周处字子隐,阳羡(今江苏宜兴)人,是吴国名将周鲂的儿子。有一个“除三害”的传说,说他少时品行恶劣,被家乡父老视为与南山猛虎、长桥下的恶蛟并称的“三害”之一。他知道后,决心改过,先上山射杀了猛虎,再下水与恶蛟搏斗,历三天三夜将其杀灭。当他回家时,看到人们当他已死,竟在互相庆贺,他这才了解在人们的心目中,自己的形象曾是何等恶劣。从此他改过自新,并立志向学,终有所成。这个传说相当夸张,但有此传说,即可了解周处其人了。
周处在吴末做过军官,在晋朝曾任新平太守、御史中丞等官。新平郡的治所在今陕西彬县,这里正是氐、羌和晋人(当时称汉族人为晋人)杂居的地方。他做太守时,地方秩序良好,羌人对他的口碑不差。从他的履历看,派他到关中是恰当的。但是,派他到司马彤手下去当差则极不妥当。氐首齐万年了解这点,听见他会来,就说:“周府君文武全才,如果是他独揽大权,那我们是抵敌不住的;如果他受人管辖的话,那就可以一鼓成擒。”这个人是有点眼光的。
当时了解周处处境危险的人不仅陈准一人,如伏波将军孙秀(这是另一个孙秀,吴大帝孙权的兄弟),就劝他应以“有老母在堂”为由,推辞不去。但周处告以忠孝不能两全,毅然谢绝了孙秀的好意。
梁王司马彤果然假公济私,伺机报复。元康七年(297年),他勾结夏侯骏命周处带五千兵,去攻打梁山(在今陕西乾县西北)齐万年的七万大军。周处懂得他的用意,但是仍旧希望他以国事为重,不要一意孤行,并向他解释道:“孤军深入,没有后援,势必覆没,不仅要死人,而且是国家的耻辱。”但司马彤和夏侯骏不听,硬逼着要他出兵。结果,六陌(在今乾县东北)之战,周处率领这支孤军,苦战一整天,虽杀伤大量敌军,终因弦断箭尽,没有救兵,陷入绝境,周处拒绝左右的劝告,不肯弃众先逃,力战而死。后来朝廷得报,虽怪司马彤不应该这样做,但是碍于他的身份地位,却没有给予任何处分。
齐万年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元康八年(298年),张华、陈准推荐孟观为将。孟观率领京师的宿卫兵到关中后,接过当地驻军的指挥权,连续不断地发动猛攻,到次年正月,就攻杀齐万年,一举平定了事变。
这两大事变的真相证明:只要朝廷政治比较清明,地方就不会发生动乱;如用人比较得当,即使发生了事变也不难解决。西北地区的匈奴、鲜卑、氐、羌等各族百姓,和汉族百姓一样,都希望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决不是“凶悍不仁”、生性就喜欢烧杀掳掠的。各族的首领,其中会有些野心家,但是只有在晋朝的内政有毛病的时候,他们才会得到生事的机会,否则是不可能的。江统写了《徙戎论》,其实他未尝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在《论》中说:“士庶顽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而一有机会,便发生事变。不过,他存有“戎、狄凶悍不仁”的偏见,因而不把这一点放在主要地位。《徙戎论》的不足之处就在于他对少数族人的看法上。
再进一步看,江统是开了一张治不好病、而且会使矛盾激化的方子。强迫数十、上百万的人举家迁徙,势必造成颠沛流离,老弱倒毙的情况,其结果必然引起反抗。晋朝政府不肯“徙戎”,原因之一就是怕激而生变。我们只要看巴氐在蜀中的起兵,原因在地方官限期要他们出境,就可以知道朝廷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此详见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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