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细说秦汉》二七、秦政的“德治”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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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诸国面对秦军势的崛起,曾经有“秦暴”的说法。
这是不是敌对政治力量的没有根据的恶意攻击呢?
似乎并不完全是。
汉世以来的历代史家评价秦政,也往往批判其“暴虐”。
自两汉以后,秦王朝的历史形象,其实已经定格于“暴政”。
但是我们在考察秦政治史时可以看到,秦王朝的当政者在推行暴政的同时,则以“德政”为标榜。在“秦暴”批判的对立面,我们看到“秦德”的宣传。
贾山《至言》写道:秦始皇自称始皇帝,其次称二世皇帝,希望能够以一至万,“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
秦王朝“秦德”宣传之突出实例之一,就是秦始皇东巡时在各地刻石,往往直接写作“诵功德”,“诵皇帝功德”,“称成功圣德”,“立石刻颂秦德”等。例如在琅邪刻石中,“德”字就出现了四次。
秦王朝执政者自以为得意的“功德”,首先在于结束了战争状态,实现了和平安定。这就是所谓“威德”、“武德”。总结秦实现统一的历史意义,从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评价,确实应当肯定其“威德”“自上古不及”,然面秦王朝行政的特征,则与儒学理想的“德治”相距甚远。
这正如贾谊《过秦论》中所指出的,由于没有认识到攻和守其势不同,取与守,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以致在实现统一之后没有能够及时实现政策调整,最终不免败亡。
据后来的政论家分析,秦王朝其实有两次可以切实推行“德治”的机会。一次是在秦实现统一之后。另一次是在秦始皇去世,秦二世继位之后。
但是政论家对于秦行“德政”的可能性的分析,只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在历史的实际中必然成为泡影,是因秦政治文化的特定的固有传统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
在先秦时代,“德治”思想是源起于东方的具有先进意义的比较成熟的政治思想。秦定都雍城的君主是秦德公,其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77年至公元前676年。以“德”为谥,说明秦的主体政治思想与东方诸国的共同之处。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春秋战国时代列国君主中以“德”为名号者仅此一例。足见秦国上层政治人士对“德”的倾心。
秦孝公下令国中,回顾秦穆公事业,有“修德行武”语。
分析活跃于秦政坛的政治评论家和政治实践家的言论,如赵良、蔡泽、李斯等,都曾经强调过“德”的意义。可见“德”的观念在秦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商鞅劝说秦孝公推行变法,也曾经以“至德”作为宣传。不过,他又明确说道:秦的“德”和殷周的“德”,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在战国时期与西汉时期之间,政治观念史存在秦王朝统治时期这一重要的中间环节。“德治”思想在这一环节中,发生了显著的历史变化。这一变化,是有重要文化意义的。
考察对于秦政形成显著影响的历史文献,以“德”字的出现频率计,《商君书》十四见,《韩非子》一百一十八见,《吕氏春秋》一百一十三见。可见,“德”这一成为东方地区文化热点的政论命题,在秦国也是逐渐受到重视的。
不过,秦地通行的“德”的政治文化内容,确与东方存在着差异。例如《商君书》中有关“德”的论述,表现出对于“德”的崇拜的某种保留。《韩非子》中对“德”的理解,也与儒学正统宣传明显不同。《吕氏春秋·论威》还提出了“凶德”之说,认为与“义兵”相联系的“凶德”,也具有正义的性质。
和秦政有关的“德”的理念,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丰富了传统“德”的学说,在中国“德治”史和“德治”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德治”思想的历史中继,影响秦政的“德”的观念虽然与其东方起源有所变异,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仍然具有值得重视的文化价值。
“秦德”的宣传和“秦暴”的实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考察中国历史文化,应当穿破表面透视其真质。分析涉及政治文化的现象更是如此。正如鲁迅所说的,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炫示“德治”的种种政冶宣传,其实往往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秦王朝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政权,因“秦德”宣传所肇始的政治虚荣、政治伪装、政治欺骗的风气,传递千百年而成为一种传统。
回顾历史,一些距离理想的“德”十分遥远的暴虐的帝王、昏庸的帝王、荒淫的帝王,都不愿意舍弃“德”的旗帜。即使是专制时代的“英德之主”、“圣德之主”,在接近真正意义的德政之外,仍然多有有意夸饰的“德”的宣传。所谓“德治”,长期成为千百年来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仁慈的”政治文化的包装。而影响政治全局的这种现象,可以说是起始于秦王朝专制主义体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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