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佬

〔美国〕弗朗西斯。斯蒂格穆勒 　　　　　　　　　　　　　　　　　　 　　　　　　　　　　　　　　　　　 　　如果不是我打电影院出来时正在下雨，我早就走路回家了：我住的公寓就在附近，路也很容易走——顺着大道一直走，过两条街，在第三条街右转就是格伦奈路，往前走一半就到家了。可是，因为下雨，我拦了辆计程车，上去不到半分钟，我就感觉到这名司机，一个红光满面的老头子，好像有股乖僻与焦躁随时要发作似的。 　　　　　　　　　　　　　　　　　 　　“不对！不对！”看他开始往第一条街圣多明尼可路上转弯时，我叫了出来：“还有两条街呢！”他口中咕哝了几声，又摇摇晃晃地朝大道驶去，不一会儿又转入了第二条街凯沙斯路。 　　　　　　　　　　　　　　　　　 　　“不是！不对呀！”我又喊道：“下一条，拜托了！下一条才是我住的地方，格伦奈路！”他听了，转了回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向前疾驶，根本没有转入我住的街路，却一去不返似的飞速驶上了大道。 　　　　　　　　　　　　　　　　　 　　“你看，现在你又开过头了！”我嚷道：“你应该按我说的，往右转呀！请掉头开到格伦奈路三十六号。” 　　　　　　　　　　　　　　　　　 　　让我大吃一惊地，这老头子一个回转，车子吱的一声，驶上了湿滑的人行道，猛地往后一倒，越过大马路，一个急刹车，停在我住的街角上。 　　　　　　　　　　　　　　　　　 　　“下去！”他简直是吼了起来，满脸气得涨红：“立刻滚出我的汽车！我绝对拒绝再载你一步！三次了，你把我当作白痴！三次你毫不留情地侮辱我！我的汽车是不载外国佬的，我告诉你！立刻给我下去！” 　　　　　　　　　　　　　　　　　 　　“这么大的雨？”我喊道，火气也上来了：“我才不干呢。我一次也没侮辱你，别说三次了，先生。你心里有数我只是拜托你载我回家，可是显然是白费功夫了。现在请你好好载我回去，我会给你小费的，”我又低声下气地加了一句：“大家好聚好散。” 　　　　　　　　　　　　　　　　　 　　我话还没说完，他又吼了起来：“下去！滚出去，我告诉你！你侮辱我太过分了，你非下去不可！”我瞟了一眼外头的大雨。 　　　　　　　　　　　　　　　　　 　　“我绝不下去。” 　　　　　　　　　　　　　　　　　 　　我说。他的态度阴险地平静了下来。 　　　　　　　　　　　　　　　　　 　　“你要嘛走出我的汽车，”他镇定却嘶哑着嗓子说道：“要不我把你带去派出所，要求你赔偿对我的羞辱。你自己选择吧！” 　　　　　　　　　　　　　　　　　 　　“在这样的天气下，”我答道：“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尽管去派出所吧。” 　　　　　　　　　　　　　　　　　 　　他把我载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离我住的地方隔了不过几户人家，对我并不陌生。我以前去过几次，为的都不是什么麻烦事；我与计程车司机并肩进入空洞洞的派出所时，警官孤寂岸然地坐在办公桌后面，像熟人般地跟我打了招呼。 　　　　　　　　　　　　　　　　　 　　“午安，XX先生，”他称名道姓地对我说：“可以效劳吗？有何贵干？”可是这个老头子——警官不过对他点了个头——却根本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 　　　　　　　　　　　　　　　　　 　　“是我有贵干！”他嚷道：“是我对这个外国佬有所抱怨！他三次把我当作白痴，警官！三次他毫不留情地侮辱我！我要讨个公道，警官！”警官瞪了他一眼，脸上并无表情；我觉得他与我一样正在怀疑这老头子的神智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之后，他转过头问我，是否不嫌麻烦愿意作个笔录。他取出一只蘸水钢笔，打开一本空白的大记事簿，我开始陈述的时候，他行云流水地疾笔记下了我的陈述：我给了司机我的住址，他两次转错弯，一再地抱怨，错过我住的街道，他发火，又下最后通牒；这一切警官都以法国人称之为史宾塞的字体不停地记载下来；一、两次他打断我的叙述，训诫这名计程车司机，他在我作证的不同阶段在一旁咕哝不已。我说完之后，警官继续写了一会儿，结尾处还特别华丽地挥了一笔，用吸墨纸在最后一行上蘸了一下，谢了我。然后他转身粗声地对司机说：“现在该你了。你也说说看，我好对这个烦人的问题下个决定。” 　　　　　　　　　　　　　　　　　 　　然而，这个老头子并没有什么可以陈述。 　　　　　　　　　　　　　　　　　 　　“三次！”他粗鲁、暴怒的嗓门所能喊出的也仍然是这句话，对着警官张牙舞爪的，对我仍是狠狠地瞪着。 　　　　　　　　　　　　　　　　　 　　“三次呀！警官！三次，他把我当成个白痴，三次我被这个外国佬毫不留情地羞辱！没人忍得下的，警官！”警官将他的指控一五一十地记下之后，略略看了一下，抬起头来对他说：“但是这都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呢？把你载这位先生时发生的一切详详细细地叙述一遍。如果他刚才陈述的有不实在的地方，”他带着歉意地看了我一眼：“你可以改正。” 　　　　　　　　　　　　　　　　　 　　可是，又来了。 　　　　　　　　　　　　　　　　　 　　“三次！”我的指控者能说的还是这句话。警官轻快地将钢笔放在桌上，语气十分明确地对我说：“十分明显，先生，你是这个事件的受害者，我非常愿意作个决定，要求这个人不收任何车资将你送回你家门口。如果先生不嫌麻烦大略看看这份笔录，这是法定手续，然后我立刻把这件事情结案。先生，请拿身份证给我看看。” 　　　　　　　　　　　　　　　　　 　　我的心像块铅锤般地沉了下去。我在心里看见家中书桌上放着，我忘了带出来的，法国法律规定外籍居民必须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 　　　　　　　　　　　　　　　　　 　　“由于天下大雨，先生，”急中生智，我认为这是惟一的说词：“我把身份证件放在家中了，以免会被这种天气弄湿，说不定还会整个淋烂的。明天一早我就带给你，先生，我希望这能合乎你们的规定，我知道规定很严格也是必要的。” 　　　　　　　　　　　　　　　　　 　　但是我已经犯了无可原谅的错，大势已去，一切都完了。 　　　　　　　　　　　　　　　　　 　　“这不合规定，”警官严峻地说，脸色像块石板：“固然明天早上你可以把身份证件带来，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我别无他策，只有依法改正我对这次事件的裁决。由于现在雨还没停，我请这位先生载你回家，但是我要求你不仅要付他从头到尾的全程车资，而且要补偿他到派出所来的时间损失。我猜想，先生，”他对老头子说：“你的车表仍然在跑吧？”司机点了点头，警官站起来身来。 　　　　　　　　　　　　　　　　　 　　“那么，再会了，先生们，”他不带笑容地说：“明天早上你不会忘记吧，先生。” 　　　　　　　　　　　　　　　　　 　　一如进入派出所时，我们并肩走了出去。当裁决改变时，我注意到我的指控者的眼中闪出了一丝喜光，但除此之外他并未表露任何胜利的痕迹，就连此刻也始终都没有：他一言不发，开车送我回家。直到车抵家门，我仔细点算将车资如数拿给他时，他才开了口：“先生准是忘了您答应过的，好好给点小费，我们好聚好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