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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元首制到君主制
早期帝国的元首制是古老的城邦共和传统与庞大的地域国家的实际需要之间达成的一种妥协。 共和国的政治外壳纯粹是为了迎合人们对共和国的感情和追忆而保留下来的， 也是对罗马人重视传统的性格的一种让步。它对于解决新的帝国的迫切问题没有实际意义。 新的帝国面临两大问题，即政治的和行政的问题。在政治上， 需要实现对已经成为帝国权力基础的军队进行控制，保证帝国的统一；行政上， 需要组织对广大地域特别是行省有效的行政管理。 解决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加强最高统治者个人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 罗马人的共和感情逐渐淡漠了，而帝国大多数居民即行省居民根本就没有这种感情。另一方面， 已经成长起来的个人专制权力由其内在本性必然不断膨胀和扩张。整个早期帝国政治制度的发展， 就是共和与民主因素逐渐被废弃，个人专制因素不断增长的过程。 也是由保存着共和政治形式并受到其一定限制的个人专制向纯粹的绝对君主制转化的过程。 公元3世纪的危机是这个转化的催化剂，促使这个过程最后完成。
公元3世纪的危机时期指公元１９２年安敦尼王朝终结到２８４年戴克里先登上皇位这段时期。这期间罗马帝国重新陷入动荡和混乱局面， 它是最终完成元首制向君主制过渡的催化剂。就政治制度来说，这期间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这个时期军队对政治的控制得到加强。军官们飞扬拔扈， 军事政变层出不穷。元首的废立以军人的意志为转移。 元首成了军人手中的工具和傀儡。高级军官和有野心的政客竞相收买军人， 谁出的价码高，军队就拥立谁，谁失去军队的欢心， 就会遭到废黜乃至杀身之祸。为了满足军人无止境的欲望，统治者便拚命榨取人民。 据说依靠军队支持上台的元首塞维鲁（１９３～２１１年）对他的儿子说：“要厚待士兵，让他们发财，其余的人可以不管！”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77卷，第15章，第2节。军人干预和控制政治，造成了政治的极端腐败和混乱。公元２３５年以后， 罗马陷入了半个世纪的军事无政府状态， 这是罗马政治制度史上最丑恶的一页。
其次，在此期间，行省居民和意大利居民取得了同等的权利。 这个开始于凯撒时代的过程终于完成。其主要的标志是， 卡拉卡拉（２１２～２１７年）于２１２年颁布敕令， 一举把罗马公民权给予帝国内的全体自由居民。这项政策的直接动机是统一税制和增加税收。 但它是传统的扩大罗马国家社会基础的政策的继续， 也表明行省和意大利的区别已失去了实质意义。当然， 这个时期公民权早已失去了共和时代的特殊意义，它不再包含政治权利，而仅仅限于民事权利。 它与其说是一种特权，不如说是一种负担。从此，自由民被区分为享受特权的“可敬的人物”与“小人物”， 以此取代了公民与无公民权的自由民的区分。
最后，元首开始转变为君主。奥列里亚努斯（２７０～２７５年）统治时期，完全依靠军队和军事管理机构，抛开共和的外衣， 赤裸裸地实行个人独裁。元老院已失去任何作用， 元首成了一切权力的唯一源泉。奥列里亚努斯戴着国王的冕旒，正式自称为“主人和人间的神”。２７５年，奥列里亚努斯被元老集团杀死。 君主制没有确立起来，但他却为戴克里先实行君主制铺平了道路。奥列里亚努斯被杀， 是元老集团垂死挣扎的表现。但是， 这时的元老院已经不是一个有威信的代表机构了。 它的大部分成员是由送到罗马去休养的年老的统帅们构成的。它暂时得势并不能挽回它灭亡的命运。 到２８２年军队宣布卡路斯为元首时，甚至没有履行传统的形式，请示元老院的批准。 作为共和精神象征的元老院已经不再有任何政治意义了。
这样，通过逐步加强元首的权力， 强化元首政权的两大支柱：官僚机构和军队，削弱元老院的地位等措施， 元首制逐渐抛弃了共和外衣，转变成了赤裸裸的军事官僚君主制。
二、君主及其权势
罗马帝国君主制的正式确立是从２８４年戴克里先取得政权开始的。公元3世纪的危机，改变了罗马社会的面貌。在危机期间， 罗马的城市和工商业受到打击而走向衰落， 帝国的经济生活趋于农业化和自然化。大批农村居民破产。与此同时， 大土地所有制经济却得到了迅速发展，大土地所有者多为在战争中发了财的军官， 这些军事官僚贵族构成君主制的主要社会基础。
２８４年，元首近卫军首领戴克里先被军队拥立为元首。 戴克里先没有到还残存着共和精神的首都罗马就职， 而是在专制君主制传统较深的东方（小亚细亚尼科美地亚）建立了新的首都。 他彻底抛弃共和外衣，毫不掩饰地建立起了君主政体。自屋大维以来， 罗马最高统治者从理论上不是君主，而是元首，即第一公民。 从戴克里先起，“君主”（Dominus，多米努斯）取代了“元首”，成为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号。多米努斯本意是“主人”，可以指奴隶的主人， 也可以指主宰臣民的专制君主。这个称号表明， 统治者与帝国其他居民的关系是主人与仆人、君主与臣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共和时代罗马公民深以为耻辱的，〖ＺＷ（〗进入帝国后，罗马人还坚持认为，他们的皇帝是自由人的Lord(王公)，而蛮族人的帝王是奴隶的Master(主人)。而今却被帝国的臣民们坦然接受了，说明社会与人心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戴克里先摹仿东方专制君主的榜样，采用东方宫廷的豪华礼仪。他被尊奉为神在人间的代表， 在臣民觐见和举行宫廷仪式时，他穿着织金的丝制服装，鞋上镶着宝石， 头上戴着冕旒。宦官、军官、宫廷官吏和侍卫充斥宫中， 普通人想谒见他极为困难。觐见的臣民对他必须行东方式的跪拜礼。 早期帝国时代最后一点共和的形式也无影无踪了。 元首制转变为公开的军事官僚君主制，亦称“多米那特”制。
元首制向君主制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君主对帝国实际控制的加强。 由于经济向自然化方向的蜕化，帝国各部分间商业和文化联系削弱， 使帝国的政治统一愈来愈难以维持。各行省不断发生骚乱、起义、 叛变，边境上的战事连绵不断，使君主应接不暇。为了应付这种局面， 戴克里先实行了“四帝共治制”(Tetrarchy)。在元首制时代， 也出现过元首任命一位有能力的助手或继承人为“共治者”，实行分权统治的情况。 戴克里先仿效先例并予以发展。他在２８５年， 任命自己的朋友马克西米安为共治者，授予“凯撒”头衔。次年授给与他同等的“奥古斯都”头衔，负责西方事务，以米兰为首都。这样， 帝国便出现了两位奥古斯都，一切命令都以他们两人名义发出。到２９３年， 两位皇帝也难以应付内外危机了， 于是两位奥古斯都又各自为自己任命了一位副手和继承人，称为“凯撒”。帝国被划分为四部分， 由两位奥古斯都（正皇帝）和两位凯撒（副皇帝）分别治理。最高权力仍属戴克里先。 在理论上，两位奥古斯都是弟兄，两位凯撒则分别是他们的儿子。 每个奥古斯都将自己的凯撒收为继子，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所有法令都以四人名义发出。皇室保持统一，帝国分而未割。 罗马仍是帝国首都，但没有一个皇帝驻跸于此，可见它已失去了政治意义。
这套制度实行后，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成果。 依赖戴克里先的威信和能力，维持了四位统治者间的和谐。 他们协力平息了内部的起义和骚乱，巩固了边境。 但当戴克里先引退后，这套制度就难以维持了。根据“四帝共治”制度的原则，奥古斯都任满20年后， 就要把自己的权力转交给凯撒。３０５年，两位奥古斯都退休， 他们的后继者发生争夺权力的斗争，导致“四帝共治”制瓦解。
为了加强对行省的管理，戴克里先对帝国行政区进行新的划分。 他把原有４７个行省重新划分为１００个行省， 意大利也被作为行省之一。另外把罗马作为特别行政区。 元老院行省与直辖行省间的区分已失去任何意义。在行省之上，建立１２个行政区， 由副近卫军长官治理。在行省管理机构中，实现了军权与民政权的分立， 总督不兼军职。与此同时，城市的自治也衰落了。
此外，戴克里先还发展和完善了官僚机构，扩充军队。 庞大复杂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已成了帝国居民的巨大负担， 也是帝国最终经济破产和政治分裂的原因之一。这个时期，元老院虽然残存下来， 但它只限于管理有关竞技表演和元老们的义务等问题， 它的所有决定须经皇帝批准。元老院保留着元老的传统，威信有所提高。 它是全帝国的富裕者和有教养阶层的代表， 与居民中日益增长的野蛮原始的军事因素相对照。有些传统的职务如执政官、大法官等仍然保留着， 但已成了纯粹的荣誉称号。这些象征共和的机构实际已经成为政治化石。皇帝的权力已不受任何机构哪怕是形式上的限制。
继戴克里先之后，君士坦丁(306～337年)又进一步发展了君主制。
君士坦丁在３０６年成为奥古斯都。 ３２３年成为唯一的独裁君主。他对戴克里先奠定的君主制进行了一些改革。
君士坦丁放弃了四帝共治制度，确立了统一的独裁统治。 但他仍把自己的几个儿子任命为凯撒，让他们管理部分地区。 他把帝国划分为四个大行政区，由四个近卫军长官掌管。３３０年，他迁都东方的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他发展了戴克里先创立的宫廷礼仪，使之更为豪华和隆重。皇帝完全成为神圣的人物， 凡涉及他的一切都被冠以“神圣的”形容词，他的意旨即唯一的法律。
君士坦丁还发展了官僚制度。他设立了许多新的职位， 把这些职位组织到一整套严格的等级制度之内。每一等级都有相应的头衔。 每一级别的官僚都享有相应的特权，如：豁免租税、 免除在市政机关的服役、免受拷打的权利、进入宫廷的权利、只受元首审判的权利等。 元老院已降为城市议事会的地位。 但它仍然被看作是政治制度中必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君士坦丁迁都后， 在君士坦丁堡还创建了一个罗马元老院的复制品。
君士坦丁完成了戴克里先开始的军事改革。 他把军队分为保卫内部的军团和保卫边界的军队。解散桀骜不驯的近卫军， 建立特殊的宫廷亲卫队，把军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过，君士坦丁加强君主制最重要的一项举措，是使当时已极有势力的基督教合法化并整合进帝国的政治体制中。３１３年他颁布了“米兰敕令”（“宽容敕令”），宣布宗教信仰自由，从而使一直受压迫的基督教获得了合法地位， 并成为帝国内占优势地位的宗教。基督教会获得了许多特权， 如免除僧侣对国家的个人义务，有权审判教会案件，教会有法人的权利等。 君士坦丁积极干预教会事务，帮助建立统一的教会组织。 教会事务和教义问题属于国家权力范围，皇帝有最高决定权。 到狄奥多西皇帝（３７９～３９５年）统治时期，明令禁止异教，以基督教为国教。至此，来自东方的基督教挟着一整套东方气质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完全征服了罗马帝国，仿佛是对罗马以刀剑征服东方的一个因果报应。由皇帝控制的统一国教的建立， 使专制皇权对臣民的控制深入到信仰和思想领域。罗马君主制至此达到顶峰。基督教也给西方政治文化带来一些全新的因素，成为塑造西方政治文化独特性格的主要精神力量之一。
三、罗马帝国的衰亡
罗马帝国个人专制权力的增长是与帝国的衰败同步发展的。 两者互为因果。
由元首制向君主制转变的过程， 同时也是帝国由盛转衰的过程。2世纪末起，罗马就已走上衰败的下坡路，这个进程到3世纪已十分明显。在经济上，它表现为经济生活几乎返回到一种纯粹的“家庭经济”，代表高级经济生活的城市日渐凋零，复杂而细密的社会制度也还原成原始状态。农业萎缩，商业凋敝，人口下降，劳动力短缺等；在政治上，表现为帝国西部日益“蛮族化”，东部日益“东方化”。社会动荡混乱，财政枯竭，政府瘫痪；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古典文明创造力的枯竭，民众中皈依宗教的心理倾向加强。人们的苦恼日益加剧，精神空虚，乞求来世的神秘主义情绪滋长。人们甚至因对未来和孩子失去信心而不愿生育子女。M·罗斯托夫采夫认为，作为衰落过程基础的主要现象是所谓“古代世界的蛮族化”，即有教养的阶级逐渐被群众吸收以及因此而必然使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生活的一切机能都趋于简单化。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第732页。这种危机显然不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危机，更不是政府和王朝的危机，而是在希腊曾发生过的文化本身的危机。尽管罗马文明的寿命比希腊长了一倍，它的末日还是终于到来了。
当君主制确立起来的时候，帝国已越过了它黄金时代的峰巅，滑向不可逆转的下坡路。当君主的权力达到顶峰时， 帝国已到达崩溃的边缘。
帝国末期，内部的经济衰败和政治斗争， 已经把帝国消耗得精疲力竭。而这时来自北方的蛮族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民族大迁徙， 衰弱的罗马帝国便成了他们攻掠和洗劫的对象。 晚期帝国政府疲于应付蛮族武装一波又一波的袭击，并从无力管理的边境地带开始撤退。在内外夹击之下，帝国版图已是残破不堪。公元３９５年狄奥多西皇帝死后，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都城的西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这件事， 对于研究西方政治传统具有特殊意义。日尔曼蛮族攻掠的对象主要是西罗马帝国。４１０年， 罗马这座“永恒之城”遭到西哥特人的围困并被攻陷。４７６年， 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被蛮族将领废黜。西罗马帝国至此完全覆没。 在西罗马帝国境内相继建立起来的日尔曼蛮族国家， 接过了西方政治传统的接力棒，或者说，中世纪西欧各国主要是在西罗马帝国的背景上发展的。 东西罗马的分裂也成为后来基督教会分裂的首要原因。 罗马帝国内统一的基督教会随着帝国的分裂而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在东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教会形成东正教，在西罗马境内的则形成天主教。 中世纪西欧的政治文化主要是在天主教的影响下形成发展的。所谓“西方”这一概念， 主要是由在西罗马帝国的基础上形成的若干天主教日尔曼国家构成的。
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以亚洲部分为中心， 它又存续了很长时间（１４５３年亡）。帝国末期的体制主要源于东方， 也在这里显示了它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东罗马帝国保存和整理了罗马法， 并将其传给了西方。在中世纪， 它将保留的在西方已失传的大量希腊罗马典籍传输给了西欧。除此而外，它从整体上来说， 被抛在了西方政治传统发展的轨道之外。
所以，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不仅是政治上的分裂， 也是帝国内原来存在的水平分布的两种亚文化类型的最终分离。 从这次分离始，天主教的日尔曼国家与东正教的希腊语地区、 亚洲和斯拉夫地区走上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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