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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狭隘的城邦到世界帝国
我们后面要讨论的斯多葛派形成于希腊化时代， 但其发展的盛期却是在罗马帝国时期。为了对斯多葛派的社会背景有一个全面了解， 这里谈及城邦向帝国转变的演进过程及带来的变化时，也要兼及罗马的发展。
城邦作为一种独特的国家形式，经历了几百年的活跃与繁盛， 奠定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基础之后，便耗尽了自身的能量。 在原有的形式下，它不再有活力，不会产生新的冲动。于是， 它或者变成无生命的躯壳，为新的有生命力的机体所吞噬、吸收； 或者通过系统内部转型，由封闭的系统向开放的系统转变，将自身融合于更大的系统之中，从外部获取新的生机。希腊诸城邦走上了第一条道路， 罗马城邦选择了第二种途径。
希腊城邦在结构上有致命的缺陷。首先，各城邦过分顽强的独立精神和自我封闭，使希腊世界难以实现统一。于是， 各城邦之间便发生无尽无休的纠纷与争战。这对城邦生活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内耗。 城邦间长期纷争与冲突最终汇聚为希腊世界的大分裂， 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几乎波及全希腊， 是希腊世界的一场“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之后，希腊城邦便开始走向衰落。其次，城邦的政治经济结构始终是非常狭隘的， 在自由公民与其他居民间设立了坚深的界限。它不是全民的国家，而是自由公民的国家。 它虽然将公民的能量、才智、力量、热情等几乎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 但公民毕竟是狭小城邦里的狭隘的社会集团，其能量的潜力是有限的。 并且，由于公民集团人数少，其内部的分化会变得很刺目， 任何利益与权力的冲突都会造成较大的社会震荡。公民内部的对立往往没有缓冲余地，内部的党争动辄采取极端的形式。 一次酷烈的党争或一次对外战争的惨败， 就会使一个城邦公民集团的一大部分甚至是全体被消灭掉，从而导致一个城邦元气大伤甚至完全垮掉。
公元前３３８年，衰颓疲惫的希腊城邦被马其顿所征服， 次年的科林斯会议宣布，希腊城邦建立联盟，保持内部的和平， 共同进攻波斯帝国。希腊城邦事实上已成了马其顿的附庸。公元前３３４年， 亚历山大率军东侵，向南征服了埃及，向东直抵印度河流域， 建立了庞大的马其顿帝国。 希腊各城邦已沦为这个庞大帝国内部具有一定自治权的地方单位。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帝国分裂为马其顿王国、 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的埃及王国等几个希腊化国家，与城邦比起来， 它们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
罗马城邦由于独特的内部外部原因， 很快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罗马城邦的解体不是像希腊那样通过外来征服， 而是通过自身的极度膨胀实现的。建国初期，罗马还不过是台伯河畔的蕞尔小邦， 通过连年不断的征战，至公元前３世纪初， 罗马已基本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将所征服的城邦和部落变为“同盟者”和“臣属”。 公元前２６４年爆发的布匿战争，标志着罗马开始越出意大利边界， 进入了大规模海外征服时期。至公元前1世纪末， 罗马的版图已囊括了从北非到莱茵河、多瑙河流域，从大西洋到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地中海成了它的内湖。这个庞大帝国一直维持到公元5世纪。
这样，庞大的世界帝国便取代了城邦，成为这一时期的国家形式。世界帝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个人在国家中的境况与城邦完全不同， 西方的社会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二、由公民到臣民——政治自由的丧失
由城邦向帝国的转变具有双重内涵，其一是国家领土的扩大， 其二是民主共和政治向专制独裁政治的演变。 在希腊，这两个过程同步完成。在罗马，前一过程是后一过程的前提。
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是地域十分广阔的世界帝国。 在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众多不同的种族、文化、 宗教和政治制度的区域、王国、城市和部落，政治地理状况十分复杂。 横向上无数的种族和文化类型与纵向上差距极大的发展层次相交织， 构成一幅极复杂和多样化的政治版图。 依靠当时的交通工具和信息传播手段，帝国内部无法形成紧密联系的整体， 庞大的国家不是内部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和自然产物，而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维系它的主要手段是政治与军事上的强权。所以，很自然地， 帝国的政治制度便是以官僚和军队为支柱的专制独裁。
城邦时代的民主以小国寡民的国家为背景。公民很容易集会， 讨论国家事务，公民间也相互熟悉。据说， 雅典政治家泰米斯托克利就能叫上城邦中每个普通公民的名字，这是他受到他们拥戴的重要原因。普鲁塔克：《泰米斯托克利传》，第5章，第4节。然而到了帝国时代，民主在实际操作上已成为不可能。在希腊， 当城邦丧失独立之后，公民的称号虽然存在，但只在地方事务上有一定影响，已失去了原有的政治意义。面对凌驾于城邦之上的帝国权力， 公民们的权利和影响力几乎等于零， 与原来没有公民权的那些人相比没有什么差别。在罗马，公民权为了统治帝国的需要而不断扩大。 公元前1世纪初同盟战争之后，意大利人开始获得公民权。 后来在凯撒执政期间，一些行省城市居民也获得了公民权或拉丁权。同时，大批罗马公民通过征战、驻防、殖民而移居各行省， 大批的外邦人蜂涌到罗马，这样便打破了排它的、自我封闭的城邦结构， 使它与广大的帝国相融合。由一个自给自足的城邦变成一个世界帝国的政治中心。到２１２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 一举把罗马公民权给予帝国内的全体自由居民。至此，罗马人与行省人民的差别完全被抹平了。 公民身份存在的前提，是公民集团与其他居民的严格区分，现在， 这个特权集团被溶入或不如说稀释于广大的自由民群体之中， 公民权不再是特权。公民外延的扩大必然带来内涵的丧失，尤其政治方面(公法领域)的内涵已丧失殆尽，只剩下一些法律和民事上的权利和一种称誉。帝国时代，行省总督没有皇帝特许，无权处死一个公民。据《圣经》记载，保罗便由于有罗马公民权而不能由当地官员处罚，他被解押到罗马，由代表皇帝的中央最高司法机构审理。参见《圣经·使徒行传》，第25章，第11节。不过， 对原来没有公民权的广大自由民来说， 罗马人特权的消失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地位的上升。现在，他们彼此都站在同一水平线上。
城邦时代公民与非公民的区分转换为高高在上的专制君主与匍匐于其脚下的广大臣民之间的对立。除了奴隶仍是奴隶之外， 其他所有自由民都得到了作臣民的平等。
三、种族混合与文化融汇——世界主义的滥觞
城邦时代的希腊罗马人都抱着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 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他们才是优等种族。他们是神的儿女，古老英雄们的后裔， 文明、开化，富于理性和自由天性，为命运所垂青。 而周围其他民族都是野蛮人，愚昧、不可理喻、残忍、暴虐、懦弱、怪诞。 希腊罗马城邦较为先进的科学文化，独特的民主生活和政治自由， 排外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生活，都构成种族偏见的有力根据。 梭伦立法排除了使希腊人成为奴隶的可能性，却敞开着将野蛮人变为奴隶的大门。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反对把希腊人作奴隶，认为希腊人天生具有自由的本性，但他们一致同意，将野蛮人作奴隶是适宜的， 因为他们生来就具有奴隶的品性。柏拉图把对外族的战争称为“猎取奴隶”的行为而予以肯定，而把希腊人内部的战争称为“内讧”，不是战争。希波战争在许多希腊人的心目中， 是文明抵抗野蛮、自由反击奴役的战斗。受奴役是耻辱的， 受野蛮人的奴役加倍不能忍受。
然而，世界帝国拆除了种族间的屏障， 使各种族的人共同生活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内，促进了相互的交流与融合。 亚历山大娶两位蛮族公主为妻，并强迫手下的将领与波斯贵族妇女联姻，试图使希腊人和波斯人融合为一个民族的举措，罗马帝国把大量行省公民编入元老院骑士名单，使许多行省贵族加入元老院， 将罗马人垄断的公民权逐渐普及到整个帝国所有自由民的政策， 都表明原有的狭隘的种族主义已经淡化， 一种世界主义思潮在帝国内悄然兴起。一些有思想的人产生了新的观念，即人类一体、 种族平等。每个人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个人与人类整体的关系优于与个别城市、种族、部落和国家的关系，这种观念在上流社会尤为流行。 斯多葛派就是突出代表。
希腊罗马人的种族优越感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他们享受的自由。现在，他们的自由已丧失殆尽。 他们的帝王和宫廷越来越像东方的帝王和宫廷，他们的先人们曾轻蔑地谈到的东方式的奴役， 已经无情地降临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与帝国内其他居民一样， 屈辱地拜倒在东方式君主的脚下。与他们曾鄙视的东方臣民一样麻木，阿谀奉承， 任人摆布。他们居以自傲的主要资本已经丧失掉了。 一些知识分子只好退回到自己内心，以精神自由聊以自慰，政治自由是他们不敢有的奢望。
东西文化的交流，在润物无声般地消溶着种族间的屏障。 亚历山大率领大军， 以希腊文化使者姿态将希腊文化传播到遥远的东方广大的土地上，同时，也使东方文化反转来西进，影响着希腊人。 形成一种混合型的“希腊化文化”。 这个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文化之间双向的交流和融汇过程在罗马人向四周扩张时又再一次重演。 不过是在更大的规模上和更长的历史时期内重演。罗马帝国稳定地存在长达５个多世纪之久。 其地域之广大，民族成份之复杂多样，存在时间之长，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中国虽然也是多民族国家，且存续时间更长。但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上的差异性远不像罗马那样大，并且中国有个主体民族即汉族，始终占人口的多数。而罗马帝国没有这样一个主体民族，罗马人也是少数民族。使帝国内有条件实现种族与文化的深层的渗透与融合，孕育形成一种不带种族特征的新文化。基督教就是这种文化的代表。 它由东方犹太人的宗教变为罗马人的宗教， 甚至是罗马帝国内各族人民的宗教。基督教在帝国末期压倒所有民族宗教而取得绝对统治地位， 正是这种融合过程完成的标志。
四、混乱与罪恶——个人主义和超越主义的价值取向
国家急剧膨胀的结果之一，就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疏远和个人相对价值的降低。 在城邦时代，个人是国家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每个公民的真实感受。城邦兴衰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非常具体而直接可见的。 城邦是公民生活围绕的核心，也是他们精神的寄托和支柱。 公民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感情。然而，随之而来的帝国却非常之广大， 尤其是政治上的独裁与专制，将一般公民排挤出政治生活之外， 国家掌握在少数政客将军手中，这必然带来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疏远。 政局的混乱与败坏更加剧了人们对它的怀疑与厌恶。现在， 人们生活在新的社会联合体中，比起城邦来要大得多。分母越大， 分子相对价值就越小，但分子的绝对价值并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 个人从政治生活退回到个人生活，关注个人精神世界的完善、纯洁和健康。 这个时期流行的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派、犬儒学派等， 都把对伦理生活的探讨置于首位。基督教也是以宗教的方式和在神学的形式下对人生真谛的一种寻求。 这实际上是个人的某种解放和个人主义的萌发。正如W·塔恩指出的，“作为政治动物，作为城邦国家或自治国家一分子的人已经同亚里士多德一道完结了：作为一个个人的人则是同亚历山大一道开始的。”W.塔恩：《希腊文明》(Hellenistic Civilization)，伦敦，1952年，第79页。
与专制独裁相伴而来的政治混乱，使人们饱经苦难和不幸， 也腐蚀着人的心灵，带来社会道德的败坏。 它使许多的人甚至觉得死亡也是解脱痛苦的一种途径。在这种强权与不义屡屡获胜， 正直与道德遭到无情嘲讽的时代，许多还想保持自身清白， 过纯洁生活的人把周围的世界看成是罪恶的。 他们开始把人的外在的世俗物质生活与内在的精神世界区分开来。力求在这肮脏的世界里灵魂不受污染， 保住内心的一片净土。它的基本倾向是厌世的。其发展的顶点， 便是与城邦时代希腊罗马人的志趣迥异的基督教出世精神。
从政治发展上看，这个时期是城邦自由和民主的终结， 是强权和暴力、专制与奴役、混乱与败坏的时代。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 孕育了西方政治传统中一些新的因素。城邦向帝国的转变带来人的观念的转变，人的自我意识的转变。一种具有新的精神面貌的人出现于历史舞台。希腊化时期流行的政治思潮有犬儒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都是以伦理为中心，寻求一种人生的意义和幸福的生活， 其思想都具有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色彩。它们代表着后城邦时代新的政治文化。一些西方学者非常强调从城邦向帝国转变造成的政治发展上的断裂，从那以后直到今天，历史发展却有更多的连续性。著名政治学说史专家A.J.卡莱尔说：“在亚里士多德和罗马法学家间有着根本性的分野。可以说，政治思想发展的链条如果有过真正的断裂的话，它就应该在这里。”A.J.卡莱尔：《中世纪政治学说史》(A Hitory of Political Throry)。第1卷，纽约，1903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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