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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分析是研究者将知识材料进行加工、组织和表述， 以建构政治理论大厦的过程。它使直观的感性材料上升为理性知识， 提炼出有用的概念， 将概念组织为一整套定理并进而将若干定理组织成为某种体系，以求得对政治现象确切、深刻、全面的理解和阐释。 适当的政治分析可使粗糙和杂乱无章的知识材料有序化，或将其整合为合乎逻辑的体系结构，从而使知识更为精确化并达到更高的抽象化水平。
自然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进步主要和直接的动力， 来源于研究方法的更新。同样，政治学的发展也有赖于分析方法的变革。 正如当代政治系统分析方法的创始人戴维·伊斯顿指出的：“只有某种理论方法不断为其他理论方法所替代，科学方能够获致进步。”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5页。因此， 在一定意义上，政治分析方法是量度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水准的主要标尺。 通过对先秦与古希腊思想家政治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 我们大体可以了解他们各自的政治学发展水平及政治思维的某些特点。
一、运用政治分析方法的自觉性
在现代政治学中，政治分析方法的理论被称为“元理论”， 即最高层次的理论或关于理论的理论。自从有了政治现象之后， 人们都在认识和思考政治问题，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研究和解释政治现象。 但是，对这种思考本身的反思， 对这种研究本身所进行的研究却是在较晚的时候出现的。它代表政治学发展进入了科学化的阶段。
现代政治学借用自然科学、心理学、 统计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系统论、信息论等理论，以及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手段，已经将政治分析发展为一套复杂的方法论和技术。 以现代政治分析方法论为参照系来考察， 先秦和古希腊政治学所使用的分析方法都是十分原始和粗糙的。然而， 当我们仔细追寻现代政治分析理论的源头时，发现正是在古希腊首次萌发了对使用政治分析方法的自觉意识。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已经认识到， 建立政治理论需要采用正确的分析方法，所以他们致力于研究、运用和发展政治分析方法和政治分析的方法论。政治分析方法本身的研究已进入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 而先秦诸子虽然对政治进行了大量研究，阐述了非常丰富的政治见解， 但是对政治分析方法的运用和研究却没有自觉的意识。
在苏格拉底的一系列对话中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获得真理。也就是说，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才不致使我们误入歧途。 他的对话往往对所讨论的问题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这种独特的“苏格拉底式”的没有结论的讨论是分析方法的一种“实验”。在这里， 获致正确结论的方法比结论本身显得更值得重视。在先秦诸子那里， 我们看不到这种观念的一丝痕迹。诸子的著作提出和阐述某种见解和主张， 在他们看来，这些见解和主张是正确的，又是有用的，也是好的。 认识问题与价值问题完全纠缠在一起。他们将自己的观点告诉别人， 有时也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一些证明，以使人相信和接受， 但没有人反躬自问：这些观点是否遵循正确的方法和适当的程序产生的， 不同问题的研究应分别采取哪些方法等等。比如他们大量使用类比法， 但却不去探讨使用这种方法的依据、这种方法的优点和局限性等问题。
对政治分析方法的自觉意识是古代政治学科学化的必要条件。 现代政治分析理论权威作家罗伯特·达尔在谈到政治分析方法的意义时曾恰当地以医学作比喻。他指出，现代医学区分了“临床医学”和“医学科学”，临床经验十分重要，但现代医学的进步主要来自医学科学的研究。 “没有医学家的工作，医生只能肤浅地理解病因和治疗”。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6—9页。 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这个比喻：先秦诸子的政治学基本上是直观的政治经验的总结，相当于停留在“临床医学”阶段。 而古希腊人则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相当于“医学科学”的政治分析方法论。正是由于这一点， 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学的直系祖先。
古希腊人自苏格拉底产生这种意识后， 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趋于成熟。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知识的性质已经有了较清晰的认识。 他阐述了政治分析方法的理论， 并自觉地将其运用于实际的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之中。 他在《政治学》的开篇就提出了两种分析方法：一种是由部分而及于全体的分析方法。 他说：“应该分析一个组合物为非组合的单纯元素——这就得把它分析到无可再分析的最小分子——我们在政治学的研究中， 也要分析出每一城邦所由构成的各个要素而一一加以考察”。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4页。 也就是从分析组成城邦的最小因子入手来揭示城邦的本质特征； 另一个方法是由胚胎追踪其形成的发生学的或溯源的分析方法，他说：“对政治或其它各问题， 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可获得最明朗的认识”。同上，第4页。 亚里士多德还把他在研究植物学、动物学时使用的广泛收集和解剖标本， 然后分类比较的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的研究。他首次采用大规模集体协作的方式， 组织他的学生对１５８个城邦的政治制度的变革及现状进行调查。 我们现在看到的《雅典政制》就是这项调查成果的一部分。然后， 对调查来的大量资料进行分类、比较、分析，研究城邦政治的内在规律， 对城邦政治进行一般性的理论概括。 这种分类的方法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的政治分析方法了。由于这些方法的运用， 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研究达到古代最高水平，成为政治学的创始人。 先秦诸子由于在这方面的欠缺， 使他们的政治学研究始终没有超出“前科学”或“准科学”的水平。
二、概念的分析
政治理论最基本的分析单元是概念。 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正确地使用政治概念，但在他们那里， 这种概念只是未加分析的和直观的。而政治学家们在使用政治概念时，必须能够准确界定它们的含义， 使其成为在政治分析中可用的分析单元，即成为操作性概念。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掌握给概念下定义的正确方法。 古希腊学者从苏格拉底开始进行了这种研究。在柏拉图的著作中， 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与探讨这个问题有关。 柏拉图的主要政治学著作《理想国》的副标题是“论正义”，整部著作都是围绕给正义下定义这个中轴展开的。 它揭露了若干流行定义的逻辑矛盾， 从多种角度分析了“正义”概念的含义。 另一篇著作《政治家篇》的目的是探讨下定义的正确方法和寻求“政治家”概念的正确定义。文中采用了将类层层细分为组成它的种的方法来给“政治家”下定义。
这个方法后来被亚里士多德发展为“类加种差或许多种差”的下定义规则。 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探讨了下定义的几项原则：第一，概念应明确，不使用含混的词， 不能用比喻；第二，不循环定义，即不能用词重复；第三，要用在先的和更明白的词定义在后的及不太明白的词；第四，一般不用反义词下定义。由于对下定义方法的有成效的研究， 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能够对他们所使用的政治学概念，如“城邦”、“公民”、“政体”、“正义”等， 作出较为精确的定义，使之成为操作性概念。
先秦诸子使用和创造了大量的政治概念， 但他们使用的概念基本停留在直觉水平上。他们没有掌握给概念下定义的科学方法，甚至根本不去关心这个问题。当他们试图解释某一概念时，常常违背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几项原则。如“背公之谓私也”就是用反意词下定义。 他们使用概念时不是像希腊人那样先把它加工琢磨之后再用，而是直接就派上用场。 似乎这些概念的含义是自明的。有时他们力图界定概念的含义， 但通常是从某一角度说明概念的某方面属性和特征，在另一个地方， 又从另一角度说明概念的另一些属性和特征。比如，在《论语》的一个地方， 相继有四个人向孔子请教“仁”的含义，孔子便作出四种不同的回答。《论语·颜渊》 他看来并不去考虑这四种回答之间的逻辑关系。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论语》使用“仁”的概念有１０９处之多，“一切美好的东西，特别是精神上诸种美德，都可称之为仁”，但在界定其含义时， 孔子的方式是“遇东说东，遇西说西”。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34页。 至今研究者仍不易把握它的核心含义。 先秦诸子所使用的政治学概念一般都具有这种模糊性和多义性的特征， 特别是那些抽象水平较高的概念如“道”、“天”、“仁”、“礼”等更是如此。老子甚至明确指出， 他的“道”是不可言说的，如果说出来，就不是真正的“道”了。 这就否定了对概念进行理性的逻辑分析的意义。应该说，老子式的模糊概念与现实保持着生动具体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也许比西方式的人为雕琢的概念更为精确。
先秦诸子分析概念的一个常用的方式是在直观的水平上运用比喻或比附的方法予以说明。这种方式被他们大量使用。如“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仁者，人也”。《孟子·尽心章句下》。〖ＺＷ）〗“君者，民之原也”。“道者，何也？日，君之所道也”。“夫乐者，乐也”。《荀子·君道·乐论》。 这种“……者，……也”的语法模式基本上不是在给概念下定义，而是在说明概念的某一方面属性。 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简洁、生动、直观，但却往往强化了概念的模糊性。甚至堵塞了对概念进一步探讨的道路。
在回答樊迟对“仁”的提问时，孔子答到：“爱人”。《论语.颜渊》这就完了。这是先秦诸子的典型方式。 苏格拉底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请看他与欧提德谟斯怎样讨论“善行”概念的：
欧：苏格拉底，什么是善行？
苏：请问盗窃、欺骗是恶行还是善行？
欧：恶行。
苏：那么，欺骗敌人是恶行吗？
欧：是善行，不过我说欺骗朋友是恶行。
苏：在战争中，军队统帅为鼓舞士气，说援军就要到了， 其实没有援军，这是恶行吗？
欧：是善行。
苏：你把对朋友的盗窃说成是恶行，可你的朋友想自杀， 你盗窃了他的自杀用具，是恶行吗？
欧：是善行。
苏：……原文经作者改写。
孔子的“仁者爱人”大体上停留在欧提德谟斯起初的认识水平上，即“恶行者，盗窃欺骗是也”。这是以例举的方法来揭示概念的含义。而这正是苏格拉底讨论问题的起点。 希腊人的理性思维不允许模糊概念存在。苏格拉底经过反复深入追问和辩驳， 揭露出这种认识的肤浅和缺陷，从而把讨论引向对概念的一般涵义的概括。这进一步的工作是孔子没有兴趣去做的，而这恰是希腊思想家最关注的部分。
三、论证的方法
先秦诸子很少关心怎样使自己的思考和分析方法正确， 但却非常关心自己的观点能否被人接受。 他们往往抱着某种政治理想和治国方略，游说于诸侯之间， 他们的政治著作常常是游说的记录或文字形式的游说。因此，这些著作中大量使用了证明的方法。
他们常用的是类比的方法。类比是他们的研究方法，即致思途径，也是他们的论证方法。当代西方学者认为， 类比是“对两种不同事物的特性间存在的相似性所作的一种可能的和有益的比较”。杰克·普拉诺等：《政治学分析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页。 政治分析中使用类比方法， 是通过将新的和不熟悉的现象与相关的较熟悉的现象加以比较，以求得对新现象的了解。 在直观认识占主导地位的古代，人们广泛使用类比方法作为证明的手段是可以理解的。 古希腊思想家也大量使用类比方法。即使在现代政治学中， 类比方法仍是有价值的方法。但是，运用类比方法有一定的条件和范围， 如果援用来作比较的一对事物没有足够的相似性特征，类比就会导致错误。 先秦诸子在运用类比时就常在这里走入歧途。这表现在， 他们常常把两个不相干的或没有可比性基础的事物硬拉到一起， 臆想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既没有实证的依据，也没有逻辑的联系环节。如五行之政、 四时之政、五德政治等。这种作法导致的后果是：第一， 如果待证明的观点本来是正确的，那么证明便是无效的；第二， 将一种不相干的属性硬是加在待证明的事物上，造成错误的推论；第三， 它使人们满足于一种似是而非的结论，从而使进行精密分析论证的努力不可能。 这种论证往往粗看起来机智深刻，细嚼则虚幻不实，经不起推敲。
先秦诸子之所以过分依赖类比方法并且发展到滥用的地步， 首先是因为受当时科学发展水平限制，他们没有掌握其它必要的分析方法。其次，与他们整体思维方式有关。在他们的观念中，客观认识对象天、地、人、政治、伦理等呈现为混沌未分的模糊整体， 而认识主体的理性思维还无力将它分析得条清缕晰，只能从直观上将各种不同事物视为具有同态、同构、同步的特征。 朦胧地观察和猜测它们之间的联系，相信它们都受共同的规律支配。基于这种观念， 他们论证一个道理时，就可以“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吕氏春秋·序意》。把类比作为论证的基本方法。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有其非常深刻之处，特别是在对宇宙和人体奥秘的探讨上极有价值。不过，在我看来，它在政治领域的运用有许多失败之处。 最后与他们所使用的概念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有关。由于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没有被严格地界定， 所以就有可能将它们无限引申，任意附会， 人为地构造它们之间的联系。此外，中国语言的表意和象形的特点对此也有一定影响。
先秦诸子还常使用归纳的论证方法。 由于他们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治国之道问题，所以就需要援引前人和他人的经验教训， 来支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尧、舜、禹、汤、文、武和桀、 纣的事迹是他们经常引证的材料。此外，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可观的政治实验室， 为理论家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 归纳法要求从尽可能多的经验材料中概括出一般结论，如果出现一个特例就可能导致结论被推翻。 亚里士多德已认识到归纳法只能提供或然的结论，只能用作辩论， 不能用作证明。先秦诸子使用归纳法时没有这种意识。此外， 他们也没有运用归纳法的自觉意识，因为他们不是以系统的调查统计为基础， 而是选取若干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实际上这是一种“例举法”或“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并且他们一般是观点在先，论证在后， 根据观点找例证。对那些不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则弃置不顾。这样一来， 归纳法在他们的手中主要不是科学的政治分析的工具，而是政治辩论的工具． 对立双方的政治主张都可以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例证。
在古代科学不发达的条件下，这种类比法和归纳法只能是朴素和粗糙的分析论证方法， 无法超出经验直观的水平。在先秦与古希腊都是如此。但是， 古希腊的思想家却在此之外发展了理性化的政治分析方法。 关于亚里士多德使用的几种政治分析方法前边已经谈到了。 柏拉图所使用的主要是演绎法。这种演绎法源于希腊的数学、几何学。它从自明的公理出发， 运用逻辑推理，推演出远非自明的定理。 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演绎法在政治学领域中的生动运用， 它使政治经验材料得到理性化的加工处理，是政治哲学体系产生的标志。
古希腊思想家还创造了一种很有特色的论证方法， 他们称之为“辩证法”。这是运用演绎法的一种形式。 这种方法主要采用对话的方式来讨论问题。苏格拉底是运用这种方法的突出代表。 柏拉图的政治学著作都是用对话体写成的， 一部数十万言的著作就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的一次对话的记录。据信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本来也是对话体， 但都已佚失，西塞罗尚见原文，曾盛赞其文采。留存下来的主要是他的讲稿和学生笔记。这种对话是一种智慧的游戏。它使讨论的双方处于平等地位， 互相揭露和批评对方观点和论证过程的缺陷和矛盾，从而使讨论层层深化。 它使立论者必须回答所有各种可能的批评和诘难， 未加理性分析的模糊的概念和不严密的推理难以蒙混过关。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虽有对话，但一般都很简短。最典型的对话形式是诸子回答学生或君主的求教。面对求教者， 诸子多用陈述式或教导式语言。 这就难以产生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的优点。未加分析论证的观点常被确定下来。
四、体系化的努力
政治理论的体系化可以说是古代政治分析的最高成就。 一个政治学体系将具有足够规模的政治知识组织到一起， 形成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概念和原理的结构。古希腊最早一批思想家多没有写下著作， 稍晚些的一批思想家写下了著作，但几乎都佚失了，今人只看到一些残篇。从残篇看，他们往往以诗的方式或格言语录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 像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人似乎在努力建筑理论体系， 但他们建立的是包罗万象的体系，企图将关于宇宙、 自然和人类的一切知识汇为一体。这种知识体系的内在结构已经无法知晓了。 但是到柏拉图那里，希腊人已确凿无疑地达到了体系化的水平。 《理想国》是一个庞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它从探讨“正义”的内涵开始， 进而设计了一个正义的国家制度的模型， 然后对各种现存的不符合正义的制度进行分析，最后得出“正义”的结论。全书译成中文近３０万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有明确的主题和研究范围， 有详尽的推理和严密的逻辑结构，有一套以“正义”为核心的相互联系的概念。 全书成为一个系统的整体。萨拜因说：“在称得上是探讨政治的论文中， 很少著作像《理想国》那样推理如此严密，结构如此协调”。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91页。 但柏拉图的体系仍是专题化的体系而非学科体系。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了柏拉图的方法，他首次自觉地将政治学与伦理学、哲学等学科区分开来， 确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 对政治学的一系列概念和原理进行了系统分析，留下了第一本政治学专著。 从而使政治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也使政治学体系化的努力终于完成。
先秦诸子的思想无疑是有体系的，但却没有赋予其体系的形式。他们的著作大体可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语录集，一类是论文集。 较早的思想家老子、 孔子和在他们之后的孟子等人的著作都是语录集类型。这类著作的突出特点是规模较小，语言非常精炼。 一般在数千到数万言之间，但却包罗十分广泛的内容。 一句话或一段话就自成一个单元，全书往往由相互独立的单元任意组合而成。 它们的典型语言是陈述式而非论辩式、分析式语言。有结论而缺少推论过程。 一本书甚至一个单元中广泛涉及各种问题，各门知识不加区别地杂揉到一起。 在文章结构上也缺乏系统的安排，没有题目，不分章节，不分层次， 往往一个问题分散到几个地方，而不同的问题又放在一起， 体现不出任何体系化的自觉性。墨子、荀子、 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的“八览”“六论”部分属于论文集类型。从分析方法上看， 这种类型比前一种类型有很大进步，它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如《荀子》、《韩非子》都达到约十余万字的规模。书中论题已比较集中， 论证也得到加强，一个部分（相当于一篇论文）集中系统地论述一个问题， 将不同问题区分开来。全书将当时最重要的政治问题都包容其中， 表明已非常接近体系的建立。但是这些论题的选择和安排显示出缺乏体系化的意识， 并且每个论题都是独立存在的，各个论题之间没有逻辑的联系环节。因此，他们朝体系化方向的发展终于没有迈出关键的一步。
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 《吕氏春秋》“十二纪”部分的作者看来有一种体系化的朦胧意识。但他(们)却以四季时令为总纲来组织体系， 将十分驳杂的内容硬塞到四季十二月令的框架里。所谓春令多言生， 夏令多言乐，秋令多言兵，冬令多言藏，多为牵强附会。在八览、六论部分，为了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有时为了凑足一览或一论的篇数，竟将同一种内容人为地分成几篇，甚至有时两篇的内容文字几乎相同。这可以看作体系化努力的一个失败尝试。
先秦学术界没有达到学科分化的水平。 诸子研究过独立的政治问题，但没有把政治领域作为完整独立的对象来研究，没有意识到政治现象的特点、结构和范围， 没有将政治现象与其它自然和社会现象区分开来，因此， “十二纪”中建立的体系是以模糊的整体观念为基础，以类比为主要手段和联系方法的各类知识的杂烩。 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学术界体系化的努力走上了与希腊人不同的一个方向。沿着这个方向，中国人在人类知识领域作出了独到的贡献，然而它却不能产生近代西方式的科学。
戴维·伊斯顿谈到学科划分的意义时指出：“历史业已证明，科学的区域和范围的界定，概念框架的设计，对于一门学科来说， 犹如真正正式确定的定理一样，是至关重要的。确实，要没有前者， 这门学科的继续发展是不可能的。”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第11页。 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没有学科分化， 使古代政治学长期停滞不前。
五、求知传统与实用传统
造成先秦诸子与古希腊思想家政治分析方法差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这里仅集中讨论一个原因， 即先秦诸子政治研究的实用传统和古希腊思想家的求知传统。
先秦诸子的政治学说“皆起于救世之弊”。《淮南要略》他们研究学问， 奔走游说，著书立说，都是“言治乱之事”。《史记·荀孟列传》使他们不安的是天下大乱， 群雄并起，深深吸引他们的是国家治乱兴衰的途径，而他们孜孜以求的是“治国平天下”的方略。所以，他们都以积极入世的态度， 直接投身于政治旋涡。
在那个学术繁荣的气氛中，也曾产生过超出狭隘实用范围的学术研究，如后期墨家将逻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结合为一体的研究，惠施的“遍为万物说”，还有属于逻辑学研究的“名辩之学”等，但它遭到主流传统的歧视和齐声讨伐。孟子主张“急先务”，荀子声言“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荀子·天论》。法家的态度最为鲜明，也最强硬，他们把一切于富国强兵无益的学说都视为国家的“蠹”，要以政治权力将其铲除。结果是纯学术研究中绝不传。
诸子学说的主题都是与现实最为直接的政治， 而政治研究的目的完全为了实用。政治学在他们手里就成了纯粹技术性学问。 这种性质的研究在当时无法产生对改进政治分析方法的需求，也使诸子囿于对治国之道的探讨，研究范围狭隘，浮于浅表层面，难以构筑宏大的政治学体系。诸子政治著作的典型体裁是“上疏体”或由“上疏体”蜕变而来的语录和论文，它是就具体政治问题向君主陈言，以说服君主为目的。 咬文嚼字的学术探讨和抽象的纯理论思辨与它无缘。
相比之下， 希腊学术界却有一个纯粹以求知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传统。亚里士多德对此做了明确的阐述：“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 ……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 他们探索哲理只是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页。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个求知的传统， 是从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开始的。生活于公元前６世纪到５世纪中叶的自然哲学家， 是希腊也是整个西方最早一批学者、思想家和科学家。他们的出现， 是希腊人智慧初开的表现。所有自然哲学家都专注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 他们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对自然的恐惧和神秘崇拜， 把自然作为“发问”和“求知”的对象来探讨、研究。如同一个智力刚刚发蒙的三岁孩童，这些自然哲学家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惊异、好奇。他们要寻根究底，探讨宇宙的奥秘，寻求变化万千的世界的统一的“本原”， 发现纷繁复杂的自然秩序的内在和谐与因果联系。他们被称为“自然哲学家”，因为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自然。 而“哲学”的希腊文含义是“爱智慧”。哲学家就是“爱智者”。
希腊人是“疯狂地像着了魔一样地追求知识”的民族。他们的研究完全为一种求知的欲望所驱动， 超越任何世俗功利的动机。不为个人的功名利禄，也不仅为寻找一个安邦定国的方案，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上的渴求。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摆脱俗事甚至家庭生活而专注于学术研究，历史上传为美谈。 赫拉克利特放弃王位继承权而专心于哲学研究，后来竟至离开人群而隐居山林。参见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第9卷，第6节。黑格尔说，从他开始，“哲学家才从公共事务和祖国的利益分离或撤退， 为学术而学术。”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295页。毕泰戈拉学派把追求真理视为最高尚的事业， 将无所为而为的科学研究视为净化灵魂的手段。 这一派以宗教般的热情从事科学研究， 据说因为发现勾股定理（毕泰戈拉定理）而举行过一次百牛大祭，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8卷，第7节。但他们的研究成果绝对保密，不许外泄。 以致他们无数科学发现都失传了。
由自然哲学家开创的“求知”式的学术研究传统至少有两个优点：
第一，它使学术研究保持某种独立性。 研究者唯一遵循的是自己的理性，唯一的目的是追求真理，不受任何政治或宗教权威所左右。 它使认识主体与研究的对象间保持一种客观的联系， 不会将价值问题与事实问题混淆一团。而在中国，政治与政治学的研究纠缠在一起，学术研究受统治者的控制，或主动地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和口味，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属物。从这个角度看，科举制对学术研究的导向有消极的一面。如朱学勤先生所说，表面上看，“仕”字表示一个人通过入“仕”才能取得一个出身，获得一个人格，实际上，“士一入仕，首先打掉的是自己的人格”。(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联书店，1994年，第24—25页。)实际上，以入“仕”为目标的求学，使学者根本就难以形成坚强而独立的人格。
第二，它使科学研究有可能超出纯粹经验积累和应用技术的水平，上升为一般性的抽象的科学理论。在古代，纯粹以实用为目的的研究，都是就事论事，没有上升为一般理论的需要。 这种研究还不能磨砺人的思维能力，使之达到具有高度抽象概括的水平。 许多学者都谈到，与东方各文明古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比， 希腊人在许多具体应用科学方面是东方人的学生。但是， 他们却对东方人积累的实用知识首先加以理性的考察，使其升华为一般性的认识，由个别的、 具体的知识上升为抽象的理论。比如， 把主要是从埃及传来的丈量土地的经验规则变成一门演绎的科学——几何学。参见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47页。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2页。
公元前５世纪中叶始，伴随着希腊城邦民主制的繁荣， 学术研究的中心由自然转向社会和人。政治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 当希腊学者开始着手研究政治时， 他们的前辈自然哲学家们为他们开创的是一个求知的研究传统，这是他们先天遗传性的思维定势。 虽然他们具有先入的价值观念，抱着某种政治目的，甚至直接参与政治， 这都对他们的研究产生明显的或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过，作为政治哲学家，他们也像前几代的自然哲学家研究自然一样， 做到把政治作为客观的认识对象去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 不顾及结论是否被人所接受或赏识。这样，就有条件对政治作出一般性的抽象分析和概括， 使政治学超出直观认识和实用技术的水平。
先秦诸子和古希腊思想家的两种传统各有所长， 各有成功与失败之处。
诸子政治学说的实用性质，使他们在实践上是成功者。 他们提出的治国之道往往被政治家所采纳和实施， 他们努力追求的统一天下的目标终于得以实现。 他们的著作成为后世政治家的经典教科书和政治手册。而他们在希腊的同行们却没有这样幸运。 希腊成熟的政治理论对希腊实际政治进程没有发生过多大影响。 当希腊现实国家危机四起的时候，柏拉图在“学园”里探讨着国家的一般“理念”， 他精心设计的理想国虽然有实际目的，但它主要是认识城邦本质的一个理论“模型”。其理论意义重于直接的实践意义。它没有引起希腊政治家太多的注意。当亚里士多德完成他对城邦的博大精深的研究工作时， 城邦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他居然对已经到来的世界帝国没有一点预见，甚至是视而不见，执着地仍把城邦作为唯一可能的正常的国家形式。 于是，他的著作便与城邦一起进了历史博物馆。
与诸子比起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显得脱离实际， 甚至有些迂腐。但是，就理论上的建树和推进政治学向科学化方向的发展而言， 希腊人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政治学由前科学阶段向科学阶段发展的关键一步是他们跨出的。而先秦诸子始终没能跨出这一步。诸子那种与实际生活保持联系的实用理性的特征在于，它“不向纵深的抽象、分折、推理的纯思辨方向发展，也不向观察、归纳、实验的纯经验理论的方向发展，而是横向铺开，向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关系的整体把握方向开拓”。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这种方式固然有其深刻独到之处，然而由于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系统是未经分析处理的系统，所以在这个方向上不可能产生近代西方式的科学。中国古代政治学自先秦时代奠基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直至清代没有理论方法上的更新与突破，应该与这种研究方法有关。
希腊人不见得有东方人精神的深刻性，但却以明晰透彻的理性见长。他们的理性传统使研究工作立论坚实，推理缜密，不接受未被证明为合理的结论，并且具有内在的修错机制，不断修正自己和前人的错误。在希腊人的著作中，少见臆想、猜测、迷信等赘物，即使有了这些赘物也容易被剔除。当明末学者徐光启接触到西方的几何学等自然科学时，正是其“丝分理解”、“分擘解析”的方法征服了他。他赞赏西方几何学严密的逻辑推理证明，竟使人读之“了无一语可疑”。参见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179—180页。而这种赘物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大量存在。由于人们不去着力剔除这些赘物，也没有方法去剔除它们，它们便谬种流传，代代相因，并且在其上又不断附着上更多更庞杂的赘物，思想进步的内在生命便被它窒息、压垮了。
希腊人思维方式的一个优点，是它具有使真理进一步发展的内在机制。所以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许多新思想、新观念的出现，甚至政治行为的改变,政治制度的变革，都是推理的结果，或以推理为先导。西方人不能接受经不起推理的权威和权利。而在中国，一些新思想新观念的出现和陈腐观念的抛弃，往往直接源于现实需要,表现为光辉的一闪。阅读先秦时代的政治学著作，令人惊异不解的是，那么多闪光的思想，在整个古代都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民惟邦本、天下为公、立君为民、民贵君轻、圣人革命、诛暴君、道高于君、一断于法等等，这些极有价值的命题都没有扩展为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从这些命题中推衍出新的理论。随着大一统专制的到来，这些思想的胚芽不但没能发育成长，反而都萎缩下去甚至成为死胎。这诚然与中国的政治现实有关，但理论本身的缺陷也是不能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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