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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琴》前记


  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绍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凡这些,离无产者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绍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

  但已经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兴了,就招来了两标军马的围剿。创造社竖起了“为艺术的艺术”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现”的口号,要用波斯诗人的酒杯,“黄书”文士的手杖,将这些“庸俗”打平。还有一标是那些受过了英国的小说在供绅士淑女的欣赏,美国的小说家在迎合读者的心思这些“文艺理论”的洗礼而回来的,一听到下层社会的叫唤和呻吟,就使他们眉头百结,扬起了带着白手套的纤手,挥斥道:这些下流都从“艺术之宫”里滚出去!

  而且中国原来还有着一标布满全国的旧式的军马,这就是以小说为“闲书”的人们。小说,是供“看官”们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读者不欢,打断他消闲的雅兴。此说虽古,但却与英美时行的小说论合流,于是这三标新旧的大军,就不约而同的来痛剿了“为人生的文学”──俄国文学。

  然而还是有着不少共鸣的人们,所以它在中国仍然是宛转曲折的生长着。

  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

  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D.S.Merezhi-kovskii Z.N.AHippius),库普林(A.I.Kuprin),蒲宁(I.A.Bunin),安特来夫(L.N.Andreev)之流的逃亡,阿尔志跋绥夫(M.P.Artzybashev),梭罗古勃(Fiodor Sologub)之流的沉默,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了勃留梭夫(Valeri Briusov),惠垒赛耶夫(V.Veresaiev),戈理基(Maxim Gorki),玛亚珂夫斯基(V.V.Mayakovski)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Aleksei N.Tolstoi)。此外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国内战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

  至一九二〇年顷,新经济政策实行了,造纸,印刷,出版等项事业的勃兴,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这时的最重要的枢纽,是一个文学团体“绥拉比翁的兄弟们”(Serapionsbrü-der)

  这一派的出现,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拉“艺术府”里的第一回集会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场是在一切立场的否定。淑雪兼珂说过:“从党人的观点看起来,我是没有宗旨的人物。这不很好么?自己说起自己来,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对于政治,是没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尔塞维克,和他们一同布尔塞维克化,我是赞成的。……但我爱农民的俄国。”这就很明白的说出了他们的立场。

  但在那时,这一个文学团体的出现,却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国的文坛。在苏联中,这样的非苏维埃的文学的勃兴,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简单:当时的革命者,正忙于实行,惟有这些青年文人发表了较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们虽非革命者,而身历了铁和火的试练,所以凡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易得读者的共鸣者其二;其三,则当时指挥文学界的瓦浪斯基 ,是很给他们支持的。讬罗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称之为“同路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

  然而,单说是“爱文学”而没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徽帜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也终于逐渐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继以消亡,后来就和别的同路人们一样,各各由他个人的才力,受着文学上的评价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国又曾盛大的绍介了苏联文学,然而就是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这也是无足异的。一者,此种文学的兴起较为在先,颇为西欧及日本所赏赞和介绍,给中国也得了不少转译的机缘;二者,恐怕也还是这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反而易得介绍者的赏识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

  我向来是想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人,也曾译过几篇同路人作品,现在就合了十个人的短篇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译,我相信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将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罗在内,使这本书较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华君的《烟袋》和《四十一》,是可以补这缺陷的。

  至于各个作者的略传,和各篇作品的翻译或重译的来源,都写在卷末的《后记》里,读者倘有兴致,自去翻检就是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 鲁迅记于上海

  =====【注释】=====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竖琴》。

  《竖琴》,鲁迅翻译和编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共收十篇

   尼古拉斯二世(Николай Ⅱ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68年—1918年)通译尼古拉二世,俄国最后的一个皇帝,一八九四年即位,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枪决。

   陀思妥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著有中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都介涅夫(И.С.Тургенев,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

   文学研究会参看本卷第305页注

   创造社参看本卷第7页注。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但也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强调“艺术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后来他们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对这种错误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

   波斯诗人:指莪默伽尼谟(Omar Khayyám,1048─1123)。郭沫若在一九二四年曾翻译了他的诗《鲁拜集》(Rubáiyát)。他在诗里常歌唱饮酒。“黄书”文士,指英国十九世纪末聚集在“黄书”(The Yellow Book)杂志周围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包括画家毕亚兹莱、诗人欧内斯特·道森、约翰·戴维森、小说家休伯特·克拉坎索普等。郁达夫在《创造周报》第二十、二十一期(一九二三年九月)曾经介绍过他们的生平和作品。

   梅垒什珂夫斯基(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нй,1866─1941),通译: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国作家,象征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其妻吉皮乌斯(З.Н.Гиппиус,1869─1945),俄国象征主义女诗人,颓废派代表,他们于一九二〇年逃亡法国。库普林(А.И.Куприн,1870─1938)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后于一九三七年回到苏联。蒲宁(И.А.Ъунин,1870─1953),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安特来夫,即安德烈夫,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芬兰。

   阿尔志跋绥夫(М.П.Ардыбашев,1878─1927)俄国作家一九二三年逃亡华沙。梭罗古勃(Ф.Сологуб,1863─1927),俄国作家,象征派代表,主要作品都写于十月革命以前。

   勃留梭夫(В.Я.Ърюсов,1873─1924)苏联诗人,早期创作受象征主义影响,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夜开始接触现实生活,同情革命,十月革命后从事社会、文化活动。写过一些歌颂革命的诗。惠垒赛耶夫,通译魏烈萨耶夫,十月革命后写有长篇小说《绝路》《姊妹》等。戈理基,即高尔基,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写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以及大量政论文章。玛亚珂夫斯基(В.В.Маяковскнй,1893─1930),通译:马雅可夫斯基斯基,苏联诗人。他的代表作长诗《列宁》《好》都写在十月革命之后。亚历舍托尔斯泰,一九一九年侨居国外,一九二三年回国,以后连续发表长篇小说《彼得大帝》《苦难的历程》等。

   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苏联实行的经济政策,区别于从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它的原则是列宁制定的,主要措施是取消余粮收集制而实行粮食税,发展商业,以租让及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的结果,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巩固了工农联盟,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绥拉比翁的兄弟们”(Серапионовы Ъратвя)通译“谢拉皮翁兄弟”。一九二一年由伦茨、左琴科等六人组成,一九二四年自动解散。它的名称是借用德国小说家霍夫曼的一部四卷本短篇小说集的书名。

   淑雪兼珂(М.М.Эошенко,1895─1958),通译:左琴科,“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发起人之一。这里所引他的话,见一九二二年《文学杂志》(俄文)第三期所载《论自己及其他》一文。

   瓦浪斯基(А.К.Воронский,1884─1943)又译沃龙斯基,苏联作家,文艺批评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主编“同路人”的杂志《红色处女地》。

   《烟袋》苏联爱伦堡等的短篇小说集,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八年北京未名社出版;《四十一》,即《第四十一》,苏联拉甫列涅夫著中篇小说,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九年未名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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