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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的成因(1)

　　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②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③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

　　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④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

　　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想要钻进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⑤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⑥，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⑦）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十八期。

　　②《文学周报》：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一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原名《文学旬刊》，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郑振铎等主编。一九二三年七月改名《文学》（周刊）。一九二五年五月改名《文学周报》，独立发行，一九二九年六月停刊，前后约出四百期。西谛，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

　　他的文章发表于《文学周报》第二五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题目就叫《“呐喊”》。

　　③这些话都是针对高长虹说的。高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走到出版界》的《革革革命及其他》一则内，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但不久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走到出版界》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却攻击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中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例，以见“老人”之难免“倒下”，说：

　　“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按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

　　④这里所说的“有人”，指高长虹等。高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里说：“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同时谩骂鲁迅“要以主帅自诩”。“别人”，指陈西滢等。

　　⑤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后在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先后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

　　曾与作者同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⑥“下里巴人”：古代楚国的通俗歌曲。《文选》卷四十五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⑦高一涵：安徽六安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撰稿者。这里所引文字见于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闲话》。在这篇《闲话》中，他指责当时著作家“多以骂人起家”，接着就以《阿Q正传》为例，说了这里所引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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