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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信(3)


  这一段意思很了然,犹言我写马则自己就是马,写狗自己就是狗,说别人的缺点就是自己的缺点,写法兰斯自己就是法兰斯,说“臭毛厕”自己就是臭毛厕,说别人和杨荫榆女士同乡,就是自己和她同乡。赵子昂也实在可笑,要画马,看看真马就够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势;他终于还是人,并不沦入马类,总算是侥幸的。不过赵子昂也是“某籍”,所以这也许还是一种“流言”,或自造,或那时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说不定。这只能看作一种无稽之谈。倘若陈源教授似的信以为真,自己也照样做,则写法兰斯的时候坐下做一个法姿势,讲“孤桐先生”的时候立起作一个孤姿势,倒还堂哉皇哉;可是讲“粪车”[24]也就得伏地变成粪车,说“毛厕”即须翻身充当便所,未免连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罢,虽然肚子里本来满是这样的货色。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

  “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这是根据了三条例和一个赵子昂故事的结论。其实是称别个为“文士”我也笑,称我为“思想界的权威者”[25]我也笑,但牙却并非“笑掉”,据说是“打掉”的,这较可以使他们快意些。至于“思想界的权威者”等等,我连夜梦里也没有想做过,无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识,无从劝止他,不像唱双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况且自然会有“文士”来骂倒,更无须自己费力。我也不想借这些头衔去发财发福,有了它于实利上是并无什么好处的。我也曾反对过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怕的是教错了青年,记得曾在报上发表;

  [26]不过这本不是对上流人说的,他们当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后来也放过几枝,但总是对于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陈源教授之辈,“请君入瓮”[27],也给他尝尝这滋味。不过虽然对于他们,也还是明说的时候多,例如《语丝》上的《音乐》[28]就说明是指徐志摩先生,《我的籍和系》和《并非闲话》也分明对西滢即陈源教授而发;此后也还要射,并无悔祸之心。至于署名,则去年以来只用一个,就是陈教授之所谓“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29]就是。但在下半年,应将“教育部佥事”五字删去,因为被“孤桐先生”所革;今年却又变了“暂署佥事”[30]了,还未去做,然而豫备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几文俸钱,因为我祖宗没有遗产,老婆没有奁田,文章又不值钱,只好以此暂且糊口。还有一个小目的,是在对于以我去年的免官为“痛快”者,给他一个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至于“流言”,则先已说过,正是陈源教授首先发明的专卖品,独有他听到过许多;在我呢,心术是看不见的东西,且勿说,我的躲在家里的生活即不利于作“捏……言”的枢纽。剩下的只有“幽默”问题了,我又没有说过这些话,也没有主张过“幽默”,也许将这两字连写,今天还算第一回。我对人是“骂人”,人对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语”,这真使我记起我的同乡“刑名师爷”来,而且还是弄着不正经的“出重出轻”的玩意儿的时候。这样看来,一面镜子确是该有的,无论生在那一县。还有罪状哩——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31]

  我相信陈源教授是一定会干这样勾当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这可实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语”。这回说出来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没有猜错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盐谷氏[32]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33]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34],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35],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36];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37],我是用《太平广记》[38]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39]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也不妨创造。但我的意见,却以为似乎不可,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40]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书,但也不必全两样。说诗歌小说相类不妨,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

  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这以前,我以为恐怕连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因为不过是听来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对不对?(盐谷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译本,今年夏天看见了,将五百余页的原书,译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说一部份,和我的也无从对比了。广告上却道“选译”[41]。措辞实在聪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补记。)

  =====【注释】=====

  [24]“粪车”: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说,他发表这几封信,“总算是半年来朝晚被人攻击的一点回响,也可以证明我的容忍还没有到‘家’……现在忍不住的爆发了。譬如在一条又长又狭的胡同里,你的车跟着一辆粪车在慢慢的走,你虽然掩住了口鼻,还少不得心中要作恶,一到空旷的地方,你少不得唾两口口涎,呼两口气。我现在的情景正是那样。”

  [25]“思想界的权威者”:一九二五年八月初,北京《民报》在《京报》、《晨报》刊登广告,宣传该报的“十二大特色”,其中之一为“增加副刊”,其中有“本报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等语。

  [26]秋士(孙伏园)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关于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鲁迅先生所以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准许的原因,最重要的一个是他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儿用《呐喊》做课本,甚至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竟有人给小孩读《狂人日记》……他说,他一听到《呐喊》在那儿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它绝版的必要,也没有再做这类小说的必要。”

  [27]“请君入瓮”:唐代酷吏周兴的故事。《资治通鉴》唐则天后天授二年载:“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勣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

  ‘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28]《音乐》:即《“音乐”?》,原载《语丝》第五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后收入《集外集》;系针对《语丝》第三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徐志摩在他翻译的波特莱耳《死尸》一诗前所发的议论而作。

  [29]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说:“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

  [30]“暂署佥事”: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教育部令鲁迅复佥事职。因为由教育部呈请北洋政府核准的命令在当时还未发表,所以是“暂署佥事”。

  [31]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闲话》里,说当时著述界盛行“剽窃”或“抄袭”,含沙射影地诬蔑作者说:“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傅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在《致志摩》里,他便明白地说作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下文的“回敬他一通骂街”,参看本卷第209页注 。

  [32]盐谷氏:指盐谷温(1878—1962),日本汉文学研究者,当时任东京大学教授。

  [33]《红楼梦》:长篇小说,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清代曹雪芹作,后四十回一般认为高鹗续作。

  [34]森槐南(1863—1911):日本汉文学研究者。他对唐人小说的分类,据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所述,共为三类:一、别传;二、异闻琐语;三、杂事。盐谷温则根据他所分类的第一类,再细分为别传、剑侠、艳情、神怪四种。

  [35]《汉魏丛书》:明代何镗辑,内收汉魏六朝间遗书百种。现在通行的有清代王谟刻本八十六种。

  [36]指《古小说钩沉》。内收自周至隋散佚小说三十六种,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重要资料。

  [37]《唐人说荟》:小说笔记丛书,共二十卷。旧有桃源居士辑本,凡一百四十四种;清代乾隆时山阴陈莲塘又从《说郛》等书中采入二十种,合为一百六十四种。内多小说,但删节和谬误很多,坊刻本又改名为《唐代丛书》。

  [38]《太平广记》:类书,共五百卷。宋代李昉等奉敕纂辑。书成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内收六朝至宋代初年的小说、野史很多,引用书四百七十余种。

  [39]塞文狄斯:通译塞万提斯。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里说:“有人游历西班牙,他的引导指了一个乞丐似的老人说,那就是写Don Quixote的Cer-vantes(按即写《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听者惊诧道:塞文狄斯么?怎样你们的政府让他这样的穷困?引导者道:要是政府养了他,他就不写Don Quixote那样的作品了。”按在英国华兹(H.E.Watts)所著的《塞万提斯评传》第十二章中,曾说及西班牙人托勒斯(M.Torres)所记述的一个故事:一六一五年二月,托勒斯会见一些爱读塞万提斯著作的法国人,他愿意引导他们去看那个作者。他告诉他们说,塞万提斯年老了,很穷;于是一个人问道:西班牙为什么不用公款资助这样的人,使他富有些呢?又一个人说道:若是穷困逼迫他著书,那么愿上帝不要使他富有,他自己虽穷困,却可以用他的著作使世界富有。但托勒斯并未真的引导那些法国人去会塞万提斯。陈西滢关于塞万提斯的话完全是道听途说。

  [40]陈西滢在凌叔华的抄袭行为被揭发以后,曾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的《闲话》里隐约地为她辩解说:“至于文学,界限就不能这样的分明了。许多情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他们情之所至,发为诗歌,也免不了有许多共同之点……难道一定要说谁抄袭了谁才称心吗?”“‘剽窃’‘抄袭’的罪名,在文学里,我以为只可以压倒一般蠢才,却不能损伤天才作家的……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剽窃?不用说广义的他们心灵受了过去大作家的陶养,头脑里充满了过去大作家的思想,就狭义的说,举起例来也举不胜举。”

  [41]指陈彬的节译本,一九二六年三月朴社出版(以后另有孙俍工的全译本,开明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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