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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丝杂感(2)


  言归正传。刊物的暂时要碰钉子,也不但遇到检查员,我恐怕便是读书的青年,也还是一样。先已说过,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这才是“革命文学”。我曾经看见一种期刊上登载一篇文章,后有作者的附白,说这一篇没有谈及革命,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对不起。

  但自从“清党”以后,这“直截痛快”以外,却又增添了一种神经过敏。“命”自然还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于过激,过激便近于共产党,变了“反革命”了。所以现在的“革命文学”,是在顽固这一种反革命和共产党这一种反革命之间。

  于是又发生了问题,便是“革命文学”站在这两种危险物之间,如何保持她的纯正——正宗。这势必至于必须防止近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将来有趋于赤化之虑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击礼教和白话,即有趋于赤化之忧。因为共产派无视一切旧物,而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中。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处都将窒息,几句白话黑话,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

  那么,谈谈风月,讲讲女人,怎样呢?也不行。这是“不革命”。“不革命”虽然无罪,然而是不对的!

  现在在南边,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

  但这直捷痛快和神经过敏的状态,其实大半也还是视指挥刀的指挥而转移的。而此时刀尖的挥动,还是横七竖八。方向有个一定之后,或者可以好些罢。然而也不过是“好些”,内中的骨子,恐怕还不外乎窒息,因为这是先天性的遗传。

  先前偶然看见一种报上骂郁达夫先生,说他《洪水》 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怀好意,恭维汉口。我就去买《洪水》来看,则无非说旧式的崇拜一个英雄,已和现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么恶意来。这就证明着眼光的钝锐,我和现在的青年文学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语丝》的莫明其妙的失踪,大约也许只是我们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检查员云云,倒是假设的恕词。

  至于一四五期以后,这里是全都收到的,大约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却以为大约也与吴老先生无关。

  “打倒……打倒……严办……严办……”,固然是他老先生亲笔的话,未免有些责任,但有许多动作却并非他的手脚了。在中国,凡是猛人(这是广州常用的话,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种),都有这种的运命。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

  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至于幻得怎样,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还是凸面或凹面而异。假如我们能有一种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地不同。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老实说一句罢,虽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时从旁看来也觉得倒也并不坏。

  但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则于是乎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

  直要待到蔡松坡 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了。

  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

  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

  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为懒于筹画,只开目录而没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经想到了两样法子,但反复一想,都无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

  世事也还是像螺旋。但《语丝》今年特别碰钉子于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一点,我自以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这里常见的标语。但由我看来,这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虚话,在后方的一大部分的人们的心里,是“革命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了。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刊物虽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于赤化之虑者无论矣,而要说不吉利语,即可以说是颇有近于“反革命”的气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欢。而《语丝》,是每有不肯凑趣的坏脾气的,则其不免于有时失踪也,盖犹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注释】=====

  大概指发表在《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上署名侠子的《东风》一文,作者在文末“附白”中说:

  “在这革命火焰高燃的当中,我们所渴望着的文学当然是革命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拙作《东风》载在这革命的刊物里,本来是不对的……

  希望读者指正和原谅。”

  教育部禁止白话:一九二七年九月,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禁止白话文令,说使用白话文是“坐令俚鄙流传,斯文将丧”,下令“所有国文一课,无论编纂何项讲义及课本,均不准再用白话文体,以昭划一而重国学”。

  郁达夫的受反动报刊攻击的文章,指他在《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发表的《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该文主旨在攻击他认为“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按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大危险”的“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文中有这样一段:“处在目下的这一个世界潮流里,我们要知道,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革命领导者,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万事要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为这是迂阔之谈,那末你们且看着,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这些话对于当时的蒋介石反革命派自然是不利的,所以反动刊物《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上发表叛徒孔圣裔的《郁达夫先生休矣!》一文,攻击说:“我意料不到,万万意料不到郁达夫先生的论调,竟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同志的论调,什么英雄主义,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郁达夫先生!你现在是做了共产党的工具,还是想跑去武汉方面升官发财,特使来托托共产党的大脚?”

  《洪水》:创造社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八月创刊于上海。

  初为周刊,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复刊,改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三十六期停刊。

  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改元为“洪宪”,自称“中华帝国”皇帝,至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共八十一天。关于他看特印的报纸一事,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引《虎庵杂记》:“项城(按指袁世凯)在京取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

  蔡松坡(1882—1916):名锷,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在昆明起义,任云南都督。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后病故于日本。

  龙驭上宾于天:封建时代称皇帝的死为“龙驭上宾于天”(或龙驭宾天),即乘龙仙去的意思。《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

  “清道”:封建时代,帝王和官员出入,先命清扫道路和禁止行人,叫做“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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