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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2)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译诗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呀!——《搬家》第八页上,举出一段文字来——

  “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像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种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不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的学者们,看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

  =====【注释】=====

  (14)白璧德参看本卷第92页注。梁实秋在《新月》上经常介绍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理论,并将吴苾等人译的白璧德的论文编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于一九二九年一月由新月书店出版。

  两首译诗指郭沫若译的苏联马林霍夫的《十月》(见一九二九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新俄诗选》),和苏汶译的苏联撒莫比特尼克的《给一个新同志》(见一九二九年水沫书店出版的波格丹诺夫《新艺术论》中的《无产阶级诗歌》)。

  《史》指《史记》,西汉司马迁著。《汉》,指《汉书》,东汉班固著。《书经》,即《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

  唐译佛经,元译上谕我国自东汉时起,即开始了佛经的翻译工作,到唐代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玄奘主持译出的佛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元朝统治者曾强制规定诏令、奏章和官府文书都必须使用蒙文,而附以汉文的译文。唐代和元代这类翻译多为直译,保存了原文的一些语法结构,有的词还用汉语音译,对当时及后来的汉语词汇和语法,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于我如浮云”语见《论语·述而》。含有轻视、无关的意思。

  厨川白村(1880~1923)日本文艺评论家。著有文艺论文集《出了象牙之塔》和《苦闷的象征》等。

  《古文观止》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读本,收入先秦到明代的散文二二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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