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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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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江姐只跨了几步，便扑倒了。蓬乱的头发，遮盖着她的脸，天蓝色的旗袍和那件红色的绒线衣，混合着斑斑的血迹…… 女牢里奔出来几个同志，把江姐轻轻地扶了起来，抬进女牢……“卡嚓”一声，女牢的门，被紧紧锁上了。“怎么啦？怎么啦？”楼上楼下的风门口，探出了战友的头，彼此焦急地询问着。阳光透进女牢的签子门，只见忙乱的身影，在室内不停地来回走动。 “这些禽兽！把江姐折磨成了什么样子！”人们愤愤地抓紧牢门。 不知何时，风门边放下了一小桶霉米饭。是吃早饭的时刻了，可是谁有心思吃饭？刘思扬匍伏在楼板上，泪珠不断滴落在纸上，他第一次这样感情激动，用血和泪一起来写作诗篇。 “怎么样？有消息吗？” “听说昏过去了，女室的同志正在急救……” 楼上楼下的牢房，在签子门边了望的人们，彼此询问着。 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过去了。余新江站在楼七室房间的正中，激动地朗读着刘思扬刚写好的诗句：热铁烙在胸脯上，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凉水灌进鼻孔， 电流通过全身…… 人底意志呀， 在地狱的毒火中熬炼。 像金子一般的亮， 像金子一般的坚。 可以使皮肉烧焦， 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 木的杠子， 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呵！ 用刺刀来切剖胸腹吧，挖出来的——也只有又热又红的心肝。 正是大家担心着江姐安危的时刻，女牢里人们怀着更大的不安。 孙明霞用盐水洗完了江姐最后一根指头上的血污，向站在床前的人们伸过手来。 她旁边的人，把棉花签和红药水瓶，递了过去。孙明霞顺手取了根棉花签，蘸着红药水，在江姐的伤口上，小心翼翼地涂着。可是她发现，伤口里残留着一些折断了的竹丝，只好放下药签，噙着热泪，用指甲拨开血肉模糊的伤口，挟出一条又一条嵌在肉里的竹丝。昏厥中的江姐，似乎也感到这阵伤口的疼痛，她的手指抖动着，血又从伤口里流涌出来。孙明霞忍不住转过头去，眼泪涟涟……“冷静点……明霞。” “把红药水给我。”又一个人接过了孙明霞手上的药瓶；再把一根一根蘸着红药水的棉花签，递给孙明霞。 江姐仍然昏迷地躺在床上，呼吸微弱，咬紧牙关，仿佛在努力抵抗着痛苦的感觉，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当棉花签接触到她深陷的伤口时，她的身子微微地颤动了一下。“轻点！”人们心里痛楚地一阵阵紧缩。孙明霞歉疚地望了望江姐，咬着牙，垂下头，继续涂着红药水。她不禁想起了，在狱中第一次见到江姐时，江姐用她宁静而坚贞的目光，凝视着自己的泪眼轻声说过：“在接受考验的时刻，人的生命，要用来保持党的纯洁……”昨天夜里，江姐被特务押出去的时候，孙明霞还冲向牢门口呼唤：“江姐！江姐！”江姐在牢门口停了一下，又平静地回头对她微微一笑。那一瞬间的微笑，曾赋予了她多少力量，那种包含着无穷勇气的平静的微笑，使她永远难忘。 “石花弄好了吗？快！”孙明霞快涂完红药水的时候，轻声问道。 “弄好了！”一小碗石花的粉末，递到床前。 孙明霞拈着石花的粉末，撒在江姐的伤口上，然后用棉花、布条，在江姐的手指上轻轻缠着。 包扎完了，孙明霞准备去解开事先缠在江姐胳臂上，帮助止血用的布带。 “慢点！慢点！”人们深怕布带松得快了，血液会一下冲击伤口，使江姐感到疼痛。 “我晓得。”孙明霞点了一下头，缓缓地放松布带，人们的眼光全望着江姐的脸。只见她眼睫毛眨了一下；嘴角微动着。苍白色的脸上，似乎露出一丝红晕。这时，渣滓洞是一片沉静，连特务办公室里的吊钟“滴塔滴嗒”的声音都听得见。 最后一条布带松开了。江姐“呵——”了一声，把头向外转了一下，嘴里吐着血沫……“怎么？”女牢房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低声惊叫起来。“江姐受刑的时候，用自己的牙齿把嘴唇咬破了……”孙明霞说完以后，不觉又流出眼泪。 大家也不禁泪珠滚滚，沉思着：一次次的拷打，江姐不知经受了多少剧烈的疼痛……是她，一个女共产党员，平静地在敌人面前宣布：胜利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告诉男室的同志，江姐快醒过来了！”孙明霞的手从江姐的脉搏上松开，马上又为她盖上被褥。 “加个枕头垫高些吧”一个叫李青竹的衰弱的人，躺在对面，她困难地欠起身来说着。老虎凳折断了她的腿，使她不能久守在江姐身边，为多年的老战友分担一些痛苦。“垫高了不好。”孙明霞感谢着李青竹的好意，用关切的神情回头望了望她，好象是说：“不要操心，你躺下去，躺下去……” “明霞，去歇一下吧，看你累成这个样子。”李青竹又叫了她一声。 “不要紧，我不累。” 谁愿离开呢？人们固执地站着，守候着江姐的苏醒。“是什么力量使江姐这样坚强？”站在床边的孙明霞沉静下来，深思地问。 谁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呢？人们很自然地把头转向侧卧着的李青竹。 “……江姐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李青竹在众人的期望中，终于缓缓支起上身，讲说起来。“我和她在一起工作过很久……她刚学会喊‘爸爸’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靠着借、当、做针线杂活养着家口。她七岁那年，母亲听说大城市容易生活些，带着她来到重庆。在那军阀混战，饿莩遍野的年代，母亲绝望了，终于丢下新生女儿，投江自尽了。无依无靠的江姐，流落在孤儿院里，常常刚端着饭，就被人把碗夺去。她噙着一泡眼泪，从来不肯当着人哭泣……“江姐还不到九岁，就在南岸的一家纱厂里当童工。做了两年，江姐得了重病，被赶出了工厂……” 李青竹深情地望了望江姐，她仿佛又看到十年前和江姐一起学习，一道工作的情景：在一个阳光泻满山谷，碧波荡漾的山溪边的竹林深处，江姐崇敬地凝望着竹枝上闪闪发光的镰刀锤子交叉着的旗帜……溪谷里久久地回响着庄严明朗的声音：“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４７年初春，党决定派一批党员去支援农村的武装斗争。江姐和她的丈夫，都提出了申请，党批准了她丈夫彭松涛同志的请求，要她仍然留在城市。那天，我还和她一道，到朝天门码头送走了彭松涛同志。”李青竹自己，就是在那以后不久，也被派到乡下去，不幸在半路上被敌人逮捕了。“听说老彭同志牺牲了，江姐知道吗？”孙明霞轻声插问。“知道。”李青竹的声音禁不住有些激动。“江姐还亲眼见到……” “江姐的孩子在哪里？”孙明霞忽然关心地问：“江姐告诉过你吗？” “孩子有同志抚养，长大了一定会继承我们的事业……”李青竹回答着，眼睛转向江姐。这时江姐仍然昏迷不醒，只是脸色比刚才好一些了。 时间已是下午，男牢房的同志开始轮流“放风”。这时间间牢房已经传遍了老许的建议：他希望全体战友，学习江姐坚贞不屈的意志，学习她在艰苦斗争中的革命气节……因此，趁着“放风”的空隙，男同志们都把自己写给江姐的慰问信和诗篇送进女室——人们亲眼看见她独力承当了敌人对全体战友的疯狂报复，代表着全体战友的不屈意志。同时，人们看出：连毒刑也失去作用，这就使敌人在迫害失败之后，进一步陷于束手无策的地步了。这是江姐的胜利，也是大家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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