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右运动的出现，源于党内的整顿三风。所谓三风，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
主观主义。据我的揣想，党所以提出整顿三风，一方面是察觉到这些有害风气已在
滋长，非抑止不可；同时，也是对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变引起了警觉和
反省。这本来是很值得赞美的举措。特别是把它与不久之前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
所作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联系起来，更使人感到鼓舞。但是，似
乎当事者没有充分地预先估计到，人民群众竟有那么众多和尖锐的意见，加上当时
少数敌对分子乘机反攻，以及个别政治野心家想借此捞一把，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
了。终于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写下了那太不平常的一页！
话回到整风前夜的情形。
1956年春天，全国文联组织了一个文艺界人士赴西北参观的旅行团，参加者有
冯至、朱光潜、孙福熙、常任侠、张恨水等几位先生。我也是团员之一。这个参观
团的组织目的，文联领导没有什么说明。我个人以为，是让我们在亲身经历中了解
新中国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同时也使原来有些压抑情绪的知识分子舒畅一下精神，
或者写作一些歌颂性的新作品吧。我们到过陕西、甘肃两省的一些大小城市，如西
安、铜川、延安、兰州、玉门等地，的确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育，得到一些文化、
艺术上的感受。特别是在敦煌石窟小住的那几天，我如同生活在一种梦幻的世界里，
它给我美感，也使我沉思。这些梦境余痕，曾经断片地残留在我后来所写的回忆诗
篇里。
8月底，我们从兰州回到北京。为了写作和休息，我又在西山碧云寺住了个把月，
才回校居住。这时，整风运动已经开始了。我听到消息，心中充满了愉悦与希望！
因为在过去几年里，党和政府的确做了不少开拓历史新页的事件，这是谁也不能否
认的。但是，在某些领导干部身上也确实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党所批评的三风，有的
还可能相当严重，而这无疑不利于人民的进步事业的。现在党党察到它的危害，并
且人张旗鼓，加以整顿（特别是采用了“开门整风”的好办法），作为一个共和国
的公民，作为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我怎能不“踊跃三百”呢？
我急忙问一位我比较熟悉的校领导同志，学校的整风工作什么时候展开？将如
何安排？他沉默着没有回答。我后来才知道校领导之间对此意见不一致。有的领导
认为，整顿三风是全国性的运动，我们学校事实上没有这种现象，所以不一定要进
行。我听说后，颇为失望。接着想，整顿三风虽然关系到国运民心，但究竟是党内
的事。我作为一个老百姓（尽管平时很关心国家的命运），又何必那么焦心呢？
1957年春，北京社会各界帮助党整风的空气更浓了。许多机关纷纷召开整风座
谈会，报刊上争相发表了各种人的指摘和批评意见。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也忙于
征求和发表这类文章。承它的邀约，我撰写了《破浪前进》的短文。此文在反右斗
争中当然成了一大“罪状”。但近年来我偶然翻到它，觉得态度再平和不过了。
不久，党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与会者除多数党内的各级干
部外，还特邀了一部分党外民主人士参加（他们后来大多被划为右派）。我和同事
黄药眠也被邀请出席。这次会，由毛泽东同志作主要讲话。他老人家一面不断地吸
着香烟，一面滔滔不绝地演说。他劝我们大家要做志士仁人，帮助党除去三风，以
利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行。他还特别举出了章太炎先生在晚清闹革命不顾个人安危
的例子，以激励我们。他当时给我的印象，不仅言词是雄辩的，态度也是诚恳的。
他感动了我。我自以为已经把握了中央的整风精神。此后，在参加北京市各机关所
召开的座谈会上，我的发言都更加积极和痛切（我后来在脱掉右派帽子时，写过一
首七律，它的次联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文公立意求佳政，坡老忧时有激言”）。
我甚至对那些一起参加座谈会而发言吞吞吐吐的同事，加以讥笑，以为他们态度太
稳重了，缺乏一种对革命事业应有的热情。
好！时间过去不久，“工人说话了”！形势陡转直下。昨天那些帮党整风的忠
诚言词，现在都成了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论！首先受到炮火轰击的，是那被认为有政
治野心的“章罗联盟”。接着受到揭发批判的，是民主党派的秀才们的“篡权”科
学计划。文艺界的所谓“丁、陈集团”也被重端了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劫难
逃的事情就要落到自己头上来了。果然，校刊上赫然登载了一则揭发我的罪行的短
文，作者是科学研究部的办公室秘书（我的最接近的下属）。戏剧就这样开场了。
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虽然有人侧重揭发，有人着重分析、批判，但口径是一致
的。我的总罪名，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许多平日亲近或者往来的
同事、学生，在批判会上，不管是否违心，总得来它几句，否则就是在大是大非面
前分不清敌我，或者对敌人不能划清界限了。
批判的内容，自然重点是政治态度，即上面所说的“三反”。所依据的材料，
主要是我平日的谈话和近来参加整风座谈会的发言，但是单凭这些素材很难构成
“三反”的内容。为了形成有力的“起诉书”，就不兔掐头去尾，附以主观解释，
再加上那些预定的、公式性的判决词，我的罪名便无法挣脱了。要知道，这不是法
庭，是群众批判会，既无辩护律师，又不容自己进行解释和辩正。群众的一切批判
语言，就是铁的定罪条文。
除了政治罪名外，还需有学术罪名的批判。因为我是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呀！
为此，颇忙煞那些青年秀才们。因为我在新中国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大都是用马列
主义的观点写的，就是“豆腐里找鸡骨头”，也不大容易挑剔出所需要的罪证，或
者倒会有利于我这个“被告”。他们只能求助于那些“前秦后汉”的著作——即二
三十年代写作的旧文。校内外图书馆里那些尘封已久的书刊被折腾出来，所搜求的
猎物被翻来检去。据我所记得的，我那时被批判的“反动观点”之一，是“文化遗
留物”说。其实，大家知道，那是英国文化人类学者E·B·泰勒的著名观点，又为
后来的人类学者们所继承和发挥的。不错，在我最初从事民间文学探究的时候曾经
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体现在早期的一些论文中。但我在后来的学术工作中已经摒
弃了它。这只要看一下我30年代后期，特别是40年代以后的论著就会明白。经过新
旧两重天的社会，到了50年代后期还要揪住它，不过是在打“死老虎”罢了。
为了批判我，某些人（包括后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一些同志）不但搜查了
故纸堆，发表了口头批判和书面论文还写作了专著（《钟敬文反动文艺思想》），
在国家一级的书店里发行（那时跟我同样受到这种待遇的，记得还有王瑶同志，虽
然他侥幸未被错划为右派）。这样做，还嫌不够彻底，于是又组织了大学本科的优
秀同学，大兵团作战，日夜鏖兵，编纂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即
进一步批判了我的“谬论”。
我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北师大，批判（以后还要管制）活动的重点当然也在这
里。但是，我还兼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管事的副理事长，就常理说，在这样大是
大非的阶级斗争上，会里当然不能轻易放过我。何况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加温呢！因
此，在这一年冬天（我已被强制劳动），民研会特地为我召开了两天批判会。由于
准备充分，加之某些领导的个人感情因素，其炮火的猛烈，比起北师大，实在有过
之而无不及。批判会散场后，我在那里的职务、权利当然都被取消了。
大家知道，批判还不过是揭发、宣告罪状，让群众看清你的真面目，认识你今
后的身份；接着来的是管制改造。劳动是改造的主要手段，其他还有写日记、交心
等。我一直劳动了好几年。像我这样一向很少从事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现在把书
案改作劳动场地；把习惯的读书、做文章改作体力操作和交代“黑心”，最初确实
很不习惯，也不免有些感到委屈。但是慢慢地也就习惯了，而且在思想上也的确有
些体会，那就是切身领悟到广大劳动人民的辛苦和他们的社会贡献。后来进入“文
化大革命”，被强制劳动的日子更多，劳动强度也更大。这不但对我的思想有所触
发，身体也因之强健了。所以我想，劳动如果作为教育的手段，善意的、适度地去
推行，并不是没有好处的。至于用做强制的、惩罚的手段，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管制期间，除了劳动，还要汇报思想，写改造心得等。另一种工作是为其他
单位的人（也是罪人吧）写历史材料。在那几年中，我不知道为相识的人写过多少
份这类文字，只记得所留的底稿就有厚厚的一大堆。
在上述那段时期里，原来的同事、学生，都不敢上门，就是路上碰头，他们也
不敢招呼，界限是分明的。但也有另外的情形。一个中文系早年毕业的学生，北京
人，每年春节，他都要来问老师身体可好。可见什么事情都有例外，不是冰山上还
有雪莲吗？
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北师大中文系是一个重灾区。教授、副教授被错划
的就有八位。其中如黄药眠、穆木天、启功、李长之等都是学界的知名人士。学生
中间被错划的，据说达四十余人，多数是比较有头脑的，而且由于他们是无名小卒，
所受的处置和因之带来的后果，就比教授们更加严重。他们正当有为之年，却遭到
这种不幸，从民族教育、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损失是不易补偿的。且看我个人的情
况，从1957年夏到1978年领导正式宣布平反，一共二十多年。这正是智力比较成熟
的时期，也是能够为祖国多尽些力量的时期，却因为被“错划”的关系，投闲置散
的日子居多。这种损失，又岂仅限于我本身而已？
二十余年，这绵长的岁月，我所经历的生活道路，委实是坎坷的，精神上所受
的打击也是严重的。但我们是辩证法的信奉者，知道事物的利害往往是两方面的。
上面提到的体力劳动给予我的好处，只是一个例子。其他方面的收获也不算少（当
然这种收获里，有的是出自客观之赐，但更多的是自己在夹缝中奋斗的结果）。我
在此不能不提一提它。正像对那些不幸的灾难的结果，不能完全沉默一样。
首先，由于经历种种挫折、打击以及诋毁、排挤等，我对于社会和人类的认识，
显然更深刻了。这个时期，半由于被迫、半出于自愿，我反复诵读了马、思大师的
一些哲学、历史、社会的论著，因为有了更多的社会、人生经验，这种诵读就能得
到比过去更深入的体会。我曾经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整体地、全面地学；就
是从马克思的为人、理想、治学方法与态度到他的精彩论著，都要结合自己的思想
和行动的实际进行学习。胶柱鼓瑟、寻章摘句的学习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相
背离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海洋，我所学到的只是杯水而已。但我希望我所得到的
是其精髓，而不是片鳞只爪。
这个时期，在学艺上，我虽没有重大收获，但也不是一张白纸。在戴着不光彩
的政治帽子的那段时期，我除了奉命与一位同事共同编注了一部《中国近代教育文
选》（此稿已完成交卷，但在“文革”中被失落了）之外，我还进行了我国近代民
间文艺学史的开荒工作，先后写了几篇论文——《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家》
《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艺见解》等。我国古代文献中，不但保存着比较丰富的
人民口头创作（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民歌、民谣、谚语等），而且还记载着许
多关于民间文学的观点、言论，乃至于出现过长编成册的典籍（例如《江汉丛谈》）。
这方面科学史的整理工作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我只在它的狭小地带内挥了几锄，但
这正是一种奠基性质的工作。
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劳作之余，我购读了一二百种的古今诗集和词集。这不
仅增进了我的诗学知识，也大大深化了我的人生修养（这种修养不是一般的书本知
识所能代替的）。与此同时，那久冷的诗炉，又腾起了煌煌火焰。我先后写作了两
三百首诗词。其中的《花甲杂诗》和《晋南草》两组篇幅较长的诗词作品，既是我
个人生活经历的反映和情怀的抒发，也是我们这个复杂而伟大的时代的部分写真。
它至少是有一定的历史文献意义的。
（选自《人世文丛》，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