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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家饭店的掌柜，素来是男人的职业，但娘儿们也占有一席之地，其自四川
成都的卓文君始。
卖酒也便是压酒，杜工部诗“吴姬压酒劝客尝”，大致那时出卖的酒是新酿
的酒，当中须要经过一道压的工序，立即使酒液流出供客。不过杜甫说的是江南
佳丽，而卓文君却是道地的川妹子，有些不同的。
因此想起久已绝响的酒家女掌柜。抗战时期的上海“孤岛”突然又盛行起女
掌柜来。那时“孤岛”人多，市面繁荣，小酒家小饭店如雨后春笋，家庭妇女们
也不甘寂寞，纷纷开设家庭酒家，当然规模不会大，有的还利用家中余屋开设，
自任掌柜，其中最早的一家，便是锦江饭店。
“八一三”淞沪抗战，到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不久锦江饭店即
在大世界畔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开张，掌柜的即是卓文君的同乡董竹君。初
设时格局真是奇小，仅两开间门面，楼上却有许多仅容一个桌面的小间。董竹君
是位传奇性的人物，其身世和画家潘玉良及张伯驹夫人潘素相似，颇具才华，又
擅交际，和上海新闻界很熟，在未开张前已广为宣传，更有一件使上海人惊奇的
是出现了上海人从未使用过的一次性竹筷，竟使上海人竞以一尝为快。
开张的一晚，我正和一位旧友相逢，便约他到锦江随喜。我请朋友点菜，他
非常客气，不肯点高贵的菜肴，只拣便宜的菜，一是雪菜冬笋，一是干烧鲫鱼。
那时币制尚未贬值，结账上来，光此两菜，便须费十多元，差不多是一席翅席的
价钱，我觉得必有错误，向掌柜询质，回答是并不错，他们的定价是按成都市上
价格标价的，天府之国鱼是罕物，冬笋也是初上市的珍品，不能以上海的市价来
衡量。我无话可说。
锦江以后自然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定价，生意日益兴隆，营业地方实在太狭，
便向西发展，在法国花园的北侧华龙路（今雁荡路）开设分店，以设置隔离的鸳
鸯座作为号召，果然青年男女趋之若鹜，生意鼎盛，扬名一时。
记得建国后有一位领导同志说过，凡是过去曾给党的工作有过帮助的人，党
决不会忘记他们的好处。果然此语并未食言，上海解放不久，锦江首先公私合营，
迁入当时长乐路华懋大楼，董竹君被任为负责人并兼任上海市饮食公司的副主任。
我和董竹君并不熟识，但认得她的一位姓夏的女儿。她在好莱坞学习电影摄
影技术，那时天然彩色电影在中国还刚起步，她回国省亲带了器械来，我便请她
为我工作的工厂拍摄彩色纪录片，此成为广告业的创举。不久她回美，也就没再
通讯了。
最近电视台播放有关董竹君的连续集，我只听说而不曾观看，片中说董竹君
的丈夫是四川的督军，那是不对的，夏先生仅是川军一个师长，不能算大军阀。
和锦江并美的是梅龙镇酒家。它的女掌柜叫吴湄，是《时报》名记者陈万里
的夫人，陈到西南边陲去采访，写《西行艳异记》按日刊载《时报》，不幸在瘴
蛮之乡失踪，未曾生还，吴湄成为未亡人。她在南京西路静安别墅开设一家酒家，
由威海路出入。我一位印刷所朋友的女友在做会计，离我工作地方不远，便由朋
友介绍每天中午去吃客饭，价廉物美，因而认识了吴湄。她交游甚广，家住南昌
路，座客常满，犹似法国的文艺沙龙。她和董竹君相似，也以幽静的小间供共产
党人开会之用，所以解放后梅龙镇的发展及吴湄的地位是和董竹君完全相同的。
梅龙镇由小变大，是经过连续两次失火而越烧越旺，最后在南京西路上站定
脚跟，至今老店还在重华新村内，分店却遍设全市了。
第三家便是洁而精，最先设在旧法租界贝勒路或萨坡赛路的一条里弄内，也
是一位女掌柜主持，卖的是贵州菜，这在上海是独一无二的，最著名的菜是一味
酸辣汤，以豆腐加鸡鸭血烧的，只卖二三毛钱，仅此加饭便可饱餐一顿。现在也
由政府照顾，仍屹立在雁荡路南昌路转角上，规模大多了。但我询问服务员，则
早已不卖黔菜而以川菜为号召，对贵州菜一无所知。
最后一家则是九如，卖的是湖南菜，但不甚辣，跟柳林路上那家老湘菜馆相
去甚远，其掌柜也是位女的，但她可不是湖湘人士而是本地著名世家，她的交游
也很广，多文艺界中人，所以那时多种小报都刊载九如生意鼎盛的情况，很为热
闹。九如地处最闹猛的南京路六合路角上，建筑却十分陈旧，现在早已拆除新建
大楼，而女掌柜因解放后另有高就，便和九如一起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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