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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苏青(4)


  然而她现在似乎是真的有一点疲倦了。事业、恋爱、小孩在身边,母亲在故乡的匪氛中,弟弟在内地生肺病,妹妹也有她的问题,许许多多牵挂。照她这样生命力强烈的人,其实就有再多的拖泥带水也不至于累倒了的,还是因为这些事太零碎,各自成块,缺少统一的感情的缘故。如果可以把恋爱隔开来作为生命的一部,一科,题作“恋爱”,那样的恋爱还是代用品吧?

  苏青同我谈起她的理想生活。丈夫要有男子气概,不是小白脸,人是有架子的,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又还有点落拓不羁。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常常请客,来往的朋友都是谈得来的,女朋友当然也很多,不过都是年纪比她略大两岁,容貌比她略微差一点的,免得麻烦。丈夫的职业性质是常常要有短期的旅行的,那么家庭生活也不至于太刻板无变化。丈夫不在的时候也可以匀出时间来应酬女朋友 (因为到底还是不放心)。偶尔生一场病,朋友都来慰问,带了吃的来,还有花,电话铃声不断。

  绝对不是过份的要求,然而这里面的一种生活空气还是早两年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当然不是说现在没有人住自己的小洋房,天天请客吃饭。——是那种安定时感情。要一个人为她制造整个的社会气氛,的确很难,但这是个性的问题。越是乱世,个性越是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难当然是难找。如果感到时间逼促,那么,真的要说逼促,她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中国人嘴里的“花信年华”,不是已经有迟暮之感了吗?可是我从小看到的,仅有许多三四十岁的美妇人。《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在我原来的想象中决不止三十岁,因为恐怕这一点不能为读者大众所接受,所以把她改成二十八岁(恰巧与苏青同年,后来我发现)。我见到的那些人,当然她们是保养得好,不像现代职业女性的劳苦。有一次我和朋友谈话之中研究出来一条道理,驻颜有术的亥人总是:(一)身体相当好,(二)生活安定,(三)心里不安定。因为不是死心塌地,所以时时注意到自己的体格容貌,知道当心。普通的确是如此。苏青现在是可以生活得很从容的,她的美又是最容易保持的那一种,有轮廓,有神气的。——这一节,都是惹人见笑的话,可是实在很要紧——有几个女人是为了她灵魂的美而被爱。

  我们家的女佣,男人是个不成器的裁缝。然而那一天空袭以后,我在昏夜的马路上遇见他,看他急急忙忙直奔我们的公寓,慰问老婆孩子,倒是感动人的。我把这个告诉苏青,她也说:“是的……”稍稍沉默了一下。逃难起来,她是只有她保护人,没有人保护她的,所以她近来特别地胆小,多幻想,一个惯坏了的小女孩在梦魇的黑暗里。她忽然地会说:“如果炸弹把我的眼睛炸坏了,以后写稿子还得嘴里念出来叫别人记,那多要命呢——”,这不像她平常的为人。心境好—点的话,不论在什么样的患难中,她还是有一种生之烂漫。多遇见患难,于她只有好处;多一点技枝节节,就多开一点花。

  本来我想写一篇文章关于几个古美人,总是写不好。里面提到杨贵妃。杨贵妃一直到她死,三十八岁的时候,唐明皇的爱她,没有一点倦意。我想她决不是单靠着口才和一点狡智,也不是因为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具有肉体美的女人,还是因为她的为人的亲热,热闹。有了钱,就有热闹,这是很普遍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帝王家的富贵,天宝年间的灯节,火树银花,唐明星与妃嫔坐在楼上像神仙,百姓人山人海在楼下参拜;皇亲国戚攒珠嵌宝的车子,路上向里窥探了一下,身上沾的香气经月不散;生活在那样迷离恍憾的戏台上的辉煌里,越是需要一个着实的亲人。所以唐明皇喜欢杨贵纪,因为她于他是一个妻而不是“臣妻”。我们看杨据梅纪争宠的经过,杨把几次和皇帝吵翻了,被逐,回到娘家去,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与历代官阉的阴谋,诡秘森惨的,大不相同。也就是这种地步,使他们亲近人生,使我们千载之下还能够亲近他们。

  杨贵妃的热闹,我想是像一种陶瓷的汤壶,温润如玉的,在脚头,里面的水渐渐冷去的时候,令人感到温柔的倔帐。苏青却是个红泥小火炉,有它自己独立的火,看得见红焰焰的光,听得见哗栗剥落的爆炸,可是比较难伺候,添煤添柴,烟气呛人。我又想起胡金人的一幅画,画着个老女仆,伸手向火。惨淡的隆冬的色调,灰褐,紫褐。她弯腰坐着,庞大的人把小小的火炉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围裙底下,她身上各处都发出凄凄的冷气,就像要把火炉吹灭了。由此我想到苏青。整个的社会到苏青那里去取暖,扑出—阵阵的冷风——真是寒冷的天气呀,从来没这么冷过!

  所以我同苏青谈话,到后来常常有点恋恋不舍的。为什么这样,以前我一直不明白。她可是要抱怨:“你是一句爽气话也没有的!甚至于我说出话来你都不一定立刻听得懂。”那一半是因为方言的关系,但我也实在是迟钝。我抱歉地笑着说:“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呢?可是你知道,只要有多一点的时间,随便你说什么我都能够懂得的。”她说:“是的。我知道……你能够完全懂得的。不过,女朋友至多只能够懂得,要是男朋友能够安慰。”她这一类的隽语,向来是听上去有点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是结实的真实。

  常常她有精彩的议论,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写下来呢?”她却睁大了眼睛,很诧异似地,把脸色正了一正,说:“这个怎么可以写呢?”然而她过后也许想着,张爱玲说可以写,大约不至于触犯了非札勿视的人们,因为,隔不了多少天,这一节意见还是在她的文章里出现了。这我觉得很荣幸。

  她看到这篇文章,指出几节来说:“这句话说得有道理。”我笑起来了:“是你自己说的呀——当然你觉得有道理了!”关于进取心,她说:“是的,总觉得要向上,向上,虽然很朦胧,究竟怎样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我说:“我想是有的。可是最侠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她叹息,说:“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

  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服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着:“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障。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然而我把这些话来对苏青说,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着我,一面听,一面想:“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一看见她那样的眼色,我就说不下去,笑了。

  (原刊1945年4月《天地》月刊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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