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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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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来!” “谁晓得他们?”新郎咕噜着,低下头来扯扯身上挂的红绸带子,望着那颗绣球作自嘲的微笑。 终于有人低声叫着“来了来了。”孩子们都往外跑。大门口放了一通鞭炮。银娣在楼上陪客,也下来了。没叫小堂名,呜哩呜哩吹着,倒像租界上的苏格兰兵操兵。军乐队也嫌俗气,不比出殡。索性没有音乐。 人堆里终于瞥见新娘子,现在喜娘也免了,由女家两个女眷搀着,一身大红绣花细腰短袄长裙,高高的个子,薄薄的肩膀,似乎身段还秀气。头上顶着一方红布,是较原始时代的遗风,廉价的布染出来,比大红缎子衣裙颜色暗些,发黑。那块布不大,披到下颏底下,往外撅着,斧头式的侧影,像个怪物的大头,在玉熹看来格外心惊。 新娘子进了洞房坐在床上,有个表嫂把他拉到床前,递了根小秤给他。他先装胡涂,拿着不知道干甚么,逗大家笑,然后无可奈何地表演一下,用秤杆挑掉盖头。 闹房的突然寂静下来,连看热闹的孩子们都噤住了。凤冠下面低着头,尖尖的一张脸,小眼睛一条缝,一张大嘴,厚嘴唇底下看不见下颏。他早已一转身,正要交还秤杆走开了,又被那表嫂叫住了。 “盖头丢到床顶上。丢得高点!高点!” 他挑着那块布一撩撩上去,转身就走。但是新娘子不得不坐在那里整天展览着。 银娣一有机会跟儿子说句话,就低声叫“嗳呀!新娘子怎么这么丑?这怎么办?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新娘子到她房里来,低声叫声“妈,”喉咙粗嗄,像个伤风的男人,是小时候害过一场大病以后嗓子就哑了。 “倒像是吃糠长大的,”银娣背后说。她对亲戚说,“我们新娘子的嘴唇,切切倒有一大碟子。” 玉熹倒还镇静,彷佛很看得开,反正他结婚不过是替家里尽责任。其实心里怎么不恨?从小总像是他不如人,这时候又娶了这么个太太。当然要怪他母亲,但是家里来了个外人,母子俩敌忾同仇,反而更亲密起来,常在烟榻上唧唧哝哝,也幸而他们还笑得出。算他们上了无为州冯家的当。好比两族械斗或者两省打仗,他是前线的外国新闻记者,特殊身分,到处去得,一一报告。他讲起堂子里人很有保留,现在亟于撇清,表示他与这女人毫无感情,所以甚么都肯说。 新娘子也有点知道,每天早上到银娣房里来,一点笑容也没有,粗声叫声妈。她梳个扁扁的S头,额前飘着几丝前浏海,穿着一色的薄呢短袄长裙,高领子,细腰,是前几年时行的,淡装素抹,自己知道相貌不好,总是板板的,老老实实,不像别的女孩子怕难为情。老气横秋,银娣背后说,没看见过这样的新娘子。 她一天到晚跟她找碴子。三十年媳妇三十年婆,反正每一个女人都轮得到。没有一天不出事,玉熹少奶奶常常回到房里去哭。玉熹有时候也偷偷地安慰她,但是背后又跟他母亲讲她。他和他母亲像是多年的好朋友,他自己结了婚,势不能不满足对方的好奇心,一半也是忍不住夸口,而她总是闲闲的,彷佛无所不知,使他不感到顾忌。 他又出去蹓了,借口躲家里的口舌是非。她盘问得相当紧,至少知道他现在是“独蹓”,没跟三爷在一起。但是她仍旧扣着他的钱。他在堂子里摆不出架势来,讲起堂子里人总是酸溜溜的带着讽刺的口吻,当然也是迎合他母亲的心理。但是日子久了,他成绩还不错,他学了一口上海话——到底他母亲是本地人——在那种场合混着,不讨人厌,而且究竟年轻占便宜,一个少爷家,又会陪小心,没有少爷架子。他并没有着迷,从来没说要娶回家来的话。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叫他母亲得意:不要看他年纪轻轻的没有经验,玩得比大爷三爷精明,强爷胜祖,他们这些人哪一个不迷恋长三书寓?他是她驻在敌国的一个代表,居然不替她丢脸。 “熹哥哥坏,”现在他的堂表姊妹都这样说。 “怎么坏?” 那一个别过头去,不耐烦地吭了一声,似乎不屑回答。“还不是嫖?”低低地咕噜了一声。 堂子里现在只有老年人去,或是旧式生意人,所以不但坏,而且不时髦。下次她们看见了他,不免用异样的眼光多看了他一眼,在他旧式的外表下似乎潜伏着一种阴森的罪恶感,像她们小说里读到的内地大少爷,无恶不做。他站在桌子旁边,个子矮小的人有一种特殊的稳重,穿着藏青绸袍子,现在不戴眼镜了,苍白的小白脸,头发梳得光溜溜的中间分着。她们招呼他一声,他只朝她们的方向很快地点个头,正眼也不看她们,还是照从前的规矩。对他母亲唯唯诺诺,而在他眼睛背后有一种讽刺的微笑。他母亲当着人从来不理他的,只偶尔低声发句命令,眼睛望着别处,与对媳妇一样。 是阴历新年。正月里拜年的人来人往,时髦小姐们都是波浪形的头发贴紧在头上,只穿一件薄薄的夹袍子,磕了头马上又穿上大衣,把两只手插在皮领子底下渥着。 “在二婶那儿冻死了,”她们在别处一见面就抱怨,“这么冷的天,都不装个火炉。” “有人说他们的莲子茶撤下去拿给别人吃,恶心死了。” “真怕上他们那儿去。二婶说的那些话,都气死了!”噘着嘴腻声拖长了声音。 “这回又说甚么?” “还不是她那一套?”无论怎么问也不肯说。 “熹嫂嫂真可怜,站在楼梯口剥莲子,手上冻疮破了,还泡在凉水里。问她为甚么不叫佣人剥,吓死了,叫我别说,‘妈生气。’” 楼梯口搁着一张有裂缝的朱漆小橱,莲子浸在一碗水里,玉熹少奶奶个子高,低着颈子老站在那里剥。大房的二小姐搬了张椅子出来叫她坐,她无论如何不肯坐。房门开着,里面看得见。 银娣这一向生病,刚起来,坐在床上,人整个小了一圈,穿着一套旧黑哔叽袄袴,床上挂着灰色的白布帐子。那张四柱铁床独据一方靠墙摆在正中,显得奇小。她说话也有气无力的,客人坐得远,简直听不见,都不得不提高了喉咙。 “你怎么啦,二太太?”大奶奶用打趣的口吻大声问,像和耳朵聋的老太太说话,不嫌重复。 “怎么不舒服啊?怎么搞的?” “咳,大太太,我这病都是气出来的呵。” “怎么啦?你从前闹胃气疼,这不是气疼吧?找大夫看了没有?”她不说是媳妇气的,别人也只好装迷糊。 “害了一冬天了,看我瘦得这样。大太太你发福了。” “肥了。”娇小的大奶奶现在胖得圆滚滚的,十足是个官太太。 “这才是个福太太的样子。” “你福气呃,你好。可怎么娇滴滴起来了?怎么搞的?” 亲戚们早已诊断她的病是吃菜太咸,吃出来的,和她儿子长不高是一个缘故。她家的菜出名的咸,据说是为了省菜,其实也很少有人尝到。家里有事总是叫北方馆子的特价酒席,才八块钱一桌。平常从来不留人吃饭,只有她过生日那天有一桌点心,大家如果刚巧赶上了,就被让到外间坐席。她站在大红桌布前面,逐个分布粗糙的寿桃,眼睛严厉地钉在自己筷子头上,不望着人,不管是大人小孩子,她不能不给,他们也不能不吃。 今年过年,她留下几个女眷打牌。她那天精神还好。玉熹少奶奶进来回话,又出去了。 “你不要看我们少奶奶死板板的那样子,”她在牌桌上说,“她一看见玉熹就要去上马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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