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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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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爱玲说:“三十二年指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却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平襟亚话说得也很硬,说一共领取了7期的稿费,都有张爱玲的收据在:“当时曾搜集到张小姐每次取款证据收条与回单。,汇粘一册……物证尚在,还希张小姐前来查验,倘有诬陷张小姐处,愿受法律裁制,并刊登各大报广告不论若干次向张小姐道歉。” 该文还附了稿费清单,笔笔清楚。特别是有异议的第一次预支的2000元,“秋翁”先生写明,是“永丰银行支票,银行有账可以查对”。 在发表两方声明的同时,钱公侠做了和事佬,以编者身份称:“深信此一千元决为某一方面之误记,而非图赖或有意为难,希望此一桩公案从此不了了之,彼此勿存芥蒂。” 这笔“灰色钞票”,张爱玲到底拿了还是没拿,当时就这么以糊涂官司收场。 在“争吵”中,张爱玲的文章题目很冲,可见火气很大,除了对秋翁小题大做有气外,估计也是对《万象》登载了“迅雨”的文章耿耿于怀。 平襟亚也是有气难消,后来有刊物约请10位文人写一篇“接力”小说,题目为《红叶》,轮到平襟亚,他便借题发挥,写了一对年轻夫妇在自家园中观赏花树。那女子忽发奇想,问老园丁:“这里有没有狐仙?”老园丁答:“这里是没有的,而某家园中,每逢月夜,时常出现一妖狐,对月儿焚香拜祷,香焚了一炉,又焚一炉,一炉一炉地焚着。直到最后,竟修炼成功,幻为婵娟美女,出来迷人……”所指再明白不过。 “灰钿事件”后来经人考证,曲在张爱玲,直在平老板,大概是张爱玲少年时“我忘了”的毛病又犯了。不过至今也有一些“张传”作家坚信张爱玲无辜,认为她“平白无故地受了平襟亚的信口雌黄的诬蔑”。 当此大红大紫之时,忽然受到这许多“攻击”,张爱玲虽还不至于睚眦必报,但也一句软话没说。她生性冷傲,现在更不管是什么大人物,都一概回敬了过去。 不过,此期间也有两件事,可说明她并非一味地“冷”或“傲”,知遇之恩,她还是念念不忘的。 张爱玲的中学老师汪宏声,于1944年12月,在《语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长文《记张爱玲》,回忆中学时代张爱玲的趣事种种。文字浅白,但深情可感。 就在这期杂志还在印刷时,张爱玲在路上偶遇《语林》主编钱公侠。钱主编告诉了她此事。 张爱玲等不及杂志付印,立即跟钱主编去印刷厂看了清样。看后“万感交集”,特地写了一大段话作为该文的“附记”,称“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个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 张爱玲平生不大“尊师”,直接对老师进行正面评价的,唯此一例。 可惜,这位仁厚的汪宏声老师,后来竟不知所终。 另一件事,是柯灵曾两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张爱玲主动施予援救。 柯灵被捕的原因,是由于“文字狱”。日本宪兵队发现柯灵接办之后的《万象》上,经常以曲折、暗示的方式,揭露日军在各地的暴行。比如,其中一个游记栏目叫“屐痕处处”,这个“屐”,就是日本人爱穿的木拖鞋,暗喻日军铁蹄到处践踏。 宪兵队先是在1944年6月把柯灵抓进去了一个星期,因“查无实据”不得不放了;后来到1945年6月又抓了一次,并迫使《万象》停刊。 当柯灵第二次被捕时,张爱玲闻知,觉得不能坐视,带着胡兰成一同去柯灵家询问了情况;而后,又由胡兰成出面,去向日本宪兵队打招呼,要他们能释放则释放。 柯灵脱险后,回到家中,见到张爱玲留下的字条,知道是她来问过了此事,不禁感动异常,立即用文言写了一个表示感谢的短笺,寄给张爱玲。柯灵后来回忆,这个短笺“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见《遥寄张爱玲》。 这事有胡兰成参与,柯灵却一直不知道,直到40年后,柯灵在读《今生今世》时,看到有这一节,才恍然大悟,一时竟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 在《小团圆》里,关于这件事的叙述,则与我们已知的相距甚远。《小团圆》里,也有一段胡兰成从宪兵队里救出一位编辑荀桦的情节,可是荀桦被释放后,是曾经三次到过张爱玲家登门道谢的。对这个人物的言行,也描写得比较不堪。 因此这个“荀桦”的原型究竟是谁,有待考证。 在张爱玲的散文《更衣记》里,有个很别致的结尾:“……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笔者注:甜玉米秸秆。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她在1943年底写的这段话,写尽了属于她的1944年—— 绚烂恣肆,不守常规,飞扬高张,惊世骇俗! 她一点没有意识到,她的创作力正在衰退;更没意识到,胡兰成介入她的生活,会给她带来怎样的危险! 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到了1944年底,正合着中国一句“盛极而衰”的老话,张爱玲万没料到的转折发生了。 她很快就再也不能这样痛快地“撒手”了! 1944年底,汪精卫因枪伤复发不治,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南京伪政府一片哀鸣。大小汉奸们都知道,路已经走不多远了。 不甘寂寞的胡兰成,在池田的斡旋下,于当年11月前往武汉,接手主持《大楚报》。同时还带去了三个人,一个沈启无,任副社长;一个关永吉,为总编辑;一个潘龙潜,为编撰主任。 这次他关注的,其实并不是新闻事业,而是打算在日军势力扶植下,成立一个有别于南京伪政府的傀儡政权“大楚国”,再办一个军政学校,以备在将来时局变化时,占一个山头,捞一笔政治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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