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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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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他返回家乡,发妻唐玉凤恰在此时去世,家中无力下葬。他四处苦苦告贷,竟求助无门,最后在干妈那里借得60元,还招来一通奚落和鄙夷。此事对他刺激甚深,从此放弃了任何正义感,一心只想向上爬。 他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不仁!” 如此冷血的人,日后在政治上的表现种种,也就可以索解了。 之后,他又南下广西,辗转于南宁、百色、柳州,做了5年的中学教师。此间他不安于三尺讲台,常有大言,写东西也爱用“兵气”、“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等等字样,显是以刘伯温、李善长一类人物为楷模,要在乱世里做个摇羽毛扇的人。 1936年,“两广事件”发生,广西的桂系第七军发动兵谏,要求中央政府抗日。胡兰成受第七军军长廖磊之聘,兼办《柳州日报》,在报纸上发表鼓吹兵谏的文章,开始崭露“政论一支笔”的头角,引起各方注意。 可是,“两广事件”旋即受挫,胡兰成脱不了干系,被抓到桂林第四集团军司令部,受军法审判,监禁了一月有余。后来因白崇禧惜才,才没有再为难他,给了他500元,算是礼送出境。 没想到,这次的文字贾祸,反而给他带来更大的“上行空间”。当时,具有汪派背景的《中华日报》邀他为撰稿人,他便奔赴上海就职。不久,他有两篇经济文章被日本《大陆新报》译载。这一来,引起汪系高度重视,遂将他擢升为《中华日报》的总主笔。 自此他成了汪系的干将,且日益扶摇直上,再回首乡村“惨绿少年”的种种,则如同隔世。 沪战爆发后,汪系将他调到香港的《南华日报》任总主笔,以笔名“流沙”撰写社论,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卖国高论《战难,和亦不易》。 不过,此时胡兰成的名气虽大,却无任何政治实力,经济收入也很可怜,月薪只有区区60元。 就在他弹铗抱怨之时,机会又来了! 汪精卫这时,叛国已是箭在弦上,急欲组织伪政府,有意延揽胡兰成做他的“文胆”。他通过亲汪的《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从中引线,派亲信陈春圃带了亲笔字条给胡兰成:“兹派春圃同志代表汪兆铭向胡兰成先生致意。”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不久后来到香港,也想顺便一见胡兰成。经打听,方知胡兰成月薪微薄,生活艰难,且患有严重眼疾,无法面见“夫人”。陈璧君严厉斥责林柏生埋没人才,亲自将胡兰成的月薪,由60元一下加到360元,还附送了2000元的“保密费”。 对这些笼络,胡兰成心领神会,欣然受之。自此,正式上了汪记贼船。 这以后,汪精卫开始鼓吹“和平运动”,最需要的是吹鼓手,胡兰成的地位随之急剧上升。《中华日报》专门成立了社论委员会,为汪伪宣传定调。委员会主席是汪逆本人,总主笔是胡兰成,他手下的一批撰述,个个都是“名流”,有周佛海、陶希圣、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等。 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政务次长”、“行政院法制局局长”,还短暂地担任过汪精卫的侍从秘书,可直接向汪本人进言。汪很赏识他,呼为“兰成先生”,常向他“殷殷垂询”。 其时,他俨然是汪精卫嫡系“公馆派”中的栋梁,在汪政府中的位置,要远远高于著名“文胆”陈布雷在蒋介石那里的分量。 他直把汪伪当做“新朝”,以“布衣卿相”而沾沾自喜,在上世纪70年代写《今生今世》时,还津津乐道于“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的荣耀。 他这一生,颇多荒谬。最为荒谬的,是他自己后来曾说,解放初一度化名留在大陆,还差一点经梁漱溟引介去见毛泽东。 到1980年代初,在邓小平访问美、日之后,他还在日本写了一封致邓小平的万言书,纵论天下大势、中西文明优劣和中国经济问题,洋洋洒洒一大篇“之乎者也”——当然不会有人理睬他。 不过,当时胡兰成在汪伪政府里的好日子,并不持久。傀儡政府成立后,造舆论就不是最重要的了,他的地位自然下降。加之胡一贯恃才傲物,得罪人甚多,渐渐地,也不讨汪精卫的喜欢了,至1943年,实际上已被冷落。 他这个人,坐不得冷板凳,旋即通过日本使馆的官员清水、池田笃纪,与日本军界对战争前景不乐观的少壮派频繁接触,又把他攻击汪伪、预言日本必败的文章翻译成日文发表,引起了一些日本军人的瞩目。 此时,汪精卫因日军在战场上已渐露战败之象,与日本人正在互相猜疑之间,见这些文章发表,也不知是什么来头,大为紧张。大概是怕日本人“换马”吧,汪精卫一怒之下,将胡兰成逮了起来。 胡兰成入狱后,一度绝望,以为此番性命将不保。后来在日本军人的强力干预下,方获释放。 他与张爱玲的相识,就在这之后不久。那时,他行动尚不自由,正在南京的家里休养。 顺便提一句,遇见张爱玲的时候,胡兰成是“已婚”状态,第二任妻子全慧文,是个教师。这段婚姻尚未了,又有第三个女人应英娣在身边。英娣原是上海百乐门当红歌女,艺名小白云一说为小白杨。,算是胡的姨太太,一如今日之“二奶”。 胡兰成与张爱玲的“迎头相撞”,并非偶然。在此之前,彼此就已耳闻对方大名。 而且在张爱玲这一方面,实际上距胡兰成要更近一些。 彼时苏青很推崇胡兰成,听说胡被拘捕,就跑到周佛海家,去为胡兰成说情。陪她一起去的,就是张爱玲。 周佛海是汪伪政府中与“公馆派”相抗衡的另一派势力,对胡兰成早就嫉恨在心,所以这次说情是不可能有效果的。不过张爱玲此行倒是很不寻常,她平日是根本不可能做这类事的,即使这次是个陪伴,也说明她对胡兰成的才名起码是认可的。 这时的胡兰成,并不知世上还有个张爱玲。他热衷仕途,不好文艺,对走红了一年多的女作家张爱玲毫无所知。 命运之枢,打开在1944年1月24日。 这是旧历的除夕,胡兰成刚出狱,有关方面不许他与外人接触,即使是旧历新年,他也只能带着妻小,以及他的画家朋友胡金人、殷萱夫妇去逛夫子庙而已。 这天,胡兰成在南京石婆巷20号家中闲得无事,见有一位叫冯和仪的主编给他寄了两本《天地》杂志来。他本无心浏览,但又觉得“冯和仪”这名字好,便在院子里的草地上,搬了一把藤椅坐下,晒着冬日的太阳,翻开杂志读起了发刊辞。 这一读,才知道,这冯和仪的笔名叫苏青,是个女文人。他心想:“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 接着又翻,在第2期上看到了《封锁》,看看作者的名字,叫张爱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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