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写在心中的诗 队部在初战告捷之后,又乘胜追击。有一天,全队在宿舍附近的农田里干活 儿。临近中午收工之际,队长突然宣布:中午由伙房送饭来吃,饭票晚上统一收。 饭后就在工地休息,不许回宿舍去。 不久之后送饭的小车就推来了。饭菜非常简单:每人一律三个馒头、一块咸 菜,这样,就可以不必使用碗筷;要喝水,反正有共用的水舀子。 既然离宿舍这样近,为什么不让回去吃饭?为什么事先不通知带碗筷和饭票? 很快就有人根据情况作出了分析:刘佛生等四个“积极分子”今天没有随队 出工,一定是队长带着他们在宿舍里进行突击搜查! 刘佛生是我们第四组的学习组长,但因为他兼任中队宣传员,大家出工他被 留在队里写写黑板报或标语什么的,是常有的事儿,开头谁也没注意;但是中队 里一下子留下四个“积极分子”的事儿却不多,何况今天又有这样的“异常举措” 呢? 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我没有私藏武器,也没有写过什么“反动日记”,但 我在几年前写过一首诗,是写在一个本子上的。我暗暗叫苦:如果真的进行搜查, 我的这首诗一定会被搜走并被扣上强加的罪名。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六神无 主,但又不敢露出焦急的神情来,只能在心里盘算:万一小本子被搜走了,队部 找我谈话的时候,想个什么主意遮掩过去才好。这时候,我恨不得能分身插翅飞 回宿舍,抢先把我的小本子收藏起来。 下午收工回到宿舍,果然房间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所有大大小小的包袱都被 打开了,有的人用锁锁着的小箱子,也被野蛮地撬开,杂七杂八的东西摊得满炕 都是。大家噘着嘴刚草草地收拾了一下,买饭的哨子就吹响了。按规定,教养小 队的人要以小组为单位到伙房门口去排队买饭的。我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 刚到伙房门口,就佯称忘了带饭票,跑回宿舍去拿。这时候宿舍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抓紧时间赶紧翻开铺盖寻找我的小本子。这本子,我一直压在枕头底下的,现 在是怎么也找不着了。我的心凉了一半儿。 买饭回来,各人坐在炕头闷声不响地吃饭。尽管我不知道吞进嘴里的东西究 竟是什么滋味儿,但我必须尽量装得镇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不然, 就是我心中有鬼了。我一边味同嚼蜡地吃着饭,一边偷眼去看刘佛生,只见他那 双老是眯着的三角眼,正在不怀好意地瞟着我,嘴角分明还带着一丝冷笑,意思 似乎是在说:“我看你还能稳多久?” 我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罐,酸甜苦辣咸,一齐涌上来。再一想,又后悔自己 太大意了,其实汪介尘早就提醒过我,要我把“碍眼”的东西及时处理掉。可我 那时候偏偏没有想起这首诗来。现在小本子已经落到了队长手里,真应了中国的 一句古话,叫做“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了。当时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话: “思想是气体,言论是液体,文字是固体”,说的就是“想想不要紧,说说有被 揭发的危险,可千万不要授人以柄,白纸上落黑字呀”。既然我已经形诸于文字, 想不承认是不行的了。该怎么办呢?是主动检讨?还是先置之不理? 我终于拿定了主意:事已至此,悔之已晚,哪怕我跪下求饶,也没有用,队 长也和红卫兵一样,是不会大发慈悲之心的。本子既然已经被他们搜走,事情该 怎么办就得怎么办。我也琢磨透了:我越软弱,他们就越认为我可欺。反正我写 的是诗,不是什么宣言,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解释。是我写的诗,至少应该 先听我的解释。强加于我的,给他个一概不承认! 李泰伦就因为在小本本儿上写了许多诗,被积极分子发现并汇报了,他因此 进了禁闭室。但他咬定了这不是他写的,而是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写的,他在上大 学的时候在报刊上看见,因喜爱而抄录下来,如此而已。问他甚么报刊,则说忘 记了。尽管关的时间很长,因他死咬住“口供不变”,最后也是不了了之,放了 出来算完事。他的经验,值得汲取。 那首诗写了些什么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到了三余庄以后,我先是被编在另一个小组,组长是郑光第。他是浙江象山 人,北大学生,有过一个女朋友,1957年他划右派以后,和他“划清界线”了。 但他对“右派分子只要改造好了还可以回到人民队伍,还有光明前途”的说法深 信不疑,认为通过努力劳动积极改造就可以摘掉帽子,摘了帽子就算是回到了人 民队伍,就可以恢复过去的地位和生活。 那时候我就曾经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这种想法前半段符合实际,即表现好的 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由第十八层地狱升到第十七层;但在领导的心目中,就像历 史反革命一样,你将永远是个“历史右派”,永远被打入另册。所谓党内右派改 造好了还可以回到党里来,最多不过树立几个典型来表明党对右派的宽大,鼓励 党内外右派继续改造而已,决不会普遍实行。回到人民队伍,则永远是可望而不 可及的。总之,右派就像封建社会失去贞操的妇女,无论你怎样忏悔、改过、赎 罪,也永远有污点,永远得不到宽恕,除了死去重新投胎以外决无第二条路可走。 但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我的话,不少人认定自己“犯罪”的根源在于没有听信党 组织的话,以后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坚信党的改造政策和党组织所说的一切。他 们把我的“反动观点”汇报上去,得了教训以后,我就不轻易对人说了,自然也 不曾对郑光第说过。 郑光第为了和昔日的女友重温旧好,努力改造,干活儿简直像拼命,带伤带 病也坚持苦干,终于在六三年按期摘了右派帽子,从劳教队搬到了就业队。就业 人员是人民还是敌人?摘帽右派是公民还是国民?他和其他就业人员、摘帽右派 一样,自作多情地认为理所当然地属于前者。于是他兴冲冲地找到过去的女朋友, 说明来意。其结局自然不出当日的我和今日的读者所料。至于那不知该属于悲剧 还是属于“喜剧”的场面细节,郑光第不愿对别人细说,也只好留给读者去猜想 了。 转眼到了国庆节,照他想:虽然我不能像过去那样穿着节日盛装参加游行队 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了,晚上进城去看看烟火总可以吧? 这自然只是他的主观愿望。他不知道,每逢五一、国庆以及外国贵宾莅临首都, 各单位的“暗管”分子、“内控”分子和街道上各种有问题的人,都早已被严加 监督,更不必说彰彰在目的牛鬼蛇神了。队部对他提出的这种忘了自己姓什么的 妄求也不婉言相劝,干脆有话直说,免得以后再来啰嗦。现在我想当时如果队部 对他好言相慰,说明摘掉帽子只是走了改造的第一步,今后只要再如何如何就可 以完成“由右派到人民的转变”,也许他还会鼓起勇气走上那无尽头长征的第二 步的。然而就业队的队长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不是什么春风化雨的思想 教育工作者。个把牛鬼蛇神,算得了什么?何况是个沉溺于反动幻想而执迷不悟 的家伙! 国庆之夜,郑光第溜进了北京城,正当天安门广场上火树银花不夜天,革命 群众载歌载舞,彻夜狂欢之际,他在风景秀丽的北海公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必须说明一句:那时候的北海公园,一者因为属于“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 二者因为江青的死党们需要找个清静的地方密谋策划,“文革”初期就关门大吉, 不对外开放了。所以估计郑光第是从北海大桥上跳下去的。当时北海大桥只有一 米高的石栏杆,由于在这里“自绝于人民”的人太多,现在已经改建成铁栏杆并 加高,想跳也跳不成了也。 死讯传来,人们开始震惊、叹息;事过境迁,又逐渐淡忘了。想争取有个较 好前途的,仍然在争取;存有幻想的,仍然用幻想安慰自己,免得失掉活下去的 意义。在无可奈何中,且让渺茫的希望继续掩饰自己因求生的本能、因对死亡的 恐惧而苟延残喘吧。 听到郑光第死于非命的消息,我的心情也很沉重。其实我和他相处不久,接 触并不多,更没有推心置腹地谈过什么,说不上是朋友。但当时我想了很多,感 慨万千,要说的话汹涌而出,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几乎未加思索,就写下 了一首诗。由于原稿被抄,至今没有下落,仅凭记忆,大致如下: 写在心中的诗 你死了,我……羡慕你, 从此,你再也听不见 那恶毒的咒骂和刺耳的吼叫, 你再也不必担心 那饥饿的手会紧紧地扼住你的咽喉。 灼热的阳光 再也不会烤焦你的背, 刺骨的寒风 再也不会扎痛你的脸,咬烂你的手。 肩头不会再出现勒红的印痕, 腰也不会酸痛得直不起来。 再也没有人用恶狠狠的目光 和鄙夷的冷笑抽打你。 你终于得到了宁静和休息, 那是对于终生苦役的报答。 你是渺小的, 在屈辱中活下来, 又在屈辱中死去。 当你的苦汁滴在土上还未晒干时, 你已被苦难的人们忘记, 也被制造苦难的人们忘记。 但是,谁肯相信 在那弯曲的背影里, 在破烂的衣衫下面, 也有一个人的灵魂? 你在悬崖上拼命地爬呀爬呀, 爬向云雾遮盖的山尖, 终于看见了 那山尖,只不过是坟墓。 于是茫然地松开了握住荆棘的手…… 谁肯相信, 你也有自己的感情, 这样一个奴隶! 你可知道 那横亘在你们中间的冰山 也早已冷却了少女热烈的心? 那湖水是多么透明,多么透明呵! 那里有美好的回忆 有过去的身影, 什么都清清楚楚,都还和过去一样。 现在,湖水变得温暖了, 冰冷的湖水,变得温暖了…… 湖水散开了,又合拢来, 掩盖了最后的悲哀。 我的笔,你在哪里? 我的纸,你在哪里? 我的泪,你向哪里流? 我没有写,没有写,我不能写, 这是一首写在心里的诗呵! 只能永远永远地写在心里。 最后三段记不确切了,和被抄没的原件相比,字句上肯定有些出入,但大意 是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