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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一辈子都既有顺当的巧遇，有时也难免会陷入尴尬的境地，窘得抬不起头来，可事过境迁，回想起来，又会感到可笑，甚至会拿自己开心。 我就常记起自己第一回吃西餐闹的笑话。 那好像是在1918年左右。那时，我的四堂兄还没娶美国嫂子。当时他正在教一个姓孟罗的英国人汉语。一天，孟罗请他吃饭，为了让我见见世面，他把我也带去了。 记得那天孟罗先请我们看一场电影，是在长安街平安电影院。那是我头一回看电影。可能是卓别林的片子，因为至今还记得他那能上下耸动的小胡子，不跟脚的鞋子和手里不断耍着的拐棍儿。 带我去吃西餐，四堂兄是为了让我长见识，他万没料到我会让他大丢其脸。 第一道上汤，还算顺利。反正我记住事前嘱咐的：调羹可别碰汤盆。真正的魔难是第二道正菜：端上一盘炸得焦焦的牛排。这回我得过刀叉关了。 四堂兄大约也估计到我这一关不好过，事先便叮嘱我务必要看着他的动作，我只要照样模仿就是了。 于是，我也照他那样右手持刀，左手拿叉。看他先用叉子按住牛排，然后用刀一切，再用叉子往嘴里一送，就成了。 谁料到我那块牛排硬是不听话，按也按不住，切更切不开。眼睁睁地看到主人和四堂兄的牛排都入了口，我这块还动弹不了。我意识到四堂兄也在替我着急。 于是，我使劲切了一刀。 糟啦！牛排不但滑出了盘子，而且仿佛长了翅膀般地溜出桌边，落在地上了。 我急得快哭了出来。 主人同情地含笑望着这一戏剧性事态，可四堂兄涨红了脸，狠狠地瞪着我。我呢，真是丧了魂，正要猫腰去把飞肉抬起，四堂兄用汉语狼狈地训斥我：“别动！” 我从声调中听出他的怒气。 孟罗其实例并不在意。他从面前的大盘子里又给我补了一块，还说着安慰的话。 但我实在怕这第二块牛排也会长出翅膀，就噙着泪水朝它发怔。 饭后辞出之后，四堂兄一路无可奈何地叹着气，朝我悻悻地说了声： “废物，真丢人！” 英国人好客。尤其在大学里，每个星期总得赴几次茶会。时而还会有人邀去度周末。我去过两趟福斯特在赛拉郡的家，看到他多么孝母。老诗人罗伯特·特莱威林的家更去过多次，常同他那位早年侨居过印尼的荷兰夫人在林中散步，从这种周末领会到英国传统家庭的风貌。我尤其喜欢听他们饭后的朗诵。有时是选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脍炙人口的小说，如《简爱》，有时是著名诗篇。记得福斯特曾绘声绘色地朗诵过T．S．艾略特一首描绘猫的诗，他把猫形容得活灵活现，逗得大家（尤其他那位老母）笑得前仰后合。 一回，福斯特在他那改良俱乐部里为我介绍一位在英国中部诺丁汉大学教哲学的朋友，后来那人写信来约我去他那里度周末。旅英七载，我应邀去友人家度过上百次的周末，惟独他那次最使我难以忘怀。老实说，如今回忆起来我还有些冒冷汗。 那位教授像福斯特一样，是位老光棍，可他有一别致的伴侣。一进客厅他就为我介绍了，是一只老鹰，名字叫托姆。 他指了指我，煞有介事地对托姆说，这是从东方礼仪之邦来的客人，你可不许撒野！托姆好像挺懂事，朝我张了张翅膀，伸了伸脖子，似乎还点了点头。 老实说，当时我心里一点也不踏实，生怕它朝我扑过来，用它那锥子般的尖嘴啄上我两口。 还好。它大概明白这是主人的贵客，只用它那黄中透绿的眼睛朝我眨了眨，像是在打量，在端详，在决定值不值得欢迎我。 用晚餐时，我万没有料到老鹰也入了席，而且踞在我和主人之间。主人见我神色紧张，就赶忙向我保证说，我家的托姆最懂规矩，它天天跟我一道吃饭。 我实在放心不下。我想起上初中的时候，一位体育教员曾爬到操场那棵大榆树上，想捉一只在树桠中间落脚的老鹰，结果给老鹰啄得满胳膊是血。 我那时真怕它一兴奋，朝我扑过来。 可托姆确实懂事。当我用刀叉切着盘子里那块牛排时，它也在它那盘子上一口口地啄蛋黄。每啄上一口，还歪歪脖子朝我望望。 主人留意到我有多么紧张，就赶忙解释说，它是在表示友好。然后又提高嗓门对老鹰说，这是从中国来的贵客。然后又转过头来问中国可有老鹰？我说，在动物园大铁笼子里见过。他听了不禁咂了两声，说大铁笼子太不舒服了。然后朝老鹰说，你愿意关在大铁笼子里吗？ 老鹰歪过头来朝他眨了眨眼，又仰了仰脖子，仿佛在考虑怎么回答。 主人似乎有所领会地说：“我们的托姆不喜欢关在笼子里。”可我心里说，那同关在这屋子里又有什么区别！ 我们每上一道菜，托姆的盘子里就也换个样儿。一下是玉米粒，一下是青菜或剁碎了的生肉。它一边啄，一边朝我们主客二人望望。 我呢，一边吃着一边担心思，巴望这顿古怪的与老鹰的共餐早点结束，而且能平平安安地、不挨一下啄就散席。 原以为饭后饮咖啡时会把老鹰请走，不然。主人又把它安置在一把扶手椅上，仆人随后端来一只盆子，里面是像牛奶一样的汤水。这样，我们喝着咖啡，老鹰也一口口地在盆里啜。 最后，主人把老鹰架在他肩上，老鹰吼了一声。主人说，瞧我们的托姆多讲礼貌，它在向中国客人道晚安呢！ 托姆被送回阳台上了。我的心才踏实下来。 可那一夜我没睡好，总觉得窗外的托姆不时地在朝我扑扇它的翅膀。 那年在福州教书的时候，我刚二十岁出头，跟学生距离不大，喜好自然也相近。我爱打篮球。其实，我的球艺极不高明，当前锋不会投篮，当后卫常犯规。可我就是喜欢玩。下课后，常到操场上跟学生们一道较量，我打起来还十分认真，一回曾把学生脖子抓破。打那以后，我总提醒自己：别忘了师生这道界限。 那是一所教会学校，是美以美会在世纪之初创办的。教职员中有开明人士（其中有的后来还参加了革命），但实权则掌握在几位虔诚的老教友手里，其中有一位家里几代人都信教。逢到做礼拜，他总跟校长一道坐在台上，他有时也讲道，要不就站到台前朗读新旧约。这位老教友认为，星期天（他叫礼拜日）除了查经、礼拜、默祷，什么活动也不允许。他平素对学生们礼拜日还在球场上活动，一直极为不满。我们球瘾又太大，老教友早已看不顺眼了。学生们可能以为有我这个老师在一起，就可以放心打去。 一个星期天，正当我们玩得挺欢的当儿，老教友忽然气呼呼地出现了，并且闯进球场，一F子就把球攫到手，厉声说： “这是主日，不许打！” 然后就愤愤地夹着篮球走了。望着他那背影，我们全呆了。大家都知道这位老教友仗着他的教龄，连校长也不看在眼里，只好扫兴散场。 我呢，不但扫兴，而且还大大地丢了脸。好在没过多久，我就乘海轮北返了。 我一向对名山古刹缺乏兴致。三六年上泰山去采访冯玉祥将军，事毕，我都未趁机看看日出奇景，就赶紧下山赶发通讯了——可惜由于将军大谈抗战，结果，检查官本着当时“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给扣留了。“文革”中在咸宁干校三年，许多“五七战士”都顺道游了庐山，我却鼓不起那雅兴。 九三年，山西文史馆华而实馆长邀我作五台山之游。我竟不顾这副老骨头架子，欣然前往，我想看看那里的佛光寺。我不信佛，也不懂古建筑，其所以对佛光寺感兴趣，是因为想起一位故人：一代才女林徽因。 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她曾冒着酷暑，随著名古建筑学家的丈夫梁思成在这座佛光寺那积满尘埃、摇摇欲坠的梁柱间，手持米尺，爬上爬下地丈量、考证。 不少人称赞她的小说写得好。然而她统共就写了《九十九度中》等那么几篇。我还看过她画的水彩，也见过她的舞台设计。她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可她更热心的是帮助丈夫，鼓励朋友，她的大部分时间、精力都花在高谈阔论上，而且她发表高论时，旁人很少能插进话去。因为她谈得总是那么精彩、动听，谁也不愿意打搅。 倘若当时她像约翰生博士那样，身边有位勤于记录的包斯威尔，把她的那些妙语宏论都记录下来，那会是多么精彩的一本书啊！ 她自己写得不多，但她更鼓励旁人写。我就是在她的殷切鼓励下继续写下去的。 我们最后一面是在五四年的文代会上见的。我远远望到她，就跑过去坐在她身边，叫了她一声“小姐”。她发窘地小声说：“都什么年月啦，还小姐小姐的！” 我推敲她那句话的含意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她那时已不再年轻；另一方面，都解放了，还称她作“小姐”，这不等于称她作资产阶级么！ yes是“是”，No是“否”，这原是最起码的英语常识。 然而语言并不光指词汇，教语言更重要的，得教用法。 就以这个最简单不过的“是”与“否”来说，中国人的用法同英语世界的习惯就大不一样。差别就在这第二句上。例如： 问：“你是中国人吗？” 回答都是：“是”或“对”。没有分歧。 可是如再反问一句：“你不是日本人吧？” 中国人的答法一般都是：“是”。就是肯定对方所说的话。 然而英语答法只能是“否”。就是得一竿子否定到底。 三二年，我在福州教书的时候，一天，一位年轻的美国女教师下课后，脸色涨红地走进教员休息室。我问她出了什么事，才知道，原来在她的班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她在课堂上用英语问学生们：“我是你们的朋友吗？” 学生们齐声嚷道：“是。” 接着她又说：“我不是你们的敌人吧？” 台下齐声使劲喊的，仍然是：“是。” 她十分感叹地对我说，已经教了他们快一年的书，学生们对她的态度竟还是摸不透。 语言用法这种微妙的差异，有时会造成很大的误会。这个例子对于在翻译工作中主张一字不改、死扣原文的直译专家们，我想应该有所启发。 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为了赶上时代，都竭力否定自己的过去，有时连过去在学术上的成就也羞于提起，惟恐被打上白色的旧知识分子的印记。 一次，我赴捷克大使的家宴。主人虽身为大使，其实他原是位作家，流亡伦敦时曾同我一样也是国际笔会的会员。那天同席的还有我们一位名诗人兼德国文学研究家。大使那天夸说，他在使馆顶层有一写作间。每天他必躲到那里去看书或写作，不见客，不接电话。接着又谈起他正在读着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诗集。 这时，我就接下去说，同席的那位兼德国文学研究家的诗人是最早把里尔克介绍到中国来的，译稿还是在我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发表的。 我的话既是事实，自然也包含着表彰。不料那位诗人听了却满脸通红，不置一词，像是被人当面揭了什么短似的。 这时我觉察自己失了言，但话已说出，收不回来了。 席间一度出现了紧张，我十分懊悔自己的多嘴。 现在回想起来，那正是连无辜的《简爱自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都被斥为毒草的年月。当时，倘若有人说我研究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估计我也会大大吃不消。 幸好，那样草木皆兵、动辄得咎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谁没看过戏和电影！但六十年代初的一天，看电影可不是为了开心，那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当时，《海瑞罢官》、《李慧娘》，凡是打了红某子的，就都属于“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的毒草。去看钦定的“毒草”，可得义愤填膺，擦亮眼睛。 下班之前，学习小组长就绷起面孔厉声宣布：下午两点半要去文化部看电影，不许迟到早退，不许请假。最后还着重通知：看完了要立即回机关开会批判——最后两个字是带着凶狠的眼神和语气说的。这显然既事先就表白了通知人的立场，也预示出这又将是一场殊死的斗争。 作为严重政治任务去看的电影，偏偏是充满江南秀丽风光的《早春二月》，一部极动人的文学片。然而人们可不是去欣赏；而是要在那小桥流水中间寻找万恶的修正主义。 命运真奇妙。那阵子，头上有“帽子”的日子反而好过些，因为所有的批判，首先需要表态的是革命群众。我细心倾听着他们一个个吃力地往那无辜的电影头上扔着泥巴，扣着修正主义帽子。其实，这倒也不难！那年月，凡是属于真善美的，都可能毫无例外地扣上那顶臭帽子。 革命群众扣完帽子，时间也差不多了，小组长宣布任务完成。于是，就散会大吉。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就没那么文明了。不是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就是砸烂狗头，碎尸万段。“革命”和嗜血就成为同义语了。 “文革”期间，机关脑体倒挂。平时的勤杂人员如今坐在办公室里给干部们派起工作了。年轻的去拉卷筒纸，老的则派些“轻”活。有个时期，我同范用和王子野烧锅炉。承他们二位照拂，往外推炉渣时，他们总抢着驾辕，让我在旁边推。后来又改派我同原社长许觉民扫大院子了。 那阵子，“牛鬼蛇神”一清早都要排队点名，然后自报身份，有报“胡风分子”的，我就报“右派”。古典部有位老党员，干了一辈子革命，什么过错也没犯过。他原本应报“修正主义分子”，可他报了声“老干部”，这下可惹出乱子了。那个个子高大的原司机班头儿——那时成了革委会主任，就当众左右开弓，脆脆地扇了那位瘦小的老干部十几个嘴巴，好不威风！ 许觉民那时算是“走资派”，我呢，是“老右派”。每天，我们俩总是扛上扫把，准时来到收发室，那位好心肠的工友还偷偷给我们各斟一杯茶。强迫性的劳动就是积极不起来。我们总是聊一阵天才无精打采地抄起竹扫帚。许觉民边走边诙谐地说： “走，斯文扫地去吧！” 我听了喝彩道：“这个词儿用得恰当，用得好！” 人不一定犯了刑事罪才会尝到听候宣判的滋味。当那位放射科主任把我肾部的透视片交给主任大夫，大夫迎着灯光边看边摇头时，我心里可紧张了。我多么想知道自己躯体里出了什么差错啊，可又不敢问，只能屏息直愣愣地望着他的脸——特别是他的嘴，听他宣判。 好容易他才慢条斯理地转过身来宽慰我说：“腹腔问题好像不大……”这时，他又皱起眉头指了指底片左下角一块毛栗般的阴影说：“你左肾可长了块结石，块头还真不小哩。” 透视和同位素扫描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诊断：我的左肾确实有块鹿角形的结石，他估计至少已经有十年了。（这时，我记起在湖北咸宁干校喝了三年那带粪渣儿的湖水。）不过，他说正因为它块头大，掉不进尿道里去，所以他建议保守治疗，暂时不采取措施。 恰好这时（七九年夏）作协通知要我参加首次对美国的访问。我能去吗？几家医院的大夫都给我打了保票。这样，我就带着它登上了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四个多月跑了美国十几个城市，有时清闲，有时忙到凌晨。除了腰部偶尔作痛外，结石并没捣什么乱。 回国后，促使我下决心非去掉这块结石不可的理由，十分荒唐可笑。我当时想，既然那枝笔又还给了我，我就要上山下乡，好好干它一场。就像五○年领导说要我赴朝鲜管理战俘，我马上就去协和医院把阑尾割掉一样。我总希望身上没有包袱。 不幸，做了摘除结石手术，导致尿道不通，带了八个月的管子之后，终于还是把左肾摘除了。 接着，也许由于负担过重，这唯一的一只肾也只剩下常人的三分之一的功能。 于是，我到处找有关肾病的书看，并开始严格控制起饮食。十几年来，我就靠这三分之一的肾，居然还凑合著活下来了。 同样，当我满口好牙的时候，一直不知道爱惜，还同旁人比赛过咬杏核！如今，只剩了几颗，倒懂得爱惜起来。 所以我总是亡了羊才去补牢。 朋友，劝君还是羊未亡就先补牢，这是一个老人真诚的忠告。 既然往日的文学不是“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文革”十年，出版业整个闲下来就是意料中事了。从编辑到出版，从校对到印刷，都关上门改打起派仗了。 忽然间，七十年代的一天，一项“特急任务”交下来了，说上头要看一部古典名著，而且要得急。 于是，全出版社立即响应号召，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地大干起来，要力争在出版速度上创个世界纪录。 任何行当一搁将近十年之久，肯定会生疏。同时，任何行当搁下将近十年之后，大多数从业人员也必定会感到技痒。如今任务下来，而且来自最高方面，这在当时是莫大的光荣，大家干起来，怎能不分外起劲！发稿、校对，一环一环都特别加了紧。 大家不但放弃午休，还加夜班。一方面是由于又摸起本行业务，毕竟比成天打派仗有意义；同时，大家也可以借此表一番对革命的忠诚。经过三个昼夜的齐心奋战，这三百多页的“特急任务”，居然提前二十四小时全部完成了。 书印成之后，由我们出版社革委会主任亲自送交有关领导转呈上头，接着就受到表扬。 于是，革委会立刻在临街的铁栏杆上挂起二十几尺的横幅红绸金字大标语：庆祝提前完成紧急任务而受到表扬！当天黄昏，革委会就组织了一次庆祝游行，并要求全体人员一律参加，不许请假。每人还发给一面三角彩旗，一路上边走边喊着口号。 后来才知道，原来突击出来的是：明代一部童子免阅的《笑话大全》！ 三九年寒假，初次由剑桥去伦敦度假，就预先按照报纸“招租栏”给伦敦一家长短期住客都接待的公寓去信，订了个房间。在利物浦车站下车后，为了妥当，我还又给那家公寓去了电话，回答说房间已经留下了。到了那家公寓门前：按铃，开门。可房东一看我是个黄种人，竟彬彬有礼地说：“对不住，那间房刚租出去啦！” 幸蒙朋友告知，罕姆斯苔德有位姓丘吉尔的老夫人开一公寓，专喜接待东方学生。她那里已经住了一位来自锡兰（今名斯里兰卡）的女提琴家，还有学政治的印度学生（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此外就是伦敦中国银行的副理胡明理。所以我没费什么事就也住进去了。 老太太对肤色虽没成见，但对房客们有个极合理的要求：必须穿着睡衣入寝。也许是怕房客把她的被褥睡脏了，可她却说这是文明不文明的标志。 我是在北京东北城角穷人家长大的，小时候干脆光着腚睡觉，成人后，也只穿条裤衩和背心，从不习惯穿什么睡衣。幸而她那座三层小楼里还住着几位东方同胞，在他们的提示下，我赶紧去买了一套。而夜里我还是照老样子睡。清早，把那套睡衣揉作一团，装作穿它睡过了。 就这样，在这位老夫人眼里，我也成了一个文明人。 也是七九年住在五月花公寓的事。 一天，写作中心来了一位短期访问者（就是仅住上一两天的），是位希腊作家。他的一部小说被拍成了电影，中心要放给大家看，这位原作者就跟着影片一道来了。由于同是来自文明古国，我就邀他共进晚餐，他也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 此人其实刚步入中年，可瘦削的脸上长满着棕色的络腮胡子。他握着我手的时候，连声说着：“孔夫子。”于是，出于礼貌我也报以：“苏格拉底。”接着，他又迸出“李白”两个字，我赶紧还了声“荷马”。 我知道的希腊诗人名字太有限，幸而他大概也把肚子里关于中国诗人的名单抖落得见了底。反正这番对口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足以使我们一见如故。 那天我还特别去当地的朝鲜铺子里买了点东方小吃。我们边吃边聊。饭后饮白兰地时，他忽然嘤嘤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从上衣贴身处掏出一张照片。他颤巍巍地指了照片中的女人，呜咽着告诉我：“她——我的艾玛，我亲爱的妻子，丢下我，独自到另外那个世界去啦！” 他哭得那么惨，我一面安慰他，一面仿佛也有点怪这种艾玛太狠心。 我烧着咖啡，他继续在叙述他同艾玛的快活的日子。他满脸淌着泪水，捶着胸，直直地问我：“如今，她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竭力安慰他，真怕他会寻短见。他呢，就像个爱哭的老娃娃，越劝，他哭得越激动，双肩一耸一耸的。 我赶忙给他斟上杯酒，他一饮而尽。即便是娃娃，也有哭累了的时候，他又一次端详起文玛的照片。这回，我探过头仔细看了看：花丛里探出的确实是一张秀丽的脸。 这顿饭我一直在听他为艾玛所颂的挽歌。他抹着泪告诉我：她既活泼，又会理家。他捶着饭桌，诅咒夺去她美好生命的那场疾病。 他反复问我：“没有了艾玛，我还怎么活下去啊！”我只能又给他斟酒，并且劝他节哀，用作品来纪念她。 第二天下午，我照例去公寓对面那片灌木林里散步。打老远我就看到林中石凳上坐着一对男女。时而叽叽喳喳地交谈，时而还似在抱吻。 惟恐惊动了这对情侣，我就折入林间小道，可那男的声音听来好熟悉。 待我从树叶隙缝里一瞥，原来正是头晚在我房里抱头大哭、痛不欲生的那位希腊诗人。而同他一见如故的则仿佛是来自东欧的一位女诗人。 一九九六年 ------------------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http://gd.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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