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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堂读书记(八)


买《章太炎遗书》记


  我先后购买的章氏遗书,计有:

  一、《章太炎先生所著书》。上海古书流通处一九二四年石印,所据为浙江图书馆校刊章氏丛书本。共二十册,有光纸,价十二元。其目录为:

  《春秋左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文始》、《新方言附岭外三州语》、《小学答问》、《说文部首均语》、《庄子解故》、《管子余义》、《齐物论释又重定本》、《国故论衡》、《检论》、《太炎文录初编》、《补编》、《菋汉微言》。

  二、《章氏丛书续编》。成都薛氏崇礼堂木刻本,共四册,价八元。其目录为:

  《广论语骈枝》,《体撰录》、《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古文尚书拾遗》、《春秋左氏疑义答问》、《新出三体石经考》、《菋汉昌言》。

  三、《章太炎先生家书》。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影印本。家书共八十四通,系与夫人汤国梨之通信。

  此外,还购有《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志钓编,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版。此书以章氏自订年谱为纲,系以各时期与章氏思想行动有关之资料,收罗丰富,编织有序。不只从一个时代,反映出一个人物的风格,也从一个人物,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面貌。此书上下二册。

  中学时,我买了一本《国故论衡》,可能是国文老师的介绍,是为读章氏著作之始。当时是怎样读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但没有读懂,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就是现在我读起此书,还是很吃力。当时,确是认真读过的,就像我那时读《费尔巴哈论纲》,英文原本《林肯传》,严译《名学纲要》一样,是用一种硬啃的读书法。这种读书法,当时颇具效力,好像是钻进书中去了。但印象不深刻,经过若干年,又都茫茫然。现在,购置了以上书籍,通读能懂的也只有:《文录》、《菋汉微言》及《昌言》(这都是章氏对弟子的谈话记录,多关于历史、人物、时事,文字比较通俗)、家书以及年谱。

  章太炎二十三岁时,肄业诂经精舍,受德清俞荫甫(樾)教。曾国藩说过:李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是当时知名学者。严格说,这是章太炎做学问之始,并从此得以成为朴学大师,享名于后。朴学是清朝一种主导的学术,如果不是时局的影响,他可能一生从事这种书斋中的工作。因为排满运动的兴起,他成为革命人物,辛亥革命以后,他又成为民国的元勋,政治和学术的名望,同时有之。实际上,他只以学术文章见长,虽然好参与政治,好谈政治,好作幻想大言,多不切于实际。所以在政治上,名望虽高,却并没有什么实绩,也没有做成什么大官。民国以后,政局屡变,章氏言论态度亦屡变,甚至依附过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后来不能活动,就常常发通电表示政治见解,看来他是一生不甘寂寞的。

  章氏幼年即患有眩厥症。应童子试时,即因此病而未终场。他自己后来也常常提到:“予少时多病”。眩厥是一种脑神经疾病,但并不影响读书、作文,且有时表现为灵敏、激越,故章氏文章,锋利如削,有一种奇异色彩,此病理使然。

  然此病有时兴奋易怒,有时沉郁寡言,显然不宜于理政,所以他虽热心政治,当权者从未委他以重任。袁世凯不得已委他个东三省筹边使,他也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很快就辞职不干了。

  章氏为文,好骂人,有些地方,看起来近似人身攻击。如骂吴敬恒:“善钳尔口,勿令舔痈;善补尔袴,勿令后穿。”等语,当时称为名句。有一次,竟骂蔡元培为法国人,非中国人。但对人对事,又像并无成见,时有改变,也不记私怨。为友为敌,常有反复,这也是和他的性格有关的。

  章氏好铺张,章士钊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章太炎好穿奇装异服,招摇过市。另有记载,有一次,他到四川公干,买了一大条红布,制成一幅横标,雇两个人抬着,作为他的前导,以壮行威。

  此人很重道义,他为参与缔造民国,光荣牺牲的同志,都写了传记,并为他们请封表扬。传记真实地记录了这些人的个性行迹,使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民初那些志士仁人的形象。如记邹容幼年好雕刻,狱中得弱症,章氏为其诊脉处方等情节,都有班马史传之遗意。

  他的学术,因为我不懂,姑且不论。章氏的文章,我以为辩才不及梁启超,然切实过之;深湛不及王国维,然条畅过之。章梁文体,实为后来报章文字之先声,影响新闻界至巨。他的著名文字,如讨满洲檄,我以为写得并不精彩,罗列罪状,有勉强凑数之弊,文字也冗长造作,生动之笔太少。

  与康有为论难的信,感情就充沛得多了。又好用古字,人多不识,这实际上是限制了自己文字的流传。

  文人逸事,热闹有趣者多,真实可信者少。章太炎大闹总统府一事,最为当时所乐道。记载颇多,且加演义,以为章太炎如何英雄,袁世凯如何没有办法。其实,在那种场合下,有办法的还是大总统,没办法的还是穷书生,他究竟是被拘留起来了。章氏自记,就平实得多,晚年并称赞了袁世凯的肚量,证明章太炎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真正的书呆子。

  章氏晚年,受人馈赠,卖文章,为海上闻人如杜月笙的先人写碑传,为人所诟病。其实这些都是小节,是情有可原的。他的爱民族爱国家的大节,至死是为人们所称道的。

  他晚年,不承认甲骨文的真实和价值,这是鲁迅说的“专家之悖”造成的,也是情有可原的。人一旦成为某一学术领域的权威,即不知不觉,把自己看成偶像。偶像是要本能地排除自己所不知的新生事物的。

  古人以能立功、立德、立言者,为名人。章氏有功于民国,虽无大德于民,然亦无亏缺之处。至于言,煌煌大著,更无论矣。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名人,固非投机取巧,沽名钓誉者流可比。然名人都有时代的特点,为历史所铸造,与英雄同。当其一旦成为名人,则追逐者日众,吹捧者日多,军阀官僚商贾皆争先利用之。或赠以高楼,或赠以骏马。黄金不求自得,美女纷至沓来。于舆论优势之外,往往亦得实利。

  本人亦以不同凡俗自居,人之阿谀,不以为怪,人之厚赠,以为应当。日久天长,主观客观上,名存实亡,变成偶像。言行不顾,见利忘义,有些名人,遂成为不名誉之人。名人既败,毁之者亦众,过去誉之者,必转而造谣,投井下石而后快。此名人兴衰之通则也。

  近世之名人,为数甚众,流品脚色亦甚杂,根基牢固者少,忽起忽落者多,求如章氏之人品学术贯彻始终者,并不多见。我读他的著作,是怀着虔诚尊教之心的。

  发愿写这样一篇文章,时间已有三年。参考书打开又放起,放起又打开,一直未得成篇。此因过去读过的书,都已忘记,年老少精神,又不愿去翻检,知难而退。近日,其他文章不好写,遂决心写出,然亦只是读书的印象断片,不得称为研究文字也。

  1986年8月23日校讫并记

  
读《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附考。明方孝孺曰:“然予独有感焉,世之谓严酷者,必曰秦法。而为相者乃广致宾客以著书。书皆诋訾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若是者,皆后世之所甚讳,而秦不为罪。呜呼,然则秦法犹宽也。”

  耕堂按:方孝孺盖有感于明政之严苛也。附考引宋高似孙言论,意见与方氏稍合。可谓皆独特之见矣。然汉以秦为严酷,魏晋以汉为严酷。屠沽负贩,起而革命,而严酷如故,革不掉也。后世论前世事,矛盾往往易见。而在当时,恐不如此认识。书本为书本,行政为行政耳。后人以某事断秦政宽,以某事断秦政严,皆出意想。必须根据史实,全部考察,方能稍得其实际。然近代史实,尚不易弄清,历史公案,更难定矣!

  《史记·吕不韦列传》:“《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桓谭新论》:“秦吕不韦请迎高妙作《吕氏春秋》。书成,布之都市,悬置千金,以延示众士。而莫能有变易者,乃其文约艳,体具而言微也。”

  唐马总曰:“暴于咸阳市,有能增损一字与千金,无敢易者。”

  宋高似孙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人卒无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贱若此,可不哀哉!”

  《郡斋读书志》:“时人无增损者,高诱以为非不能也,畏其势耳。”

  耕堂按:从以上引文看,千金不能易一字之原因有二,即不能与不敢。不敢是畏不韦当时的权势。不能,则一是文章为高妙之作,二是当时的秦士,都是愚黔之徒。然仔细想来,这一个典故,恐怕只是一种传说,一种演绎。因为司马迁所作《吕不韦传》,只说予以千金,并无下面的话。司马迁说予以千金,只是强调这一著作的不苟与当时对待的隆重耳。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后世学者以为吕览(即《吕氏春秋》),成于不韦为相之时,不韦迁蜀以后,不久死去。何以能聚宾客著书,又何以能“悬之咸阳”。乃是司马迁的笔误驳杂之辞。其实,这里说的只是“世传”,其意即吕不韦遭到不幸之后,其书反而得到世人的重视,与自序上下文文意相通,不足为过也。

  《吕氏春秋》一书,列入杂家,历史上不大被人重视。有人说是因为吕不韦名声不好。我看,恐怕是因为这部书的编写体制不太通俗,每篇前冠以月令,初读时,叫人摸不着头脑。其实里面好的东西很多,即以古代寓言故事而论,孟子、韩非子等书,以此见长,而《吕氏春秋》,“察今”一篇中,即包含三则,无疑是一个大宝藏。且它所引古书,多是秦火以前的旧文,其价值就更可贵了。

  我过去有广益书局的高诱注普通本。后又购得许维遹集释本,线装共六册。民国二十四年,清华大学出版。白纸大字,注释详明,断句准确,读起来,明白畅晓,真能使人目快神飞。晚年眼力差,他书不愿读,每日拿出此书,展读一二篇,不只涵养性灵,增加知识,亦生活中美的消遣与享受也。

  1986年11月22日记

  
读《燕丹子》


  
——兼论小说与传记文学之异同


  滕云同志送我一本他所选译的《汉魏六朝小说》。冬夜无事,在炉边读了一篇《燕丹子》。《燕丹子》一书,我有光绪初年湖北崇文书局的百子全书本,为嘉庆年间著名学者孙星衍集校,初未细读也。

  《燕丹子》作者不详,旧题燕太子丹撰。据孙星衍序:

  “古之爱士者,率有传书,由身没之后,宾客纪录遗事,报其知遇。”想来这部书,也是太子的宾客所写。

  孙星衍又说:“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词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纵横上说两家之间。”读过以后,觉得他的评价是很恰当的。

  此书以记事为目标,原拟成为历史,然叙述夹杂一些传说及荒诞之事,遂为后人定为小说。即使作为小说,因为它有坚实而动人的历史事实,再加上叙述之委婉有致,乃成为古代小说之翘楚。

  冬夜读之,为之血涌神驰,寒意尽消。周围沉寂,而心目中的秦廷大乱。此真正小说佳品也,非泛泛者可比。乃取《史记·荆轲传》对读之,并记两书写法之异点如下:

  一、《燕丹子》共分三卷,第一卷记麹武,第二卷记田光,第三卷才记荆轲。系一人引出一人。而《史记》一开始就写荆轲,并同时写了与他有关涉的高渐离、盖聂、鲁句践等。在《燕丹子》中,高渐离只是在易水送别时,露了一次面。《史记》则把他处理成仅次于荆轲的一位侠义之士。

  二、在细节中,除去孙星衍提到的:“《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削其乌白头马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无且药囊。”《燕丹子》还有荆轲赴秦时,“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和“行过阳翟,轲买肉,争轻重,屠者辱之,舞阳欲击,轲止之。”两个细节,为《史记》所无。

  买肉这一细节,对小说很重要,因为表明荆轲在进行大事中间,不为小事所误的克制精神。而司马迁或者认为,他前面已经写过两次荆轲的这种精神了,不再重复。这在史裁上讲,也是应该的。

  小说,一再重复,可加强人物性格和故事效果,但也要得当。《燕丹子》的处理,还是得当的。

  司马迁的《荆轲传》,现在通称为“传记文学”,然其本质仍为历史。所谓传记文学,只是标明:司马迁的历史著作,同时具有文学的价值与功能。作为历史,选材就应该更严格一些。荆轲刺秦,是一大悲剧。这一事件的失败,在当时是震动了千万人的心灵的。并且关系到了对荆轲这一人物的评价。司马迁不能不找出其失败的原因:太子催促太紧,荆轲没得与他等待的那位客同行,而与秦舞阳同行,荆轲在出发之前,就看出这个人不行了。小说对于失败,则不必有结论,任人想象去好了。

  三、《史记》没有采用燕丹子中的,用金子投青蛙,吃千里马肝,砍美人手等细节,这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小说可以这样写,民间可以这样传说,作为人物传记,这些材料,只会伤害荆轲的形象。

  四、至于《史记》不采用燕丹子中的乌白头,马生角,是因为荒诞。不采用它的乞听琴声,是因为虚构。乞听琴声的原文为:“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觳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轲不解音。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轲拔匕首掷之,决秦王耳,入铜柱,火出燃。”

  在那样紧张的局面下,间不容发,哪有这种闲情逸致,这等从容?当然是不可能的。入铜柱,火出燃,却比《史记》所写,更为有声有色。

  《史记》虽不采这两件事,但放在小说中,还是可以的,能引起人们的一些联想。群众会这样想:啊,所以没有成功,是上了秦王的当呀!

  五、《燕丹子》一书,就在这个地方终止了。《史记》却在荆轲刺秦失败之后,又写了高渐离的不寻常的举动,又写了鲁句践感叹的话。使文末摇曳生风,更拨动了读者怀古的思绪,增加了作品的悲剧效果。

  耕堂曰:历史与小说之分野,在于虚构之有无。无虚构即无小说,正如无冲突即无戏剧。然在中国,历史与小说,实亦难分。有时历史的生动,如同小说,有时小说的翔实,超过历史。而历史家有时也从小说取材,小说从历史取材,则更为多见。但文体不能混淆,历史事实,有时虽出人意想,不得称为小说;小说虚构多么合情合理,也不得当作历史事实。

  《燕丹子》与《荆轲传》,题材无出入,人物无等差,古人已因其有无虚构,判为泾渭。文体虽不同,写作艺术,仍有高下之别。仔细推敲,《史记》的剪裁塑造必胜。学者认为《燕丹子》成书于前,《史记》采摘之,亦未必然。要是秦汉之际,关于这一次政治性大事件的记载,关于荆轲事迹的传述,不会是一种,而是多种。其中有事实,有传说。事实有传闻异词,传说有夸张想象,记载有繁简取舍,不会一致。《燕丹子》为其中之精粹完备者耳。

  1986年11月29日

  
买《世说新语》记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不好给青年人开列必读书目,但他给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的那张书目,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我记得在进城以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搜集那几本书。《世说新语》就是其中的一种。

  我先在南市地摊上,买了一本启智书局铅印的本子,只有上册。这本书后来送人了。

  不久我在南开区一家废纸店,买了一部四部丛刊黑纸本的《世说新语》。那时,四部丛刊流落街头的很多,旧书店只收一些成套的白纸本,黑纸本无人过问,就都卖给废纸店了。

  这部书一共三册,我给他三角钱,他已经很高兴了。

  四部丛刊本的《世说新语》,是影印的明袁氏嘉趣堂刊本,首页有袁褧写的序,他说:

  晋人话言,简约玄澹,尔雅有韵,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乎其言之也。临川撰为此书,采缀综叙,明畅不繁。孝村所注,能收录诸家小史,分释其义,训诂之赏,见于高似孙纬略。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

  目录后所附的高氏纬略说:

  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

  从以上两段引文,可见古人对此书的评价。这是当之无愧的。

  后来,我又在天祥市场,买了一本唐写本《世说新书》。

  是罗振玉印的,极讲究,大本宣纸。这是《世说新语》最古的本子,系长卷,分藏四个日本人家,罗氏借来合印的。末附罗振玉手写的长跋,其中包括杨守敬初见此卷时的题跋。

  这个写本,后来附印在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影印的,宋绍兴八年,广川董棻,据晏殊校定本所刻的《世说新语》的后面,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这部书,我也购存一部,末附宋人汪藻所作叙录,包括书名篇数考证,考异,人名谱名一卷。

  我买唐写本时,并不是打算考证《世说新语》的源流,对于这种学问,我是一无所知的。是为了习字。唐人写经,我已经有了几种,很喜欢这种楷法,这个写本,字更精采,也大一些。

  买来以后,我临写过两次。发见:这个写本,虽为考古家所重,当做字帖也很好。如果当做书籍来读,就很费劲。抄写时,脱字、错字很多,很多地方,读不成句,或不明其义。

  此外,有些字的写法,也很特别,虽系古法,已不适用于今日。

  唐时,书籍靠抄写,为人抄写经卷,是一种职业。但这些书手,只写得一手好字,文化却不高明。抄写错漏之处,也不愿修改,因为那样一来,会使得卷面不干净,引起主人的不满。如果主人再不察,随即束之高阁,那就只能以讹传讹了。

  无论是晏殊校本,还是陆游校本(实际也是根据的晏殊校本,即董棻刻本),都是在传写的基础上,经过整理的。古籍经过整理,总要进一步,但也要看整理者是什么人。如果遇人不淑,不学无术,妄自尊大,那古书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晏、陆二家,一代名宿,所校当然可靠。但四部丛刊本陆游跋语甚简略,并未说曾经他校改。文字可疑之处,已经后人校出,列于书后。

  四部丛刊本《世说新语》,虽系明刻,实际上重开宋本,仅次真迹一等,确是善本。我现在阅读的,主要是这个本子。

  我还从天津古籍书店,买过一部光绪十七年,湖南思贤讲舍刻的,经王先谦、叶德辉校勘的本子,共四册。第一册多题跋、释名,各一卷,第四册多考证、校勘小识,引用书目、佚文各一卷。材料多一些,但读起来,还是不如四部丛刊本醒目。

  这部书,在书店翻阅时,标的定价是四元,当时我没买。

  后来,请他们给我送来,书价已改为六元。临时加码,装入私囊,这是一些书商的惯技,所遇已非一次,我只好任他敲了一下轻轻的竹杠,权当送他的车马费。

  杨守敬跋唐写本云:

  自规箴篇孙休好射雉起,至张闿毁门止,其正文异者数十字,其注异文尤多,所引管辂别传,多出七十余字,窃谓此卷不过十一条,而差异若此。

  这是考据家的发见,应该尊重,但与读书关系不大。后来的整理本,删去管辂别传七十余字,是因为这一注文过长,有些文字与正文关联不大。其他个别字的差异,则因为写本的遗漏或错误。如元帝过江犹好酒一条,末句:“酌酒一酣,从是遂断”。写本作“酌酒一唾从此断”,显然不雅。远公在庐山一条,“执经登坐,讽诵朗畅”句,写本脱“朗畅”二字,使句子不整。

  像《世说新语》这类书,记载的是历史人物的言行,在古代,曾被列入史部,后来才改为子部小说类。史评家刘知几,曾对这样的“史书”,作如下评论:

  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豚。嗟乎!以峻(孝标名——耕堂注)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颐彪峤,纲罗班马,方复留情干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史通》)

  但真正的历史家,例如司马光,在他撰写《资治通鉴》时,却常常取材于这类“小说”,读者信之,不以为非。

  在古代,历史和小说,真是难分难解,能否吸取它的精华,全看自己的鉴裁眼光如何。

  《世说新语》这部书的好处和价值,已见开篇引文。为更使览者明确,再引鲁迅论断:

  《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中国小说史略》)

  我读这部书,是既把它当做小说,又把它当做历史的。以之为史,则事件可信,具体而微,可发幽思,可作鉴照。以之为文,则情节动人,铺叙有致;寒泉晨露,使人清醒。尤其是刘孝标的注,单读是史无疑,和正文一配合,则又是文学作品。这就是鲁迅说的“映带”,高似孙说的“有不言之妙”。这部书所记的是人,是事,是言,而以记言为主。事出于人,言出于事,情景交融,语言生色,是这部书的特色。这真是一部文学高妙之作,语言艺术之宝藏。

  虽是小品,有时像诗句,有时像小说梗概,有时像戏剧情节。三言两语,意味无尽。这是中国一种特殊的文体,一种文史结合,互相生发的艺术表现形式。

  人言东晋,清谈误国,是否如此,不得而知。统观此书,其谈吐虽冲远清淡,神韵玄虚,然皆有助于世道人心之向善,即后记人物行止,亦皆备惩劝之功能,绝非虚无出世之释道思想,所可比拟也。

  此书尚有清代纷欣阁刻本,亦称善本,寒斋未备。

  1986年12月20日记

  
买《流沙坠简》记


  我忘记了从什么地方知道这部书,并为什么想要买它。鲁迅日记的书帐上,不记得有没有这部书。有很长时间,我是按照他的书帐买书的。鲁迅曾经说过,罗振玉印的书是很贵的。

  六十年代初,我从北京中国书店,购进这部书。可能只是因为慕名,也因为有些闲钱。书店的标签上定价是一百元,为甲等一级,可见其名贵,也是我藏书中价钱最高的一种。

  书共两函,三大册。乌青布套,封面为土黄色,这是象征流沙吧。纸是日本印书用的宣纸,质地很好,国内是很少见的。罗氏的书,很多是在日本印行的。此书除图版外,文字部分全部系书写上版,楷书庄严秀丽,两个序文的字体尤佳。第一册,扉页里面有上虞罗氏宸翰楼印标记。罗序称:古简册出于世,载于前籍者凡三事:一、晋之汲郡:二、齐之襄阳;三、宋之陕右。序末记宣统甲寅,实为一九一四年也。

  次为王国维序。略考简牍出土之地:一为敦煌西北之长城(出土者为两汉之物)。二为罗布淖尔北之古城(魏末以讫前凉之物)。三为和田东北之尼雅城等三地(古者汉遗物,近者隋唐之际)。王序末无宣统字样,只书甲寅。

  图版分三部:一、小学术数方技书。二、屯戍丛残。三、简牍遗文。

  第二函两册,内容为考释及补遗,补遗考释,附录等。

  以上,此书内容之大略也。

  罗氏此书,虽根据英人斯坦因图版及沙畹考释,然为国内研究汉晋简牍之始。王国维的序及先后考释,内容精确,行文严谨,功力甚厚,为后来研究此种学问者,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出土简牍的研究,主要在于汉代及以后的屯戍制度,王国维分为:簿书、烽燧、戍役、禀给、器物、杂事六项。它涉及的是古代西北地理、军事设施及其沿革。

  然此书所得简牍甚少,后续有出土。一九三○年,在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发掘出汉简一万余枚。建国后,用其中两千余图片,汇印为居延汉简甲编,我也买了一册。精装大本,价三十元。与罗氏印书相较,书品风格,已大不相同。

  陈梦家根据丰富的材料,写了不少研究木简的论文,后汇集为《汉简缀述》一书,一九八○年中华书局刊行。我也买了一册。较之王国维,陈的考释,更为详细具体,研讨方法,仍追踪王氏,行文则比较通俗。陈初为闻一多派诗人,后考订金石,一九六○年,转治汉简,突飞猛进,成绩可观,然不久即惨死于十年浩劫。以诗人才华,退而考古,终不免死于人事纷扰之中,与王氏同,二人先后以学者之身,死于非命,亦考古一途之厄运也。读其书,不无戚戚之感。

  《流沙坠简》一书,初到我家时,完整如新,想来也是爱书人所藏,大概也不经常翻阅,上面连颗图章也没有。“文革”中被抄去,封套略有破损,发还后,我已修整过。我对它,与其说是读书识字,不如说是欣赏印本。几十年来,不过打开过三次,这次是为了写文章,恐怕是最后一次了。想在上面打个印章,想了想,还是前人的作法对,就作罢了。

  为了阅读它,我还从北京五洲书局,买了一本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这本书里,有斯坦因窃取敦煌石窟宝物的详细记述。第十章,有关于这些木简出土的情况。在这本书里,还可以看到,当这个外国人在我国西北行窃时,当地的官员、首领以及无业游民,吸鸦片者,贪图小利,为洋大人所收买驱使,甚至主动帮忙的情景,贪婪、愚昧、无知的心态。抚今而思昔,温故而知新。这当然是文字以外的书,题目以外的话了。

  1987年1月10日写讫

  
买《宦海指南》记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向外地函购旧书,达到了恣意滥买的程度。存书中竟有这样两部:

  一、《宦海指南》五种。包括:《钦颁州县事宜》、《佐治药言(续言附)》、《学治臆说(续说附)》、《梦痕录节钞》、《折狱便览》。

  二、《增广入幕须知》十种。包括:《幕学举要》、《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学治说赘》、《办案要略》、《刑幕要略》、《赘言十则》、《办公八字》。

  两部书内,有好几种是相同的。我既不想做官,也不想入幕,不知道为什么买了这些书。

  即使想做官入幕的人,这些书对他恐怕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都是清朝时的文献。不过,《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还有《梦痕录》的作者——汪辉祖,却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从这里读到他的著作,我是很高兴,很有兴趣,很满意的。

  汪辉祖,清乾嘉时,浙江萧山人。那一带的读书人,如果科场不得利,多改业佐幕,就是后世所称的绍兴师爷。他的父亲,曾从事过这种职业,但很快就自动不干了,以为“有损吾德”。汪辉祖青年时,在做官的岳父那里,看到那些幕僚们收入不错,可以养家餬口,他也跃跃欲试。当他把这个愿望告诉家人时,他的祖母和母亲同声斥责他,不要忘记父亲的遗言。汪辉祖郑重发誓以后,才正式当了幕宾。他先后在十几个州县官那里当刑名师爷,工作了三十多年,写了《佐治药言》一书。晚年得中进士,自己也做了一两任州县官,很快就退休了,又写了《学治臆说》一书。

  他的《佐治药言》,当时就很有名,为人重视,因为都是根据他的见闻经验写作而成,他的文字也很通达简练。

  师爷一职,名声本来很坏。汪辉祖也自称,从事这种职业,是“寄人篱下,鸡鹜夺食”。但这种职业,又关系人民的安危生死,至为重要。所以他根据这一行应有的职责道德,著书立说,以教后人。

  他的书,一直到清朝末年,还不断为州县官翻印,是有价值的政书。《梦痕录摘抄》,是从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摘取有关幕职的片断而成,所以也列在这类书籍之中。

  耕堂曰:汪辉祖在当时,既非文化界名流,亦非思想界领袖,不过是州县的一个幕僚。但他的著作,却不只受重视于当时,鲍庭博刻入权威性的《知不足斋丛书》,阮元为之作序。而且被推崇于后世,及至民国,仍为胡适、周作人辈所搜求。汪氏著书之时,不过是为了把自己从事这种职业的经验和见解,介绍给同业者或初习者,并非有意邀取评论界的哄抬,或羡慕外国的奖金。当今之世,有文士焉,本无经历,亦乏学识,著书立说,不为社会效益着想,不为读者身心立意,空设玄虚之境,念念巫祝之辞,企图惑群招众,成立流派,自封教主,亦近狂矣。中华民族,并非如此等人所说的,那么愚昧,那么封建。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文化对书籍,都是有选择的,有见解的。主要是看你的书,是否实际,是否有用,是否引人向上。如果你写的书,内容无实际,所谈非经验,读后使人昏暗沉沦,即使你虚作声势,亮出旗号,人民也是不买你的帐的。

  中国人认为有用的书,必须:一、有义理。二、有辞章。

  三、有事实。如果,你所写的书,与以上三方面,都不沾边,那就是无用的书,古人所谓灾害枣梨的书。江辉祖得著书之说之道,故其书人称为有用之书。

  任何工作从事久了,富有经验,都可以写成一部书。这部书如果写得好,就不只对这一种职业有用,也会对其他职业有用。汪辉祖从事的职业目前已经没有了,但他的著作,还是有用处的。

  1987年2月20日

  
读《棠阴比事》


  四部丛刊二集,有此书名,我没有买到零本。后来在天祥市场,遇到这一部清朝道光年间朱绪曾仿宋刻本,花了两元五角钱,买了回来。书堆放在货架底层,封套破旧,落满灰尘,想来是很久卖不出去的下脚货了。

  原藏书人,不可考,好像是一个银行职员。他用来抄补缺断的纸,是营口中国银行的簿记纸。他除抄录了残页的文字,还抄了知不足斋抄本的一个序文,夹在书内。书已经修补重装过,到我手中,我又把开裂的页缝用薄纸粘连好,把封套刷净。

  它还是很可爱的。因为书的底本,是黄荛圃的旧藏,真正的宋本。黄在为人家析产时,在租簿中发见了它,当时即定为上等。后来到了他的手中,写有很长的跋尾,也刻在这个本子的后面。

  朱绪曾的刻本,无论版式、字体、纸张,一体仿宋,就连宋讳,也照样缺笔,对于我这个没有见过宋版书的人来说,真是大开眼界了。

  本书作者桂万荣,南宋时鄞县人,庆元二年进士,做过余干尉。他在序文中说:“取和鲁公父子疑狱集,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比事属辞,联成七十二韵。”就是先以四字两句的韵语为一条目,然后分注一段有关折狱的故实。这些故实,都取材于宋人的笔记、碑传,或宋以前的著作。现在看来,他拟定的这些韵语小标题,实在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如果单独看,则不知所云;如果联系注文来看,又似乎多此一举。并且所引事例,多系传闻小说性质,说对办案人有所启发则可,说是办案的准绳、龟鉴,则悬殊太大,且太危险。如言八十老翁所生子,最怕冷,在日下无影子等等,几近于迷信无知之谈。明人吴讷,为其删补,盖有因矣。

  然此书历来被列入子部法家类著作之中,且被从政的人以及藏书家称为有用之书。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崇尚道理空谈之书,一提法家,就是商韩,真正的有关法律著作,流传下来的太少。明清以前的刑律,只有一部唐律,较为完整。私家著述,有关这方面就更少,只散见于一些笔记小说之内。而一成小说,则故事性、趣味性强;一成笔记,则上下其手,出入其词。或自作聪明,主观想象,掺杂其间,以之为法制准则,其不可也甚明。清代一些学者如孙星衍辈,注意及此,辑录校印一些旧文献,也很零碎,不足为“法”。

  这部书,我买来时没有仔细看,近日读了一遍,就像读其他笔记小说一样,没有什么“法家”的感觉。

  书分两册,正文只五十二页,而字如核桃大小,很快就读完了。

  耕堂曰:司马迁有言:“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又说:“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鲁迅有言曰:

  “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乡谚有云:“屈死不告状。”此为过去人民对政法之印象。法本为民而立,而民与之隔阂,畏而远之。疑狱多而难明,由来久矣!

  1987年2月26日写讫

  
读《李卫公会昌一品集》


  进城以后,我买了不少丛书集成的零种书,其中包括一些政治家的文集。书籍发还以后,我还住在小屋里,大书靠墙垒好,这些小型书本,就堆在方桌底下。那时与张君同居。

  一天我下班回来,张告诉我,她把那些小书都处理了。处理是很方便的,出门就是一个废品收购站。我没有说什么,除去一些杂书,有几部成套的文集,也被处理掉了,包括范文正公全集。都是很新的书,道林纸本。

  惋惜之情,与日俱增。商务当年印的这些书,版本小巧轻便,印刷清楚,校对可靠,断句可信。现在有些新印的古籍,前言说明根据的什么珍本,参校了多少善本。别的不讲,只看标点,就错误百出,有的实在是笑话。书装订得很厚,是为省工;用纸粗糙,是为了料贱,与商务印本相比,有今不如昔之叹。张君处理书,以书本大小为取舍,不懂书的内容,因为她只读过一些唐诗宋词和外国小说。也可能只是为了走路方便,吃饭时脚下清爽。

  还好,床铺下面的没有动。这部《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当时就屈尊在那里。

  《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丛书集成初编,据畿辅丛书本排印。不到三百页的书,却分装四册,老年人读起来,轻巧方便,有不可言之妙。

  李卫公就是李德裕,唐武宗时名相,新旧唐书均有传,传都写得很长,记其功业事迹。

  旧书卷一百七十四,史臣称赞他的“禁掖弥纶,岩廊启奏”时说:“语文章,则严马扶轮;论政事,则萧、曹避席。”

  评价很高。谈到他的缺点,则说:“不能泯是非于度外,齐彼我于环中。”这指的是他同牛僧孺等人的朋党斗争。“与夫市井之徒,力战锥刀之末,才则才矣,语道则难。”

  新书卷一百八十,对他的缺失,说得比较委婉:“宁明有未哲欤?”

  道与哲,都是很玄妙的,很难捉摸,也就很难判断有无。

  对历史人物,我们只能信任史书的论断评价。近人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称李德裕为人贼险阴狠。鲁迅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也说这人最后流窜岭南,是因为伤人太多,自食其果。鲁迅是从那篇传奇小说《周秦行纪》谈起的。

  李的门徒写了这篇小说,署上牛僧孺的名字。小说是自述体,内容不止对当今皇帝大不敬,主人公并于冥冥之中,与前代皇后杨贵妃结合。然后,李德裕作《周秦行纪论》,咬牙切齿,罗织罪名,落实到牛的身上,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那文字真可以说是带有血腥味道。

  奇怪的是,这篇小说,一直署着牛僧孺的名字,流传下来。当时皇帝,并未追究此事,牛本人也不曾辩诬自解,遂成为文学史上一桩奇异公案。这是因为,李党的这种栽赃做法,手段和目的太明显了。皇帝不会相信,读者也不会相信的。

  小说写得确实好,为历代文学史家们称许。在当时可以说是富有开拓精神,并闯入了一个禁区。使人又奇怪的是,作者既有这般才能,为什么不自行创作,却去干这种事?为什么除此以外,又别无作品流传,却把版权白白送给了敌手?

  李慈铭在他的日记中说,唐代的传奇小说,多是考不中进士,或考中进士而穷极无聊的人所为。故多荒唐之言,并好造作、揭露他人阴私。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

  我现在读的一品集目录中,原有这篇小说和李德裕的《周秦行纪论》,都为编者删去。注云:朋党之见,不足示后。

  盖为乡贤讳也。李德裕是赵郡人。

  古代的所谓朋党,大概就是政见相同的集团;其间的斗争,就是政见不和吧?

  李德裕在《论侍讲奏孔子门徒事状》一文中说:“西汉刘向云:昔孔子与颜回、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转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

  在《朋党论》中,他又说:“治平之世,教化兴行,群臣和于朝,百姓和于野。人自砥砺,无所是非,天下焉有朋党哉!仲长统所谓:异同生是非,爱憎生朋党,朋党致怨隙是也。”

  这些见解、说法,都是无可挑剔的。实际斗争起来,剑拔弩张之际,恐怕就做不到,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了。唐宋以来,朋党间的斗争,得势者都是把对手流窜得越远越好。

  耕堂曰:今读李卫公失意后所作诗文,亦多悟道之言。岂人之一生,穷极潦倒之时,则与道近;而气势焰盛之时,则与道远乎!

  1987年5月1日写讫

  
读《求阙斋弟子记》


  

  求阙斋,系曾国藩斋名,撰者王定安曾供职他的幕中,小有文名,过去提到的《湘军记》,也是他的著作。文师桐城,对自己的史才,也颇自负,实际上并不高明,但史法还是可以看出一些来的。这部书,实际上是曾国藩的传记资料。

  据扉页,此书光绪二年,刊于都门,板存硫璃厂东门桶子胡同龙文斋。李鸿章题署。

  书价十六元,购自何地,已不能记忆。白粉连纸印,刻工不精,笔画时有错乱,京板之通病。有七千卷书楼孙氏记印章,朱、黄二色断句,通读到底,可谓用功之士矣。

  全书共十六册,三十二卷。分《恩遇》,《忠谠》,《平寇》,《剿捻》,《抚降》(李世忠),《驭练》(苗沛霖),《绥柔》(包括天津教案),《志操》,《文学》,《军谟》,《家训》,《吏治》,《哀荣》等节。

  此书购于读太平天国史料,兴趣正浓之时,然书到较迟,不久即逢浩劫,未及细读。今又检出,心情已非往日。太平天国史料,多已束之高阁,兴趣已成过去。写来写去,读来读去,所谓天国之梦,不过惊醒于“自相残杀”四字而已。非曾氏兄弟之功业也。

  当金田骚动之时,天主耶稣,本非中国之物,塾师炭夫,亦非群众景仰之人,何以登高一呼,万夫云从?此因人民深陷水火,求生之念甚切,亟思有人拯救,并不顾及前途吉凶,到底如何。遂于短期之内急转直下,掩有半部江山。曾、左之徒,初以封建道统,号召地主子弟反抗异端,而旷日持久,未见成效。终以天国内讧,乃告功成。此非曾、左封建道统之胜利,乃洪杨本身封建道统之胜利也。历史如此嘲弄人民可不知畏乎?

  今读此书,《平寇》一节,略而不读,从《剿捻》开始。

  由弟子记其先师言行,成为著述,古代多有。《论语》就是一部弟子记。但像《求阙斋弟子记》这样卷帙浩瀚的书,还是少见的。这是因为曾国藩去世不久,威名未消,他手下文武,仍在掌权。把老师的文功武略,弄得冠冕一些,大家的脸面,都会增添光彩。

  曾国藩对付太平军,是用深沟高垒,长期围困的办法。对付捻军的办法,则经过几次改变。最初,鉴于僧格林沁的惨败,他向皇帝疏奏:他本人不能骑马,不能像僧亲王那样,身不离鞍,昼夜穷追。他主张用重镇堵截的办法,并说这是他的所长。然而他的措施并不见效,引起朝廷的不满,有的御史还上折子,请求对他“略加贬抑”,朝廷虽然没有采纳,但对他的态度,已经远不像“发逆”未平时那样倚重了。

  后来,他又采用追、堵并重的办法,收效也不大。捻军之败,还是败在潘鼎新属下的洋枪队上,正像帝国主义参与其间,遂使太平天国失利一样。

  捻军的马队,实在厉害。王定安描述道:

  然旋灭旋起,且益狡悍。每侦官军至,避走若不及,或穷追数昼夜,乃反旗猛战,以劲骑分两翼,抄我军马。

  呶人,慓,疾如风雨,官军往往陷围不得出。贼尤善用长锚,巨者逾二丈。我军以枪炮轰击,贼马闻枪声,腾扑愈猛,瞬息已逼阵,枪不得再施。又喜以一步挟一骑,为团阵滚进,官军以此益畏之。

  曾国藩屡次承认,官军的马队,远不及捻军。不过他提出的清圩政策,确实给捻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王定安写道:

  自捻逆扰乱以来,据蒙亳村堡为老巢,居则为民,出则为捻,若商贾之远行,时出时归。其回窜也,皆有莠民勾引。

  清圩以后的情形,则是:

  厥后任赖由泗宿入怀远,牛烙洪由永城入亳州,皆欲回巢,纠党装旗。各圩寨闭门与贼绝,贼徘徊怀远,几及一月,卒不得逞。从此贼遂四出不归,以迄于灭。

  但是,曾国藩的“剿办流寇,原不可以无定之贼踪,改一定之成局”的老成持重的主张,因师老无功,朝廷不再耐烦,就叫李鸿章把他换掉了。

  同治七年正月,西捻首领张总愚,从陕西转战到京畿以南,雄县一带。京师戒严,清廷大恐,几乎把全国得力的将领都调来会剿。左宗棠到了定州,他向皇帝疏陈的方略中,也有一段对捻军的描述:

  臣维捻匪惯技,在飘忽驰骋,避实乘虚。始犹马步夹杂,近则掠马最多,即步贼亦均乘马。临阵则步贼下马,挺矛攒刺,而骑贼分剿官军之后。其乘官军也,每在出队收队,行路未及成列之时。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引,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折回旋以疲我。其欲东也,必先西趋;其欲北也,必先南下。多方以误我……

  从以上所引,可略见当时捻军之声势,军容,战术,以及进止聚散的情形。此次,捻军曾打到我的家乡安平、深泽、深县、饶阳一带,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幼年还听到母亲讲“小阎王造反”的故事,当时不知小阎王是谁,现在才知道是张总愚的绰号。

  那么多马队,驰骋在大平原,可谓壮观。闭目凝思,宛如再现。故乡近代,凡经战争逃难生活三次:一即小阎王造反;二义和团抗击洋人;三抗日。前二次,母亲一辈经历之。

  1987年8月26日记

  

  王定安撰写的《求阙斋弟子记》中的《家训》部分,实际就是我们常见的《曾文正公家书》,不过免去了上下款及年月日。分为《寄诸弟》、《寄弟国潢》、《寄弟国华》、《寄弟国荃》、《寄弟贞干》、《谕二子》、《谕子纪泽》、《谕子纪鸿》。所收亦略少,只有薄薄一册。

  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家书、家训行世。然多流传不广,有些只存在自家的祠堂中。曾国藩的家书,却不得了,流传了几十年,差不多读书人家,都会有一部。因为他是近代“闻人”,官职又高,他的思想,为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儒学子弟所信仰。五四以后,才逐渐冷落下来。但在一部分家长心中,还认为是教育子弟的必读之书。

  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寄给我一部《曾文正公家书》,是大达图书公司的排印本(即当时所谓一折八扣书)。父亲还附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幼年家贫,读书不多,今以此书授我,愿我认真阅读。信写得很带感情。我年幼不懂事,那时正在阅读革命书籍,对曾国藩等人很反感,且甚瞧不起大达印的书。随即给父亲回了一封信说:以后不要再买这种书,这种书在保定街头,到处都有,没有人买……我想父亲接到信,一定会很不高兴,但也没有来信责备我,以后也没有再给我寄过书。我带回家中的书,父亲从来也不看,也不问,只说我是个书呆子。中年以后,我才认真读了这部书。

  因此我想到:所谓家书家训之所以流传,不一定是因为它的内容,多半是由于写信人的权势和声望。他的说教,即使当时,受信人也不一定听信。例如曾国藩的家书,前后言论,并不完全一致。对于一个人,例如对曾国荃,在曾国荃未显达与已显达之后,所谈所论,就有很多不一样。有很多顺时应势,矛盾依违,甚至吹嘘拍马之辞。这还说得上是兄弟间的真诚感情吗?

  再说,家庭已经是朱门侯府,子弟已经是绔绔少爷,还教他“书、黍、鱼、猪”,会有效果吗?

  对于广大读者,则有环境和时代不同,心意能否相通的问题。我幼年时,在中学课本上,读曾国藩的家书,就觉得不如读郑板桥的家书亲切。因为郑虽是县令,他弟弟究竟是农民,和我的生活距离小,所谈事物,容易理解。曾国藩是太子太保,是爵相,即使他谈的也是普通道理,总觉得和我们平民的心思,不能相通。因此也就不能完全相信,总觉得其中有什么虚伪的地方,言行不一致的地方。

  这当然不是一笔抹杀曾国藩的家书。他的家书,自有它多方面的价值,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研究。另外,他的家书和他同时代的要人们的家书相比,在指导读书,谈论诗文,讨论书法,研究刻书等方面,见解虽不见得高明,读后还是使人有些收获的。比起左宗棠的家书,就显得有学问多了。左氏的家书,我有仿宋排印本两册。其中多谈家务杂事,少谈文史。

  至于时代不同,思想变化,那就更难说了。我认为,现在不会有家长,再叫孩子们去读曾氏家训。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将不知他的“进德、修业”为何物。

  我的结论是:凡是家书、家训,只能对当家长的人,有影响,有用处。对于青年人,总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什么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听说,曾氏的后人,情况还是不错的。这也可能是他们先世的遗泽,包括家书、家训,起了一定的作用。

  耕堂曰:咸同之世,湘乡曾氏,号称伟人。对内尽忠于异族,对外屈膝于列强。接连讨伐起义之民众,极尽残酷。杀人日多,声势益隆。曾氏自言其初衷:为解君父之忧,不畏后世之讥。后虽亦自省: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盖饰词耳。早已盖棺论定,实已无案可翻。然政治风云,究非个人私事,时代如彼,对曾氏亦应论世知人。

  当其显赫之时,正如长江上往来船只,无一艘不插曾氏旗号,他的一言一行,亦无不为人师法。其所著述,人手一编,众口一词,不敢异议。然仅至民国初年,新的学说兴起,革命者已视彼为粪土矣。因知伟人之言论,其价值,随时代之变化,或因其权势之消长,必有所升降。其升也迅,其降也速;其势也隆,其消也无声。万世不移,放之四海而皆准,乃夸张之说法。传人之论如此,名人之论亦如此。在历史长河中,一种言论,一种学说的沉浮现象,是常见的。它是与时代要求,社会现象相关联的。但一种学说沉落之后,有机会再为浮起,无论如何,不会再有当年的声势和影响。对曾国藩的家书、家训,也要这样去看。

  1987年9月2日写讫

  

  “天津教案”列在本书的《绥柔》中一章。著者王定安记其梗概云: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谕曾国藩,著前赴天津,查办事件。初天津有奸民张拴、郭拐以妖术迷拐人口,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捕诛之。而桃花口民团,复获妖人武兰珍。兰珍迷拐幼孩李所,鞫讯得实。讪言受迷药于教民王三。闾阎大哗,疑西洋天主教堂所嗾,或言洋人抉幼孩目,剖其心为药料,城外义冢内尸骸暴露,皆教堂所弃。津民益怒,时相聚语谋报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檄天津道周家勋等,会法国领事官丰大业,至天主堂公讯。兰珍语言殊支离,案弗能决。适士民观者麇集,偶与教堂人有违言,抛砖石相击。丰大业负气,径至崇厚公署,诉其状。崇厚出见,以枪狙击不中。崇厚抚慰之,且戒勿轻出激民愤,弗从。恚愤出署,路遇杰,复以枪击之,误伤其仆。居民见者皆哗噪,殴丰大业毙焉。遂焚毁教堂洋房数处,教民及洋商死者数十人……

  著者对这次事件的叙述,还是比较真实客观的,也很简练,头绪也清楚。在叙述中,又以夹注的形式,引用了当时天津知府张光藻写给曾国藩幕宾吴汝纶的信,详细地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并在文字中透露了知府本人的看法。这是官场的一种手法,所谓先通关节,以便使即将来查办此案的曾国藩先入为主,听信他的报告。

  但现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已经是久经仕宦的老奸巨猾,他所注意的不只是下情,更注意的是上情——即朝廷的意图。

  而朝廷的意图,又是常常变化的,对涉外的事件,尤其如此。

  掌握不好,不只于事无补,甚至会弄得身败名裂。所以,这次皇帝(实际是慈禧太后)叫他查办此案,对曾国藩来说,实在是一个大难关,关系他一生荣辱利害的大考验,大关键。

  我有一部石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不妨再利用一下。

  在日记第三十六册,五月十五日,他上了续病假的折子。但朝廷催得紧,他在二十六日记道:“廷寄派余赴天津查办事件。

  因病未痊愈,踌躇不决。”二十七日记道:“思往天津查办殴毙洋官之案,熟筹不得良策,至幕与吴执甫一商。”三十日记道:“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六月初二日记道:

  “余日内因法国之事,焦虑无已。”初三日记道:“将赴天津,恐有不测,拟写数条,以示二子。”六月初六日记道:“是日启行赴天津。”二十二日记道:“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二十四日记道:“崇帅来谈,夜接廷寄二件,罗使照会一件,阅之郁闷之至,绕室行走而已。”二十五日记道:“是日竟日昏睡,盖心绪烦闷,而病又作也。”七月十六日记道:“非刑拷讯习教人,坚嘱拿混星子及水火会。”

  八月十九日记道;“是日天津陈镇及委员二人,在余寓审案,敲搒之声,竟日不绝。”

  在知府写给吴汝纶的信中,是痛爱自己的“子民”,反对崇厚的袒护教民和向洋人屈服的。但崇厚是旗人,又是当时执政的恭亲王手下的,洋务得力人士,曾国藩不得不分清轻重,分清去向。与崇厚这个有强硬后台的人,站在一边,当然是上策。他迁就法国公使罗淑亚的要求,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罗淑亚的要求,是将天津府县抵命)。这样做不能不引起朝野的议论。朝廷固然害怕外国人,但一时也不好大伤人民爱国御侮之气,一直在观望,没有决心。曾国藩对朝廷最终还是要屈服于外人这一点尤其明白。他洞悉清政府的实力空虚,外强中干,反复无常的习性。他下定决心:不惹恼外国人。他警告朝廷:自道光以来,对外常常是“先战后和”的,也就是先硬后软的。又说:现在外国还是强盛的。外国人是只重实力,不讲道理的。他先辩挖眼剖心之说,纯属谣言,然后捉拿凶犯,迅速结案。

  王定安记述,当曾国藩初到天津,曾张榜通衢,“仰读书知理君子,悉心筹议。于是至公署条陈者,或欲借津民义愤,驱逐洋人;或欲联俄、英之交,以攻法国;或欲调集兵勇,以为应敌之师。公既谕津民不许擅起兵端,其致崇厚书,有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之语。报友人则云: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贻忧于君父。”

  这就是说,他不听或没心思听,群众那些很正确很有见地的建议,而是一心一意保定清王朝,也就是保定他自己的官帽。

  此案,“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其中有冯瘸子、罗生瓜旦子、小锥王五等名号。多系拷打成招,即所谓“但取情节较真,不能拘守成例”,变通办理,而定案的。

  其结果,曾国藩自己承认:“民气既已大伤,和局仍多不协,不能不鳃鳃过虑也。”

  人民反抗的骚乱,表面被压制下去了。但人民的愤怒之火,不会因压制而熄灭。压制越重,复燃之势也越凶。它种下了义和团兴起之火。

  耕堂曰:平心而论,外交固以国势强弱为准。然清王朝何以衰败至此,还不是因为连年剿杀过多,使国家菁英,陷于无类。曾、左、胡、李,实参与执行,尚望此等人,珍视民气、民心?此次所开外交模式,不只为以后李鸿章、袁世凯所重蹈,民国以后之外交亦因循之。呜呼,实国家民族深重灾难之源也。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书:“然古来和戎,持圆之说者,例为当世所讥,尤为史官所贬,智者有戒心焉。”其内心矛盾,自亦可见。然利令智昏,遂使有些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低三下四,恬不知耻矣。

  1987年9月8日写讫

  
买《汉魏六朝名家集》记


  之一

  这只是初刻,共四十家,分装三十册。起汉枚叔,迄隋炀帝。续刻七十家,未见,恐未出书也。

  此书为丁福保字仲祜(一八七四——一九五二)编辑。丁氏原学医,在上海开办医学书局,他印的医书,我未见过,却购置了他编印的几种文学书。除此书外,有《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唐诗纪事》,《历代诗话》。另买关于古钱的书两种。

  他还印一些有关佛学的书。

  他好像有些资财,从他的笔记中看到,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的一些古籍、古钱,都抵押在他手中。

  当然,除去有钱,他还是个有学问的人,不然,就只能印书,不能编书;或所印之书,也都是乌七八糟,坑骗读者之物了。

  鲁迅先生,曾经对他编印的书,表示满意。他在写给王冶秋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想买严可均的全上古……六朝文,还不如买一部丁福保的《汉魏六朝名家集》,既简便又实用。

  我就是按照先生的意见,买这部书的。书很新,粉连纸,四号字排印。扉页标明:宣统三年七月出版,上海文明书局发行。盖较后印行之本也。

  丁氏曾就读于南菁书院,学有渊源,很是用功。从他为此书和其他著述所撰绪言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学方法,是很严肃的。趣味学识,是很广博的。作为一个出版家,印的书虽不甚多,却给读书界、出版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较之那种唯利是图,无视社会效益的书店老板,实不可同日而语。

  在丁氏之前,汇集古人文章成集,系统编为大书,已有张燮所辑七十二家集;梅鼎祚所辑文纪;张溥所辑一百三家;

  严可均所辑全上古……六朝文。皆因卷帙浩繁,价钱昂贵,购置阅读,均有不便,流传不广。丁氏此编,书型小巧,排印清楚。价钱为中人所及,(据丁氏自撰长篇广告,此书定价十元,实价五元。)销路可观。书存至今,已成古籍,余甚爱之。

  在前人基础上,再出新编,就不能不指出前人的一些缺点,及自己的一些优长。丁氏也不能免俗。他在绪言中,特别指摘了张溥所编中的一些错误。其实,也只是枝节,张氏的劳绩,不会因此而被忽视的。

  又如从史书、类书辑录残篇断简,零章短句,勉强成篇或成集,是鲁迅先生指出的严可均书中的现象。而丁氏书中,这些现象也存在,他是参考了严书的目录而后成书的。如第一册,枚叔、司马长卿、司马子长,三个人的文章,才薄薄一册。司马子长只有文章四篇,一共四页。能称为集吗?再就是有些作家的文集,过去已有成书,并有序跋,方便读者。

  丁氏多删汰不录,也是一个缺点。当然,以上所指,也是枝节,不能淹没他的劳绩。

  丁书在编辑上的好处是:在全书之前,冠以初刻四十家姓氏录,实为作家小传。每集之前,又有作家在史书上的本传,或录四库全书的提要,这就弥补了序、跋缺少的缺陷。

  今人对作品的介绍,请作者自述,多阴阳怪气,放荡无根之言,识者笑之,不识者,以为狂徒。编者代言,亦多不着边际,无关痛痒之词,等于没说。此盖一时风气所致,古籍序跋中,从未见也。

  此书既出版于“宣统三年”,则正当民国成立,一切都在变革之时。文运亦然。丁氏在绪言结尾,有一段牢骚文字,抄录于下:

  窥情万象之际,留连视听之区,既与世而推移,亦随文而升降矣。今者,欧美东渐,变革将及乎文字,附之以东瀛学派,名词既别,涂辙遂殊。舍雅而就郑,将长此滔滔而不返乎?或天未丧文,如昌黎蔚起于巨唐,振八代之衰,而远宗扬马,亦未可知也。嗟乎!湘绮一老,将税驾于桑榆:桐城吴氏,倏已拱乎墓木。茫茫来哲,渺渺予怀,才难然乎?非所逆睹已!

  其言词心态,可以说是很伤感的了。其实是一种杞忧。文运如天运,总是向前运行的。阻止新生,既不可能,废弃旧有,也是妄想。高山流水,汇细流而成江河。细流可断,江河之流,万古不断。湘绮何人,吴氏何功?五四以来,文学之域,不乏昌黎之才,且有过之。应对前景乐观,不应以泥沙泛起,鱼龙混杂,而疑江河澎湃之势,冲击之力。腐草朽木,浮萍野鹜,终有被淘汰澄清之一日。久处湖海,惯游江河者,固无须望而生畏,更无须悲观也。

  虽然如此,历史江河,并不淹没真正之人才。时至今日,昌黎自昌黎,固无论矣。即王湘绮、桐城吴氏,亦自有其文学历史地位,并不因欧化、白话,陈独秀、胡适,而消减其影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此天地公平,虽有倾倚,不失允正,非以私心邪念作转移之规律也。

  丁氏所谓:“大辂讵有椎轮之质,子孙宁留祖父之容”,既不合乎自然规律,也不合乎历史规律。文学总是向前发展的,也总是带有前人的成份的。

  1987年11月24日

  之二

  前几年,写过一篇读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文章篇的笔记,文章收在《秀露集》。近读《汉魏六朝名家集》,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传。我是先读他们的传记,然后再读他们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为人。发见过去那篇读书记,意有未尽,仍待发挥。今日,雨中无事,室内颇静,乃于灯下,对照颜之所指与本传史实,颇多出入,以知文字之事,实难于求是也。

  一、颜说:“班固盗窃父史。”

  后汉书本传:

  父彪卒,归邺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这是子继父业,和司马迁作《史记》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过去,这是一种文人美德,怎么能说是“盗窃”?

  班固后来得祸的原因是:他依附大将军窦宪,窦败免官。

  固对子弟、奴仆,教管不严,多有非法,得罪过洛阳令。及固失势,洛阳令把他逮考,遂死于狱中。

  历史文人,多有为地方官所苦者,唐之陈子昂,遭遇与固相似。

  二、颜说:“扬雄德败美新。”

  这是指,扬雄写过一篇题为《剧秦美新》的歌颂王莽的文章。

  前汉书扬雄传没有提到这篇文章,后来还有人为他辩诬讼枉,说他没有仕莽经历。

  前汉书对扬雄的描述,是很客观的: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又说:

  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

  这样一个人,后来竟牵连到政治事件中,并投阁企图自杀,还留下一个恶名。

  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

  这是什么道理呢?当然,和他的性格有关。前面所引“简易佚荡”,和他在《剧秦美新》一文中自称:“臣常有颠眴病,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奏美新一篇。”可以看出,他虽有高尚之心,好古而乐道,但缺乏操守之志。看到周围的人,升官晋爵,名利双收,他也就不甘寂寞,跃跃欲试,献文一篇,取悦王莽。

  这种情况,在“四人帮”炙手可热,不可一日之时,并不陌生。类似《剧秦美新》之作,也并不少,时至今日,仍从旧日报刊上,常常见到。那些言词的卑污,心态的可耻,较之古人,真可以说是“踵事而增华,变本而加厉”。

  我读了扬雄这篇《剧秦美新》,虽不甚懂,感到也不过是一篇歌颂新朝新帝的应酬文字,并没有多大的“政治问题”。

  就因为他歌颂的是王莽,所以永远背上了黑锅。

  至于那些直接间接,委曲、婉转或借古谕今,或将今比古,向“四人帮”献媚献策的文章,戏剧,诗词,小说,多数将作为失误,用覆酱瓶。少数出自名人之手,以后是否被人写入本传,编入本集,就难说了。

  从传记里看到,扬雄是个可笑的人物,也是个可爱的人物。他的著作,当然不会因为一篇“美新”,失去全部价值。

  我还有一本他著的《法言》,四部丛刊本。

  《法言》之十三为孝至。其文曰:“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大于四表之欢心。”

  我很欣赏这几句话,愿家有老亲者,深思而力行之,这是孝的最高境界。扬氏著作,言词古奥艰深,然其切合实际,有见有识,类多如此。

  三、颜说:“蔡伯喈同恶受诛。”

  这是指他和董卓的关系。《后汉书本传》: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伯喈名)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虽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蔡伯喈为董卓逼迫,到他那里做了一些事,中间还曾想逃走。可是当董卓死后,他又为他叹了一口气,遇见了王允这种随便加人以罪名的“司徒”,就把老命送了。

  《后汉书》的作者,在传后,写了一段“论”。对蔡伯喈一生的流离坎坷,不幸遭遇,三致意焉,是一段很有感情的文字。

  蔡的事迹,还被编为盲词戏曲,千古流传。

  文士依附权贵,凶多吉少,多有教训,蔡氏当明此义。既为所迫,迫者已死,即当离去。何以又坐在新的权贵面前,发出叹声?是感情冲动吗?

  四、颜说:“刘桢屈强输作。”

  《三国志本传》:

  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

  这个故事,蒲松龄曾写进《聊斋》。其实是件小事,也谈不上倔强不倔强。太子高兴,叫夫人出来和作家们相见,当然不是为了叫人们都伏下。如果都伏下,那又叫她出来干什么?刘桢可能少个心眼,没想到这是不能平视的,于是就获罪了。可怪的是,出面干涉的不是曹丕,而是曹操。他当然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这与后来王勃的遭遇极相似。

  《旧唐书·文苑传》:

  沛王贤闻其名,召为沛府修撰,甚爱重之。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一篇游戏文字,召来失业,高宗也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以上,是指颜之推,用寥寥几个字,概括作家的生平行事,多有言过其实之处。

  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固有其个性的原因,但还有历史、环境、所遇,多种原因。也很难分清主次。颜之推为了教育子弟,强调一下个人修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忽视历史与客观的原因,则使不幸的作家,蒙冤更深,对子弟的处世,也没有好处。

  1987年11月28日

  之三

  


  《颜氏家训·文章篇》:

  夫文章者……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行多途。

  古时,宦途和文途是不分的。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做官。

  封建王朝,长期以文章取士。唐宋以前,文学大家,都有官职。一边做官,一边写作。文章好,官声益隆;官越大,文章也更为人贵重。元明以后,渐渐有了不想做官,只想写文章的布衣、隐士。各人情况不同,也时有变化。观其主流,仍以做官为目的。

  其实,做官、作文都好,主要根据自身的才能。做官、利民、教民的机会更多一些,效果也更大一些。但自从有了专业作家,为数虽甚少,却使宦途与文途时分时合。身在文途,自鸣清高,却不忘仕进;身在宦途,也不忘以文途为退身之路,失意之后,又拿起笔来。

  这样,也就出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在近代形成了文艺理论上的一大难题。有的文艺评论家,瘁毕生之力,反复谈论,也没有谈出人人同意的结果。

  这是因为时代和环境,在不断推移。

  


  古时文人,并不忌讳政治。历代作家,没有和政治发生过纠葛或牵连的,几乎没有。他们以居官为荣,立功立言并重。古文之一大宗为碑、传、序。这些文章,都以官衔为重,求文者如此,撰文者也都把自己的官职爵位,堂皇地列于文前或文后,读者也不以引为不清高。

  民国以后,最初,还是这样。虽然封建形式的文章,减少了一些,但文人不轻视官职,仍如从前。即如鲁迅先生,也直截了当地说:“佥事这个官儿,并不区区。”对彭袁大总统颁发的文虎章,也写入日记。

  对官职的轻视,和对政治的反感,是在军阀混战,以及北伐战争之后,因国事日非,官场黑暗,使人民失去了信心,才出现的。

  左翼文学兴起,最初,很强调政治作用,革命者以为当然,社会上却有些阻力。三十年代初,出现了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文学。所谓自由人文学,当时的理论家是胡秋原。他在上海神州国光社编辑刊物,提出的口号为“勿侵略文艺”。

  即政治不要干涉文艺。在论争时,他还使用了国骂:“管你什么屁党鸟派”。

  其实,当时的神州国光社,也是有政治背景的。胡秋原在文化界出名之后,不久就当上了十九路军发动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的委员。后来又当上了三青团的中央委员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这样就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文人的言论、主张,和他的实际行动,常常是两回事。从文场进入官场,这是历代文人,无可争议的,一贯的醉心之路。这种道路,已经不是政治侵略文艺,而是文艺侵略政治了。

  


  我们的文坛,在过分强调政治若干年之后,出现了反思,要淡化政治。因为政治体现在生活各方面,又提出淡化生活。

  也有人进一步提出:文学的起源,不是劳动;文学的基础,也不是生活。比当时自由人的主张,更倒退了好几步。当时的胡秋原,还是崇拜普列汉诺夫的,写过一部很厚的唯物史观艺术论。

  过去大谈政治的文艺评论家,现在绝口不谈政治了。甚至也羞于谈深入生活,不得已,则请作家们去贴近现实。贴近当然比远离好,就像恋爱一样。但如果只是到赞助笔会资金的工厂去参观一下,接受一点纪念品,和经理一同照个像,这种贴近,必然还是两张皮。

  在作品中,政治可以淡化,生活也可以淡化,但作家的生活欲望,不能淡化。他的衣食住行都要改善,要现代化。住房,坐汽车,安电话,自己解决不了,还得给省长、市长写信求助。作品,希望得个头奖;团体,希望当个理事;室内,悬挂奖章、证书;机关,争取评上高级职称……这些都与政治有关,作家本身的政治,也淡化不了,而且,有越来越浓化之势。

  作品品格的高下,不在作品里有没有政治,浓淡如何,而在于作者的用心。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出师表》,通篇都是政治,却是千古流传的名文。

  其实,你愿意谈也好,不愿意谈也好,浓化也好,淡化也好,政治是永远不会忘怀文艺;文艺也不会忘怀政治的。

  


  欲提高作品格调,必先淡化作家的名利思想。但这是很难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晋书·陆机传》:

  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

  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

  陆机是东吴大将陆逊、陆抗的后代。但他不是一个将材,是一个真正的文材。他的诗文,不只在当时,而且在以后,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入仕晋朝以后,不能绝意于功名,以文材而领受大将之职,忘其所以,全军覆没,自己被杀不算,还牵连上两个弟弟。

  所以传记又接着说:

  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危履贵,则哲士去焉,是知兰植中涂,必无经时之翠;桂生幽壑,终保弥年之丹。

  这都是自相矛盾的话,也就是事后静观的话,与当事人的处境心情,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些教训,不只在古代文书里,就是在陆氏昆仲的文集里,也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为什么事到临头,不能起作用呢?

  这就是传记所叹息的:“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了。

  当时,一般的文人,最初,也不过做极小的官,如参军、记室、舍人等等。这都是依附权贵的官,安分守己,还好一些,不然一遇政治变化,就会受到牵连。如日常在待人上,在文字上,得罪的人多,危险就更大。

  


  官做得最显赫的,莫如沈约。这人,好像很有做官的才能,会弄点权术。《梁书本传》,有一段精彩的描绘:

  时高祖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高祖默而不应。他日又进曰……高祖曰:吾方思之。对曰:公初杖兵樊、淝,此时应思,今王业已就,何所复思?……

  高祖然之。约出,高祖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高祖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高祖命草具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高祖初无所改。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阁外,但云咄咄!约出,问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有项,高祖召范云谓曰: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云曰:公今知约,不异约今知公。

  用简短文字,在谋划禅代的紧要关头,生动而活泼地写出三个做特大政治交易的人的嘴脸,不愧为史传杰作。最后所引范云的两句话,尤千古发人深思!《梁书》为唐姚思廉撰。

  沈约虽以劝进之功,进爵三公,但结果亦不佳。

  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

  可见依附皇帝,也不保险。

  在宦途上,最失败的,要算谢灵运。他本来不是做官的材料:“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这本来很好,可以尽情游山玩水,安心写作了。他却不认命,以为不见知,常怀愤愤,言行不检,到处招摇,得罪官吏,最后,竟以莫名其妙的罪名,被弃市了。

  1987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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