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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在一九五九年以后几年间,因为工作关系,写给冉淮舟同志的信件。那时,我正在养病,又要出版几种书,淮舟帮助我做了许多抄录、编排、校对工作。其中主要是对于《风云初记》的结尾,《白洋淀之曲》的编辑,《文学短论》的选择,《文艺学习》的补充,等等方面的协助。 在这些工作进行中写了这些信件。淮舟写给我的信,在一九六六年以前,我就全部退还给他保存了。并不是我预见到要有什么大的灾难,是我当时感到:我身体很坏,恐怕活不长久了。 我写给他的这些信,在一九六六年以后,我连想也没有想过。按照一般情况,它们早已丢失或被销毁了。 现在,淮舟把它们抄录成册,作为一种礼物,给我送来,使我大吃一惊。 这些信件和我送给他的书籍,都存放在保定他的爱人那里。在武斗期间,他的爱人不顾家中其他财物,背负着这些书籍信件逃反,过度劳累,以致流产。 我想:如果淮舟在一九六六年以前,也把这些信件退还给我,那一定是只字不存了。那时他曾把他搜集到的我的旧作一束,交我保存,其结果就是如此。 我的家被抄若干次,其中一次是由南开大学红卫兵执行,尤其严重,文字稿件都失去了。当然也剩下一些,他们走后,家里人又自抄一次,这样文字就真正在我的住所绝迹了。 那时,正值严冬,住室的暖气被拆毁,一天黎明,我的重病老伴,把一些本子、信件,甚至朋友的照片,投进了火炉。她并不认识字,但她好像明白:在目前,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字纸片,比如之乎者也,也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大灾祸。 于是按照旧社会“敬惜字纸”的办法,把它们化为灰烬。 在这种非常年月,文人的生命,不如一只蝼蚁,更谈不上鱼雁的友情。烧毁朋友的函件,是理所当然,情有可原,谁也不会以为非礼的。 经过了这场动乱之后,我给朋友写信,一律改用明信片。 我也不再保留朋友的来信。信,凡是看过,先放进纸篓,过一个时期,捆绑起来,和劈柴放到一块去,准备冬天生火之用。远近知好,敬希谅察。 所以,当我见到淮舟和他的爱人,能在那些年月,保留下我的信件,就非常感动,对这些信件,也就异乎寻常的珍重。 这些信,涉及到我过去的写作生活,我原始的文艺观点。 也涉及到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冀中区和晋察冀边区参与的文艺工作。现将有关我的创作者,略加订正,发表出来,供读者参考。 1979年9月10日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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